◎郑渝川
正如《互联网企业反腐密码》这本书所指出的那样，我国互联网科技公司的发展从数量上已经超过美国，拥有更大市场，有更可观、更持续的人才供给，从而发展拥有更大的潜力，因而在反腐败、反舞弊方面的经验探索，对于全球互联网科技行业改进治理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不论在我国，还是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互联网科技企业都面临反腐挑战。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根据《2019年度中国企业员工舞弊犯罪司法裁判大数据报告》，针对常见的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等重点舞弊刑事处罚罪名，该年度全国31个省级单位的3154例刑事判例中，民营企业有2815例，占比89.25%，外资企业有275例，占比8.72%。而从行业状况来看，信息技术服务业已挤入发生舞弊案件较多的前5个行业。
互联网科技企业发展迅速，在其成长的初期，追求业务增长，把握技术红利释放的关键期，要远远比管理规范重要——这种做法往往会延续到企业上规模乃至成为“独角兽”企业、上市以后。为了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互联网科技企业需要赋予高管、重要岗位员工较大的业务权力，公司崇尚开放文化，强调结果导向，以激励员工创造更突出业绩。
某种意义上，互联网科技企业的管理规范程度，廉政风险控制水平，往往要低于党政机关和传统行业国有企业。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包括阿里巴巴、腾讯、京东、小米、字节跳动、美团等我国的互联网科技领域的“头部企业”，以及其他许多企业，近年来都连续曝出贪腐事件。
新出版的《互联网企业反腐密码》一书，出自京东集团监察部总监、华东政法大学互联网企业反腐败与合规研究院院长、山东大学法学院刑事合规研究院研究员段秋斌。这本书指出，部分互联网科技公司的高管不清楚自己的行为边界，到底是“行业惯例”还是“正常的人际交往”，行走在“违法犯罪”的边缘还不自知。
书中列举了包括互联网科技企业在内，企业从业人员常见的舞弊腐败现象：第一是支付现金贿赂，包括消费卡、购物卡。第二是不当返利和奖励，书中举例，某外资企业就曾以销售奖励向零售商支付高额电子购物卡，其做法被上海市工商局查处。第三是礼品和回扣，这种做法的隐蔽性很强，常见于企业拜会客户、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赠送风俗礼品、小额广告礼品等，其累积价值超过一定金额则很可能构成商业贿赂。而回扣通过所谓的促销费、推介费、劳务费、咨询费、宣传费、科研费等名义支付。第四是虚假捐赠。第五是以“培训、旅游”为借口的变相好处。第六是餐饮娱乐和特定情况下的接待。第七是“干股、虚假诉讼、以借为名”。书中谈到了一起典型案例，国内某互联网头部企业的员工在担任外卖渠道部区域经理时，就利用职权为代理商在引入、考核中提供便利，在近两年内多次通过直接索要、入干股等形式向辖区内代理商索要、收取贿赂，金额逾百万元。
《互联网企业反腐密码》书中指出，互联网科技企业反腐是国家反腐进程中的必要之环。事实上，我国企业尤其是互联网科技企业因为反腐败、反垄断问题，几年来也频频在境外引发执法调查以及后续处罚——我国互联网科技企业反腐败制度建设以及实践短板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企业的整体形象。
而从互联网科技企业从追求成为“独角兽”企业，到改为实现永续经营的目标变化来看，通过清除内部腐败这一“组织之癌”也十分迫切，否则在现金、研发支出、销售收入三大指标内将因腐败和舞弊遭受可能导致企业倾覆的灭顶之灾。书中举例谈到，互联网头部企业甲的数十名被告员工在企业平台作案31起，骗取结算款190余万元。而互联网行业篡改店铺排名、为商家刷单、改删评价、泄露个人信息等也往往涉及到高频腐败。在研发环节，违规使用系统权限盗取公司源代码和技术资料，然后离职创办竞争企业，并继续盗取原公司信息资料和客户信息，其做法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采购环节，多家著名的共享单车企业都曾出现远超市场价采购单车，采购人员借此收取了超额回扣。
对于互联网科技领域的腐败现象，我国当前主流的互联网企业的创始人、掌舵者，包括周鸿祎、刘强东、马化腾、张一鸣、王兴等企业家高度重视反腐，均在意识到反腐重要性后投入资源完善反腐制度体系和动态监察系统，建树廉洁文化，对于一切腐败现象采取零容忍的强势高压态度。
《互联网企业反腐密码》书中介绍了京东、美团、字节跳动、小米等公司的腐败实践：第一，建设廉洁教育、风险预防、监督监察、调查应对模块，确立“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目标，针对本公司业务特点找准反腐重点。比如，京东、小米、字节跳动分别深耕电商业务与新零售平台、物联网智能硬件制造、社交内容平台，均围绕业务模式和商业模式，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反腐机制。第二，组建高度专业性的反腐团队，通常选择有过公检法机关、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从业经验、从业年限5年左右，兼具工作热情和经验的人员参与——书中谈到，负责“不敢腐”的团队，主要来自于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机构的人员，以及检察机关的相关部门人员；负责“不能腐”的团队，主要来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不想腐”的团队，主要来自互联网科技行业，掌握较高的数据挖掘和编程技能，这就增强了反腐监察实效。第三，相对独立的管理条线、严肃审慎的处理程序，避免业务主管领导个人干预反腐流程。
正如《互联网企业反腐密码》这本书所指出的那样，我国互联网科技公司的发展从数量上已经超过美国，拥有更大市场，有更可观、更持续的人才供给，从而发展拥有更大的潜力，因而在反腐败、反舞弊方面的经验探索，对于全球互联网科技行业改进治理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真正意义上做到了贡献“中国智慧”，有益于增进中国互联网科技治理中的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
作者简介
郑渝川：资深书痴，买书如山倒，“剁手”频率高。书评、时评作家，现居成都。千余篇书评见于《深圳特区报》《信息时报》《广州日报》《上海证券报》等国内多家报媒。
审读：孙世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