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核酸从诊断标准变成生活通行证，当采样点由医疗机构延伸至街头巷尾，当防疫检测频率从临时变成日常，当钢板塑窗的采样亭替代了无法遮风避雨的大棚，核酸采样成为生活中的一种不可或缺。
数千亿的核酸产业高歌猛进，亭子里的采样员是其中最基础的螺丝钉。螺丝拧紧，几十万名采样员临时上岗、火速培训，涌入多个一二线城市，如血管里的红细胞一样遍布城市，连点成线为一张疫情防控网；螺丝松动，多地宣布取消或延长常态化核酸检测，核酸采样员高薪腰斩、不再短缺、或将大量退出。
在设计中，采样员们由退休医务人员、执业药师以及学校校医等具有医学背景的人员担任，而现实是，被疫情冲散的劳动者在核酸检测这个新业态中聚集，保洁员、工厂工人、餐饮服务员……在人力资源外包公司的热情邀约中，投入这份“日薪上千、八小时工作、超时有加班费、按时结薪”的工作。
从地市到省会，从西部到东部，他们赶上了核酸潮流的时代大迁徙，到疫情严重的地方去，那里往往会有更优厚的待遇。
与父辈们南下打工，去用工需求最多的长珠三角的流动无本质区别，这是劳动者们在不确定的时代中努力寻找确定性的故事。
哪里严重去哪里
4月底，上海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小陆逆行而来，从武汉奔赴上海。他是护理专业大专毕业，曾经在武汉疫情最严重时感染新冠住进方舱。
疫情断送了一些机会，很多人收入骤减、收紧消费，小陆的保险生意不再能卖出去，转行做高值医疗耗材的他，又遇上了集采的行业厮杀，从此只能勉强靠底薪维系生活。
疫情也改变了部分社会运行规则，创造了一些新的机会。比如，每逢有零星疫情，全员多轮核酸筛查已经是标准动作。而在这时，检测公司就会临时招募有资格证、执业证的社会人士，用高薪降低人们对于高风险的顾虑。
小陆当时的主业是卖医疗器械，工作时间自由灵活，每次有疫情大筛时，他都会积极报名。“性价比”最高的一次，是从下午5点一直采样到凌晨零点，收工时，结算工资有1200元。这样下来，一个月能有好几千块钱的额外收入。
后来，检测公司开始招人去上海，小陆甚至为此辞掉了高值耗材销售的工作，一路向东，好处在于“可以连续做”，预计至少会做到六月底，而现在随着上海免费核酸检测延长，他至少会呆到八月初。
哪里有疫情，哪里最严重，就到哪里去，疫情的高风险意味着高收益。参与到这场迁徙大潮中的，有失业的药师，有辞职的护士，有护理专业学生……他们应核酸检测需要而迁徙，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点位到一个点位，选择做这份过渡性工作的时间，也随着疫情态势而摇摆不定。
药师老赵是去年10月入行的，采样培训在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租下的800多人电影院里举行，观看视频然后互采，整个过程不到两个小时，只淘汰了几十个人。
冬冬的培训方式也差不多，看视频、穿脱防护服、实地观察采样。他们没有收到一份培训合格证书，也不知道这东西应该由谁签发。
“日结、兼职、下班拿钱”，起初老赵在各个群聊、朋友圈、抖音账号上收集招募信息，往往是前一天晚上报名，第二天晚上收钱，做一天是一天。
选择日结并非懈怠生活，而是难以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10多年的医药销售之路因为单飞开药房而终止，30多万负债，人到中年，为了还债，老赵卖掉房子、做外卖员、药店职员、跑摩的，三四份工作或因疫情公司倒闭，或因疫情结束任务。
工厂停工、餐馆倒闭、快递停运，核酸成了收留廉价劳动力的“无依之地”。比起打针、输液等侵入性操作，采样任务并不困难。面对张开的口腔，一个垂坠物悬在中间，两边是弯弯的咽后壁，用棉棒刮两至三次，采集便能完成。
在时代的缝隙，老赵努力寻求一丝稳定，看到隔离酒店招募采样员，他和另外一个朋友扔下电瓶车便去了现场，“不用挪地方就能做一个月，是个好活计”。
报到时，看着姑娘们带着大包小包，只有他俩双手插兜站在那里尴尬地傻笑。衣服没带够，脏了就洗过晾在暖气片上烤干，第二天接着穿。第二次去隔离酒店便有了经验，他把家里的台式电脑搬出来，一边工作还能一边把继续教育的网课上了。最近他在二手平台浏览起笔记本电脑来，以此来应对不断迁徙的生活。
早在3月，还在酒店隔离的他，便听人说起过深圳、上海、香港急招采样员，日薪上千，而当时西安采样每天200块，他有些心动。等到准备动身的时候，深圳上海的疫情已接近尾声，北京成了他唯一的选择，薪酬也在断崖式下降，变成了500一天，他想着，“给400我也乐意干，反正比西安挣得多”。
来北京之后，赚钱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劳务中介压价，时薪从传闻的七八十元降为37.5元，但比起市面上20出头的餐饮零工，这份工作的回报还是更高。
老赵很乐观，早出晚归，其他时间都在亭子里，劳务公司安排住宿，最大可能压低生活成本，即便半个月就结束了，也不会亏太多。
亭子里的百态人间
冬冬将亭子里的生活形容成“牢笼”，每天从这个牢笼望向外面的世界。
5月初，距离毕业不到两月，大三的冬冬从鄂州职校搭一小时火车来到武汉，成了武汉某社区医院第一批采样员。
学校是一个大型的职业介绍所，她所在的护理专业里900名学生，100个来到武汉，女生被分到各个社区医院管理的便民检点位，男生则被派往高速路的卡口。
疫情搅乱了冬冬原本正常的生活：每年一次的全国护士资格考试从4月推迟至7月，“整个年级很少有人拿到证的，就业不好看”。已经内部预留了转正名额的医院，碰上了4月疫情，招考迟迟无法进行。
在就业难的这一年，有一份兼职，总比在家闲着好，况且这份兼职还是这个充满随机性的社会里，目前看来最稳定的一份工作。核酸兼职，成为不少护理专业学生们与社会的过渡和连接。
八点，梧桐树下的采样亭开始工作了。排在前面的是逛完早市的老头老奶，一打鸡蛋、一袋桃子、一个红布袋，然后是带两份早餐的年轻人，两个保洁、两个保安、三个环卫、四个警察……零零碎碎的50个人头，很快占据了广场。
小孩蹬着独轮车，飞快地穿过广场，“做核酸喽”，胸前卡包的夹层里印着一张四四方方的二维码。摇着蒲扇的老大爷将婴儿车里的孙子放在一旁排起了队，逢上熟人便打招呼，“唉，你也这做核酸”。大家热烈地以“核酸”作为问候语。
有些时候，舌头会将咽喉都遮挡住，避免麻烦，冬冬草草地在舌头上划拉两下。几乎每个采样员都遇到过“掉假牙”的场景，棉棒还未伸进咽喉，假牙哗地一声掉了，老人不好意思地笑了。
相比起这些小插曲，食物残渣、烟味甚至蘸口水尤其难以忍受。排在队伍后面的男人端着一碗重庆小面暴风吸入，冬冬注意到了后提醒说，“你别吃了，等会儿再吃”，但临了他的位置，他又重新喝了一口汤，糟糕的口腔环境令她深感崩溃。还有人因为不愿意被捅喉咙，自带装着痰液的盒子，“你在里面蘸一下就好了”，几番拉锯之后冬冬不得不给他“蘸”了一下。
远远望过去，采样亭与保安亭、咖啡角亭、报刊亭并无二致。空调是采样亭最重要的功能，穿上防护服的采样员们，用室内16度的空调抵抗室外35度的高温，但并不能阻止汗液的分泌。
封闭天然与稳固安全相连，但现实往往是错漏百出，譬如手套太大、手部移动空间小、采样台太高等。采样员不得不适应这些哭笑不得的设计，有人将一只手套取下，从直径十几厘米的小洞中伸出棉棒采核酸，还有干脆将采样台搬到亭子门口，背对着空调坐着宛如一尊门神。
在人数暴增的时段，冬冬仍旧不慌不忙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没有一丝紧张，毕竟“多做了又不算钱”。遇上心地善良的老师值班，会多开一个采样台为冬冬减轻压力，如果没有，只能让排队的人急得干瞪眼。
“迟到早退”、“提早收工”也是小陆抵抗机械采样工作的方式。采样点下午营业时间是1点半，但是他往往会提前1分钟到岗，慢慢穿起大白，依次带上一次性帽子、口罩、手套，拉起防护服。
此时，门外已经排起了10余人的队伍。采样员已经掌握了规律，下午天热，来做的人不多，每逢大筛之后人也不多，一个人能忙得过来，另一个人溜出去办自己的事或者回家睡觉。
收工时常成为一个问题，常被人投诉。冬冬形容，“跟打游击似的，一看到没人了，就赶紧把采样管送走”，很难对排队的人解释“已经下班了”。市民的诉求多种多样，“孩子明天要上学”，“核酸过期了进不去小区”，老赵答应了一个，后来就刹不住车，人越来越多，没来得及享受仅有的1小时午休，做完就快赶上了下午的开工时间。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核酸采样员将管子里面最后的位置留给自己，“每日一检”是他们的上岗需要，周而复始。
“我们不是发国难财的”
一种例外状态催生的暴富神话，同时也是数万打工者的身份枷锁。
老赵的疑惑始于一次社区的核酸采样，有名工作人员递了瓶水给他，背后有人悄悄议论，“他们是来赚钱的，别对人那么客气”，他心里不太舒服但也没好意思争辩。
看到网上有人说“核酸检测是发国难财，采样员就是帮凶”，他也不解，“我们挣得也是辛苦钱，怎么就成帮凶了呢？”。
“国难财”这个杀威棒始终是他心中的一根刺。经验老道的同事宽慰他，“不要总想着自己是干活的，这是一件很高尚的事情，是在为疫情防控做贡献”。于是，他开始学着用崇高、宏大的词汇，“白衣天使”、“防疫事业”来抵御外界的流言，努力弥合与医院医护采样无酬劳动的天然沟壑。
隐藏在防护服后的是长时间体力劳动的身体印迹，拇囊炎、腱鞘炎、肌肉酸痛、坐骨神经痛……刚上手的时候，胳膊会发酸，早上起来人像是散架了一样，当做得越多，知觉反而消失了，“像是一条机械臂”，这其中的时间早已无法感知。炎热也是，遇上没有亭子的大棚，他们会往衣服上喷酒精或是抱两大瓶冰水揣着怀里，一小时后冰融成了水。
冬冬的疲累会被发工资的喜悦抚平，“有钱赚，就很开心”。她每天拿37.5元的时薪。五月以来，发了两次工资，先是周结，之后是半月结。她给刚刚高考完的妹妹买了双鞋，省下的1000块钱借给了朋友。她不会轻易买东西，因为没地儿可放，水也从医院拿，一天下来几乎没什么开销。
本质上，作为零工的核酸采样员与外卖员、快递员无异。如果要挣到足够高的收入，他们需要高强度、长时间地工作，并且需要足够幸运地不生病不感染不被隔离。小陆告诉我们，如果因公感染会有每天200元的补贴，但不感染每天能赚800元。
采样既辛苦又孤独，几乎占据了生活的全部。不上班的时间，他们总是用来在家休息而不是社交。唯一的交流可能是采样前和下班途中，大家相互问问薪酬再吐槽一下当天遇到奇葩的事情，“散活比整单挣得钱多”、“机构比社区采样好做”。
在按时计薪的机制下，一个对公司来说赚得到钱的好点位，却是采样员试图调离的岗位。固定时薪意味着大家都更愿意去人少、饭好、受尊重的好点位。
畸形的激励方式之下，采样员以自卫性的消耗来抵抗按时计酬的管理。
老赵曾被派过一件24小时的采样工作，白天给人做，晚上给疫情暴发点做环境采样，日薪上千。冬冬也曾尝到过一次在火车站采样的甜头，上万的吞吐量，几十个采样台，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她挣到了这一个月以来最高的日薪，600元。
冬冬目前常做的点位是一个时间短、采样量大的社区便民检，6小时做1500多人，而有些点位一整天下来也就稀稀拉拉一百人，要轻松很多，为此她曾多次提过申请轮班调岗。如果是为了赚钱，她甘愿去火车站、高速路口做采样，白加黑，做二休一。
在老赵看来，奔驰园区所在的点位是比较令人向往的工作。“你知道奔驰吗？”，老赵兴奋地说道，“他们全部在室内，有空调，生活标准也比较高，100块钱的商务餐呢，公司每天中午的餐补才30块”，说到这里，老赵觉得自己赚到了。
有同学来问“真的赚钱吗”，冬冬向他们解释这其中的辛苦，但对方的回答是“没事，能赚钱就行”，又一个日结百元的打工者被暴富神话吸引入局。
时间不多了
采样员们都十分年轻，这份工作不需要考虑太多的前程和未来，工作目的很纯粹，高薪、临时、过渡。短期内赚来的快钱有各种用途，减轻房贷压力、作为资金储备抵抗风险、为未来寻找下一份正式工作争取更多的缓冲期。
老赵所在的300人工作群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求职青年，这里一度汇聚了各行各业的人们，曾经还有卖凉皮的、工厂做工的、做保洁的“混入”，现在严格要求持有双证，再后来疫情平稳了些，人就更少了，只有八十多个人留下。
极速流动代谢的打工者们，很快填补了一个个用工缺口，采样员、检测员、登记员、秩序员……冬冬的工作群里隔一段时间就被拉进来20多个新采样员，老师们经常告诫，不要轻易离开，现在名额少，出去了再进来就难了。
时薪的高低是由疫情的严重程度、任务的紧迫程度、甚至天气炎热程度决定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同一采样点同一时段的采样员很有可能拿不同的薪酬，这取决与劳务中间商的收费，在这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游戏中，采样员掌握着最少的议价权。
当自身收入远低于大众的认知水平，老赵用混迹于各大采样信息招募平台的经验来解释，“在整个食物链条里面，检测公司拿500，劳务公司给400，到小中介是350，自己赚300”。
整个5月，小陆白天为工厂采样，下午则转到汇聚了多个社区的广场，那会儿，整晚都属于自己，但是城市静止。有天下班后，他想到黄浦江边拍摄夕阳，骑上车没多久就被警察制止。而现在，城市苏醒，他却整日浸泡在核酸检测里，21点30分下班后，只有时间洗澡和放空，有时第二天一早来不及刷牙就得赶在8点前出现在亭内。
加入核酸采样大军的时机至关重要。小陆是在上海疫情最严峻时，由检测公司直招，按照70元/时薪计算，休息时间也算在内，5月还提供免费食宿，但现在通过中介做工的采样新兵，收入已经腰斩至35元/时。
但，不管是疫情态势趋于平稳，政策风向的转变，还是考虑到工作的长期前景和个人发展，临时工终有退场的一天。
如果不是北京天堂酒吧再度引发疫情，老赵可能已经转行去做外卖员了。手机里面几十个北京医护采样的群聊总是弹出招募的信息，需求散落在各处，从朝阳到海淀，从丰台到大兴，他又接起了日结的散活。药师证和医师证并没有增加他的职场竞争力，他认为自己依旧和父辈们当年在劳务市场一样，等着老板来挑人，唯一的进步可能是有了手机，不用现场蹲点。
两天前，老赵因为去商场采样被判定为密接，被拉到酒店隔离7天。拉走的那天凌晨，他原本打算和几个朋友去天安门广场看日出，来北京一个多月了，一直没有机会到处逛逛，他还买了当天故宫的门票。
留给老赵的时间不多了，他不知道出来之后是否还有机会做采样员。
他原本计划着通过做采样员月入过万，待上至少5个月，把当年的窟窿全部补上。现在他开始重新思考起退路，从一个零工流向另外一个零工，“我在抖音上看见在北京送外卖也能一周赚4000呢！”
最初一批入行者留下的赚钱神话，吸引着一个又一个来人，当供过于求、当常态化核酸取消，下一个岗位是什么？
图片来源：老赵
小陆、老赵、冬冬皆系化名
严胜男｜撰稿
陈鑫｜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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