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典｜复旦大学
【导读】近期，“元宇宙”巨头、美国互联网企业meta股价大跌，引发广泛关注。与此同时，欧美各国也掀起了反思互联网模式和数字技术的新一轮浪潮。
本文指出，当前，新自由主义思想、金融资本集团与数字技术巨头已形成推动市场脱嵌的结构性“权力三角”。通过数字技术加持，新自由主义与金融资本对市场脱嵌的影响将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在技术的支持下，数字平台对财富形成“虹吸效应”，大大加快了社会财富的集中，并放大了当前财富分配机制的缺陷，使各阶层之间的财富鸿沟越来越深。
事实上，元宇宙还没有成形，金融资本就先兴奋了。资本欢呼雀跃，巨头摩拳擦掌，元宇宙的故事在市场经济机制的驱动下，吸引着现实世界的大量财富与资源向这个虚拟的新世界快速集中。在加速社会财富向少数群体聚拢的同时，深陷于财富两极分化的泥淖之中的现实世界似乎被忽略了。作者认为，
如果未来元宇宙的发展不是朝着赋能实体经济、将市场重新嵌入社会的方向努力，而是受资本逻辑驱动，新自由主义思想、金融资本集团与数字技术巨头依然在时代惯性的牵引力推动下沿着既定的“市场脱嵌”道路前进，那么按照波兰尼的分析，这些努力将是一个更加失序的危险预兆。
本文原载《东方学刊》2021年第4期，原标题为《数字时代的“市场乌托邦”：透视美国贫富差距背后的市场脱嵌运动》，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数字时代的“市场乌托邦”：
透视美国贫富差距背后的市场脱嵌运动
21 世纪以来，财富不平等逐渐加剧，成为阻碍各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推动全球共同繁荣的关键问题。
收入差异与财富聚集原本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产物，但日益增长的财富鸿沟已经明显超出合理的范围。其中，美国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综合实力最强、技术创新最活跃的国家，
也是财富不平等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其基尼系数常年保持在 0.4 的国际警戒线以上，不仅超过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
而且也处于自身的历史高位。
1980 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一面放松对金融资本的管制，一面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种政策虽然阶段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与经济总量的增长，但也赋予了精英阶层越来越多的财富与权力，他们试图以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名义让以价格和利益为核心的市场逻辑彻底支配一切社会关系，从而加剧了社会危机。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大量过剩的金融资本推动数字技术在社会层面广泛运用，电商、社交、出行等不同生活场景中迅速崛起了一批数字技术巨头，并
试图以数字技术创新的名义，为这场运用市场逻辑改造社会规则的市场脱嵌运动披上推动颠覆性数字技术创新的外衣，以建构一个更加脱离政治权力与社会规则管控的“数字自由市场”。
自由市场体制下技术与资本联动机制的阶段性演变，与财富不平等现象深化造成的社会负面外溢效应形成了高度关联，市场脱嵌运动造成的社会负面冲击成为加剧美国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
▍
市场脱嵌与贫富分化
讨论当代美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根源，需从 198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政策的重要转型谈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罗斯福新政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所推行的福利国家实践的实施，最终被里根及其继任者用强调自由市场、减少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取代。
40 多年来，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与金融资本集团互为表里，有力地推动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新体系的建设进程。
新自由主义理论在里根政府时期成为经济决策的主流思想，崇尚自由市场理念的经济政策转型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是美国政治精英推动市场脱嵌运动的起点。一方面，每当美国经济周期进入经济增速放缓的瓶颈期时，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市场决定论”价值取向及“自助者天助”的伦理道德体系就会重新抬头，主要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为核心的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重新成为精英阶层的依赖路径。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在 20 世纪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系统性地阐述了自由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
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是最有效率的。税收作为政府干预的一种方式，会降低资本利润率，抑制私人投资，从而拖累经济增长；而减税可以释放市场潜能，促进私人投资，纳税人税负减轻相当于收入增长，因此消费需求会更加旺盛，从而带动经济增长。此外，
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自由市场导致的贫富差距是合理的，因为它能够反映经济贡献的不同；资本承担前期投资的风险，就应该实现对该产业的主导，获取创新租金和垄断利润；而能者多得的富人更富后会增加投资，从而提高生产率，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产生涓滴效应，穷人也能从中受益。
在这样一套理论的支持下，自 1970 年代遭遇经济滞胀以来，美国政府就转而采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从里根政府时期开始，各届美国政府都通过了一系列对企业与富人减税的税收政策、压低用工成本的工资政策，以及引导资本进入虚拟经济、金融等高回报率领域的经济政策，推动自由市场的繁荣与扩张。受惠于制造业转移后带来的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与商品，技术进步也在推动交易成本的下降，刺激经济实现进一步增长。与此同时，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水平尽管整体上升，但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
精英阶层还将新自由主义从政策导向上升为具有优越性和普适性的意识形态，以维护其理念的合法性。随着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弗朗西斯·福山提出所谓的“历史的终结论”，这种强调绝对自由化、充分市场化与彻底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冷战结束后甚嚣尘上，其代表便是在 1990 年代广为传播的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其中最为关键的举措，在于新自由主义政策大幅度地放松了对资本的管制，推动美国金融资本集团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
这种生产方式诞生后，剩余价值在产业部门进行累积形成资本积累，当资本积累到一定规模以后，将利润转化为金融资本，进而主导产业。若不进行适度的外部干预，最终在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逻辑驱动下，将导致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脱实向虚”，历史上的郁金香热、IT 泡沫破灭，包括 2007 年次贷危机都由此而来。
自由化、市场化引导资金投入能够迅速获利的资本项目中，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海外迁移，大量资本转而投向金融部门，经济金融化程度不断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但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资本集团，不断通过“旋转门”机制加强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让政府放松对金融领域的管制来谋求自身利益。花样繁多的金融衍生品不断出现，虚拟经济迅速膨胀。金融业能依靠不断吸收更多资本从而推高金融产品的价格进而获利，因此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差距被再次迅速拉大。
截至 2018 年年初，美国金融资产占世界总量的 40%，远远高于其 GDP 占比。这在客观上扩大了有能力参与金融活动的上层精英与依赖劳动报酬的中低收入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
从先导理念到政策，再到商业领域的具体实践，推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与金融资本集团形成了跨政府、产业、学界、社会舆论等不同层面的联动机制。这一联合试图用经济规则进一步改造社会规则，推动更多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要素转变为生产资料，并实现效率最大化。
在市场脱嵌进程加速的同时，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程度和财富总规模都进入高速增长期。
首先是增量维度，即收入的不平等效应。1979—2007 年，最富有的 1% 美国人在收入增长总额中占比 53.9%，增长了 18.9 倍，其他 99% 的美国人的收入只增长了 1%，而这一问题在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变得更加严重；2009—2013 年，最富有的 1% 美国人占收入增长总额的 85.1%，增长了 17.4%，而其他 99% 的美国人的收入只增长了 0.7%。2007 年，美国收入前 10% 的人群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重新达到 20 世纪初期的水平，为 45%—50%，比 1940 年代至 1970 年代高出10 个百分点，
至 2012 年，国民收入的 52% 掌握在 10% 的人手里，达到了历史高点。
其次是存量维度，即财富的不平等效应。进入 21 世纪后，极度富裕阶层和低收入阶层之间的不平等问题愈发明显。2019 年，前 10% 的家庭在总财富额中占比 71%，和 2016 年保持一致，而后 50% 的家庭拥有的财富只占总体财富额的 2%，也和 2016 年大致相同。
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报告显示，2019 年美国基尼系数为 0.481，同样维持在历史高位。
财富分配机制的长期结构性失调，导致占据大量财富的富裕阶层的资产增长速度远高于经济增长率，攫取了经济发展带来的大部分红利。2008 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其实就是对美国财富不平等与经济结构失调的严重警告。但金融危机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选择继续采取新自由主义范式下的救市政策，
通过降息、发行债券等金融产品的方式刺激经济，而不注重经济结构中的产业失衡与收入不公的问题，在财富不平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效果来看，这些政策实质上是维护了自由市场与金融资本的利益。
新自由主义范式内生的非对称性导致了经济救市政策对社会高收入与低收入群体造成了截然不同的影响，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埃曼纽尔·萨兹教授在 2020 年发布的报告中指出，
美国前 10% 的高收入群体有 9 倍于剩余群体的收入，在过去 50年，这些资本家翻倍了自己的收入，而有多达 40% 的美国人口仍处于贫穷状态，他们的状况长时间以来没有太大改变。救市政策并没有使普通家庭受益，投入市场的大量资金成为使富豪更富的助推器。
在西方选举政治的大背景下，随着金钱在竞选中的影响力逐步扩大，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导致市场规则被改变而进一步使高收入群体受益，从而加深经济不平等。
社会财富的重新分化和洗牌意味着对大多数人的不公与打击，而这对以自由民主制度为主的西方政体来说，无疑意味着政治与社会愈加不稳定。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大量群众发动“占领华尔街”运动来抗议高收入群体对财富的垄断。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对于经济问题所持观点也大相径庭，经常引发激烈矛盾。而无论是 2020 年美国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还是 2021 年年初发生的国会山沦陷事件，表面上是体现了美国人民对政治问题的抗议情绪，实际上也与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政策所深化的贫富差距问题密不可分。
▍
推动市场脱嵌运动的“权力三角”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自由市场体制下技术与资本联动机制呈现出阶段性演变的新特点，即过剩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应用的联合。在新自由主义范式的影响下，美国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导致低利率的货币环境与严重的资本过剩，金融资本集团将投资移向互联网技术，意图通过创造技术繁荣，来实现新的利润增长。
数字技术成为新自由主义政策与金融资本加速市场脱嵌进程的重要推动力。自美国在 1970年代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金本位制解绑以来，通过建立国际金融市场与以美元-石油为核心的国际自由贸易体系，让因对外购买商品或服务而流出去的美元回流到美国的金融产业与国债中，形成了规模巨大的金融资本。21 世纪初，互联网经济泡沫在世界范围内数次崩塌，互联网信息技术红利的逐步消退使全球经济增速趋于放缓。
传统的实体经济无法消化过多的金融资本，而新兴技术是降低劳动成本、提高利润与资本回报率的最好方式。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金融资本急需与之结合，产生一套符合数字时代的新型社会生产方式与产业组织形态，运用数字技术提高生产率实现资本增值。过剩的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结合在消费互联网领域催生了诸多新模式、新业态，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消费质量的升级。以数字技术巨头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显著的新经济增长极。
在过剩金融资本的孵化下，这些数字技术公司往往采取
“先烧钱后营利”的经营模式，依赖巨额资本的前期投入，通过企业烧钱结合数字平台技术改造其价值生产行业的具体场景，充分利用网络规模效应与数字技术的应用优势，迅速崛起为新的“数字技术巨头”。
在平台发展初期，得益于金融危机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过剩的金融资本，互联网平台企业获得大量融资，借助互联网优势开辟了数字市场。这些平台企业重塑了价值创造的过程，它们“控制”“连接”而不“拥有”，采取“超外包”的模式，通过将有可能产生生产成本的部分全部外包出去，降低了生产和培训成本，并建立了垄断地位。这种垄断让它们对于未来的收益有了较高的预期，也就意味着
这种“收益”是建立在泡沫之上的，平台所获利益是预期利益而非实际利益，平台运营者寄希望于在平台取得垄断地位后能够获得回报。
数字技术巨头也显示出超乎寻常的造富能力。根据 2021 年 3 月发布的“胡润全球富豪榜”，排名前十的富豪中有一半出自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异军突起的互联网平台，犹如一趟又一趟“造富高铁”，满载着一批又一批企业创始人迈向“巨富”的“下一站”。
数字技术巨头带来的造富效应对生产组织方式与整个社会分配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平台经济创造了一种连接而非拥有的新型生产资料拥有方式，它们并不是传统的产品生产制造商，也不是消费者的服务群体，而是为这两者的对接提供了机会和数据交换，重塑了价值生产的过程，并从中获取超额价值。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
“全球最大的出租车公司优步没有汽车……而最大的住宿提供商爱彼迎却没有任何房产。” 这些公司看起来并不像传统企业一样拥有大量的实体资产，也不生产任何可供消费的产品。
对于数字技术巨头而言，最重要的资产是已形成规模效应的数据平台。在大数据技术的加持下，将众多中小型商家与散户市场聚集在一起的线上数字平台可以汇聚大量的信息和资源，通过数据分析与解读，及时匹配买卖双方的需求，协调供需，持续推送合适的交易对象创造价值关联，极为高效地促成交易并从中抽成。在该模式下，
大型数字平台除了在网络、能源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一次性投资之外，几乎不需要再付出额外的投入，并且相比传统的资源获取与开发利用，
平台获取数据资源与加工的边际成本近乎为零，但又具有高度的资源聚集效应和经济模式的可复制性。因此大型数字平台能从源源不断的交易中大量抽成，获得超额利润进而持续将数据资源转化为资本。
平台经济领域的新劳动分工模式也加强了对劳动力市场初次分配的结构性扭曲。强大的算法和考核以及普遍覆盖的移动管理体系，极大地增加了对一线劳动者的束缚和劳动强度，延长了普通劳动者的实际劳动时间。对于消费者来说，随着数字平台融合了多种生活场景并通过大数据掌握了客户群体的需求与偏好，他们线上学习、休闲、娱乐等任何活动与消费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
他们倾注在数字平台上的注意力成了一种新型劳动。
对于数字控制与资本控制形成的叠加效应，学者沙烨在其著作《跨越财富鸿沟：通往共同富裕之路》中提出了“数字财富鸿沟”的概念。他指出，数字时代的新技术叠加金融资本之后，以新兴科技巨头为核心的各类数字平台，通过对互联网某一领域的垄断，获得了超高额的利润。在技术的支持下，数字平台对财富形成“虹吸效应”，大大加快了社会财富的集中，并放大了当前财富分配机制的缺陷，使各阶层之间的财富鸿沟越来越深。
在当代，新自由主义思想、金融资本集团与数字技术巨头已形成推动市场脱嵌的结构性“权力三角”。通过数字技术加持，新自由主义与金融资本对市场脱嵌的影响将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随着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进一步对不同区域和不同阶层的人群造成的异质化影响加剧了已有的财富不平等现象。
相比传统的产业资本，数字资本的增值速度更快，加上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实体经济萎靡不振，而依赖数据传输的线上经济、数字贸易高速发展，掌握了数据及相关基础设施的数字资本精英很容易获得巨额财富，并促进社会财富进一步向上流动，由此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分化。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分化将造成更为严峻的社会对立。在大多数人遭受着经济衰退与收入下降的双重打击之时，因美国规模巨大的经济刺激政策而获利的富翁们却在享受着财富的迅速攀升。
2020年 3 月至 2021 年 1 月，美国收入排名前 20% 的富人资产增加了约 2 万亿美元，而排名后 20%人口的资产减少了 1800 多亿美元。 根据美联储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第二季度，全美最富有的1% 人口拥有的财富首次超过了中间 60% 人口财富的总和，前 1% 最富裕的家庭所拥有的财产达43.27 万亿美元，已经超过了美国 90% 家庭的财产总和，
而“中产阶级”在美国总财富中的占比已经跌至 26.6%，创下过去 30 年来的新低。
▍
数字时代的新“市场乌托邦”及其幻灭
在自由市场机制的演化过程中，传统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规则的公平性不断被侵蚀，加剧了越来越严重的财富不平等问题，并触发了一系列社会与政治层面的极化现象，民粹主义、反全球化、仇富思潮不时涌现，多重因素相互碰撞造成了当代美国社会的种种乱象。
正如 20 世纪著名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所告诫的，将经济脱嵌于社会的努力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相反方向的抵制。自由市场并不像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预测的那样，可以自动地促进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无限地创造更多社会财富。受新自由主义理论熏陶的精英们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认为政府干预得越少，市场就越能在自由贸易和自我调节的过程中实现经济繁荣，并提出应该让供求关系和价格谈判决定社会资源的配置。在《大转型》一书中，波兰尼曾通过系统的论证来反驳这一逻辑。随着 19 世纪工业革命与世界市场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与相伴而生的抗议活动，破坏了社会秩序；
而国家之间则频繁出现贸易战、关税战等贸易摩擦，并最终放弃了有利于自由贸易的国际金本位制，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推动了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上台。波兰尼认为市场社会是由两种相互对立的运动组成的——力图扩展市场范围的自由放任运动，以及由此生发出的社会层面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
波兰尼进一步指出，以促进资源配置效率与社会财富生产总量的最大化为目的的、完全脱离政府调控的自由市场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人和自然的实存，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将无法长期存续。
自由市场只能在一段时期内切实提升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如果再持续下去，市场调节的作用就会失灵，并伴有灾难性的影响。自 1770 年代中期以来，每10年都会发生至少 2 次有记载的，由生产过剩、投机和债务积累等自由市场弊端导致的全球性或者国家性金融危机。这证明自由市场的尽头并不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与财富的无限增长。随着市场逻辑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获得利益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自由市场强调的完全竞争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会导致严重的财富不平等与社会分配失衡，原本兼顾公平与效率、穷人与富人双方利益的社会规则会在市场逻辑的支配下被扭曲，形成被市场规则操控的社会秩序——市场脱嵌并带来经济危机，而且会引发为对抗这一市场化趋势形成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两者相互碰撞形成一系列冲突，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带来破坏性影响。美国的历史与现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市场脱嵌运动同样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反向保护运动，由财富不平等而引发的社会极化和政治极化现象愈演愈烈。2008 年金融危机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中产阶级反对贫富高度分化的一次社会保护运动。自 2016年特朗普政府上台起，美国社会的分裂日益明显，全球化与保护主义、多元化与民粹主义、白人至上与群体平等，诸多提倡与传统的自由市场精英相反的价值观的团体逐渐登上美国的政治舞台，发挥着社会影响力，美国社会在不同团体的分化与对立中渐渐被撕裂，并爆发了一系列冲突。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经典作品《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使用“政治衰朽”这个术语来形容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的政治失序状态。
他的学生——曾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在国际金融危机过后新发表的文章中也不再高捧民主与市场，转而使用亨廷顿提出的概念来形容美国的政治制度，断言美国已处于“政治衰朽”之中。
目前，市场脱嵌与社会自我保护的“双向运动”仍在积蓄势能。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的快速增值与累积需要实现对数据的充分挖掘与运用，而目前大量流动于消费互联网平台的数据本身是人传递的信息在数字空间的存储，与个人的情感、思想、观念等息息相关，涉及人格的独立、完整与个人隐私的安全。
如果仍然以利益最大化与资本增值的自由主义逻辑为最高目标，那么人将不存在任何超脱经济价值之外的意义，个体的信仰、观念、心理、私德都将不被关注，人类将被拆解为一个个由消费习惯、兴趣喜好、社会交往等多维度构成的数据集，变成符合消费逻辑与资本增值需求的商品。
数字时代的“市场脱嵌”进程在“权力三角”的推动下呈现加速趋势，数字技术巨头与金融资本正在重写现存的商业规则与伦理。现阶段，平台可以合法地通过挖掘个人数据来了解全方位的个人信息，从而预测和控制人们潜在的经济行为，所有关于安全隐私和商业道德的顾虑被搁置，为了满足数字资本的增值需求会再度颠覆现存的社会规则与社会正义观。相比波兰尼提出的工业时代的大转型将人“物化”为可交易的劳动力生产要素，数字资本可能会具备将人格信息进一步商品化的能力，人从社会组织的成员完全异化为生产资料，人际关系将完全由市场逻辑决定。
不仅如此，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巨头正雄心勃勃地意图联手开启一个更加自由、开放、不受规制的新“市场乌托邦”。2021 年 10 月 28 日，扎克伯格宣布将 Facebook 改名为 meta，未来将全面转型成为一家元宇宙公司。11 月 2 日，原本持谨慎态度的微软也宣布进军元宇宙。然而，元宇宙还没成形，金融资本先兴奋了。
在资本市场里，元宇宙所描绘的宏伟蓝图已成功掌握新的财富密码，涉及元宇宙的游戏、股票甚至诸如 VR 等周边概念都成为投资者抢占发展先机的关键赛道。微软更是受消息刺激，于 11 月 3 日市值首次突破 2.5 万亿美元，登顶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企业。
资本欢呼雀跃，巨头摩拳擦掌，元宇宙的故事在市场经济机制的驱动下，吸引着现实世界的大量财富与资源向这个虚拟的新世界快速集中。在加速社会财富向少数群体聚拢的同时，深陷于财富两极分化的泥淖之中的现实世界似乎被忽略了。在一片资本狂欢中，我们不禁深思，如果未来元宇宙的发展不是朝着赋能实体经济、将市场重新嵌入社会的方向努力，而是受资本逻辑驱动，新自由主义思想、金融资本集团与数字技术巨头依然在时代惯性的牵引力推动下沿着既定的“市场脱嵌”道路前进，那么按照波兰尼的分析，这些努力将是一个更加失序的危险预兆。
随着数字时代市场脱嵌运动的进一步推进，波兰尼所说的“市场脱嵌”和“社会保护”双向运动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刻，必然导致当代政治经济结构的“巨变”，可能带来比波兰尼所观察到的大转型时代更为深远的影响。波兰尼关于大转型的思考在当代学术界不断形成回响。美国社会学家斯蒂芬妮·穆奇在其著作《重塑左翼：西方政党从社会主义到新自由主义》中根据《大转型》的基本框架提出了“波兰尼时刻”的概念。学者郦菁结合穆奇的分析进一步指出，民粹主义、各种政治保守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的上升，使我们的时代日益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结构性面貌，而 2020 年新冠疫情只是加剧了去全球化趋势与国内已有的政治-社会矛盾。
如果继续放任对自由市场体制与金融资本增值的盲目追求，忽视社会福利与经济平等，由贫富差距所催化的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经济保护主义等双向运动带来的政治冲突都会对社会稳定、国家制度甚至世界和平带来巨大挑战。
在经济高度全球化的今天，由贫富差距引发的社会秩序紊乱与自由市场主义往往相互纠缠，而波兰尼曾经对市场脱嵌以及双向运动理论的分析，可以为今天理解美国当代贫富差距问题以及诸多社会乱象的根源带来新的启示。
本文原载《东方学刊》2021年第4期，原标题为《数字时代的“市场乌托邦”：透视美国贫富差距背后的市场脱嵌运动》
，篇幅有限，内容有所编删。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