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月6日美国国会遭遇暴力冲击以来，后续进展在持续发酵。中间最引人注目的无过于社交媒体对于特朗普的管控在力度、广度和强度上都是空前的。特朗普的个人账号在推特跟脸书上遭遇了封禁。他的亲属，包括他的小孩，注册的账号也被封了，更不要说他的团队。还有一些其他账号也受到了限制。他以美国总统的账号去发布内容之后，相关内容很快被删除了。
一个事实上仍然是美国在任总统的人遭遇了大型社交媒体公司全面的封锁，意味着什么？
而另一件事情加剧了这方面的变化，就是Parler，特朗普的支持者研发的一个小众应用遭遇了一个生态级的封杀：苹果跟谷歌要求它对内容进行整改，否则整个APP下架；亚马逊表示它如果不对内容进行整改的话，它可能不再提供云托管服务。
因此，有人说如果特朗普要继续传播自己的主张，他可能要有一个独立的手机操作系统、一台运行该操作系统的手机、一个手机的生态系统、以及一个云的基础设施。这种封堵的力度引发了各方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激烈的讨论。讨论的核心焦点就是这种举动是不是损害了美国的言论自由？
目前为止，不同的观点大概分为几块。一派观点认为，在美国国内的法律体系当中，这种行为其实不构成对言论自由的伤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经常被简单地理解为保障个人的言论自由。但事实上，根据较为规范化的正统解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自由是这样的：
第一，它不让政府对言论自由进行管控跟干涉。如果美国政府直接出面关掉一家企业所运营的媒介，或者在一个平台上对这个账号进行管控，这是对言论自由的损害，是不允许的。
第二，个人在公共场合所进行的言论表达是不受限制的。注意，是公共场合，不是公开场合。这涉及到场所的所有权。所谓的“公共场合”是类似于像广场那样没有明确属地所有的场合。
第三，从传播学的角度上来说，美国的言论自由保障的是一种商业媒体的自由。每个人有自由使用媒体的权力，但这种权力是一种法律程序上的权力，就是说你有这样一种自由可以用，但我没有义务去为你创造条件，保障你一定能用得上。有钱人可以自己办一个媒体，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使用。即使一个人没钱，他使用媒体的权力在法律上是得到保障的，但如果他没有办法去接触媒体，法律并不保障一定有媒体给他用。
这个跟我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当美国和其他欧美国家通过教科书、报纸、杂志等各种方式将媒体、言论自由这些概念向外进行推广时，有意无意地会形成一种绝对化的媒体、言论自由的概念，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任何形式的约束。
在冷战时期，因为意识形态，中国这样的国家在认识和接受欧美国家关于言论自由的概念理论时，多多少少在这方面有一些放大。在冷战结束以后的实践中，基于新自由主义的认识理念和实践，以及当时实际的力量对比，欧美国家曾经一度认为，互联网这种东西的发展对欧美国家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他们认为，其他国家在接受互联网的时候也应该像他们一样不作任何限制和管控。任何对互联网内容的管控，在他们看来都构成了对所谓言论自由的损害。所以，实际上大家所讨论的受到损害的言论自由，指的是西方国家人为建构起来的、绝对意义上的言论自由。
除了支持对特朗普言论的管控，也有反对的声音。这里面有两派，一派就是我刚才说的价值派，他们觉得言论自由是绝对的，所以认为媒体的管控损害了它。这种观点的持有者也经常会倾向于认为像推特跟脸书这样的平台，当上面承载的用户达到一定数量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公共性的平台，不再适合以一种绝对私有化的方式进行管理，它们不应该有这么大的权限。
另外一派可以称为政治派，他们看中的是这件事情的政治性影响。这里就必须提一个人了，就是默克尔。默克尔对于社交平台删掉特朗普账号的事情也进行了表达，但这里有一个很细微的差异。默克尔关注的是在执行过程中具体的权力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她说，在平台上进行内容的管控应该依据法律进行，而这个法律不能掌握在平台的运维者和管理者手里。所以，默克尔反对的不是一般意义上对社交媒体平台内容进行的管控，她认为这种管控的权力应该掌握在政府手中。
即使是推特和脸书去执行，比如把账号封掉，或者把内容删除，作出决定的不能是这些公司和平台的运营者，而必须得到来自政府的明确指令，不是授权，是指令。这个指令可以是判决，或是一种行政命令的形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次对于特朗普推特和脸书内容进行管控所引发争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一种恐慌心理。私有平台的运营者攫取了过高的政治权力。国会的暴乱发生以后，美国政府没有出台一个有约束力的文件对特朗普进行政治性的谴责，法院也没有作出一个判决。运营这些公司的领导人其实是根据自身的政治立场和判断，然后以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为依据执行。
这件事会引发恐慌是因为凭借着庞大的技术力量以及资源和能力上的优势，这些企业自己成为了法官、警察、检察官，自己起诉、自己判定、自己执行。大家担心，私营的高科技企业攫取了一部分政治权利以后将会产生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如果这件事成为了一个先例，那么类似于推特跟脸书这样的企业，在美国国内可能真的就会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权力源头，这当然是有问题的。
当地时间1月11日，默克尔发言人斯特芬·赛贝特称，默克尔认为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账户被永久停用是有问题的
法国表露出来的是什么呢？当脸书跟推特开始这么做的时候，其实管控的是特朗普或者不是特朗普，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太大的实体性利益。但他们担心，当美国和这些国家发生纠纷，以及这些企业和别国政府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它们会不会把事件转化成一种可以在国际政治当中发挥作用的权力来源，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政治安全。
事实上中国已经遇到了类似问题。在香港发生暴乱的时候，推特跟脸书对它的信息进行了非常精准的筛选。它们认定在香港发生的事件就是一次民主的示威游行，于是就允许跟这个判定相关的内容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和流动，而不允许相反的信息发布和流动。
说得好听一点，这是这两个平台的运营者基于自身价值观作出的选择，可能是一种有偏向性的运用。但是在更多场合下，你会发现这和某些讨论组的管理员相关，而这些管理员可能本身就是香港暴动的参与者，或者跟香港暴动的组织者和主力的活跃人物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这种情况也可能是当香港的暴动者得到了美国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之后，美国政府的某些部门或者成员和这些平台的运营者直接进行了某种沟通和商量后的产物。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政治运作的结果，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并且将自己的资源转化成了政治筹码。这对现实政治运作的流程形成了重大的挑战、冲击、和干扰。
有人明确地指出，这可能是一个全新时代的来临。我们可能要从一个新的政治过程当中去认识和理解这件事情。我认为这里面有几点比较重要。第一、你必须明确你在哪个尺度、哪个具体的事件场景中讨论这个问题。角度不同，观察事件所形成的图景是不同的，认识也会不一样。如果是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这件事情的话，基本上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个合法但不合理的事。
在美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下，一定要说脸书跟推特这样的做法，以及对于Parler平台的封杀违背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这个官司是很难打的。对方可以说自己是在主动管控网络空间的仇恨言论。除非你给出一个非常形式化的证据，就是一段录音或者一段会议纪要里有类似于“民主党的一个大佬跟一个网络平台的大佬开会时，让他帮忙把和特朗普有关的东西删掉，而后者同意了”的内容。能找到这种东西再来说这是一种共谋，是在政治上蓄意地压制一方的言论自由。否则的话，在法律和程序上要打官司很难。
那不合理在什么地方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政治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有形的边界和规则，就是有法律这样明文规定的。另外一部分是默契，就是自然法学派讲的社会契约。这种契约指的是正当政治活动的边界，也就是我们讲的分寸。
1月6日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国会之前有很多说辞，但暴力冲击之后，他们很难说这是对的。为什么？因为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个默契，或者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政治活动中要遵守法律，不能使用那种明确违规的行为。我在那开会、点票，你明明已经在程序中输掉这场选举了，而且所有关于选举争议的东西也在法律程序当中走完了，结果你拒绝接受这个结果，诱发了骚乱，这就是越过了边界。这样就引发了共识性的反弹。那反弹的边界在哪里呢？
大家仔细想一想，最早特朗普推特冻结的消息是跟脸书冻结他两个礼拜的消息一起传出来的，人们的反应其实没有一下子达到峰值，而是有一个慢慢抬升的过程。大家看到这些互联网公司盯着特朗普封，还封了他家的孩子，甚至要绞杀Parler。大家感觉到，即使你在法律上是有道理的，没有违法，但你的这种做法突破了默契跟共识，在政治上，或者心理上是不可接受的。
这种政治上的契约是一个弹性互动的过程。当一个契约一开始达成的时候，几方就相对稳定，当有一方开始扰动的时候，就开始反复弹来弹去。有人说这是冤冤相报，或者树欲静而风不止。
你如果站在比较公允的立场上，仔细、客观地去回顾，可以推出很多东西来。往近了说，在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在内的战场州，民主党凭借自己在州议会当中的一些优势，在今年选举之前修改了州的法律，最大化地发挥邮寄选票的作用，来提升和巩固自己政治上的优势。可以说这是提前以某种方式锁定选举结果。在共和党看来，你这就是作弊，那我就要反弹。
再往前推，民主党可能会问：“我这样做是因为从特朗普执政开始，这四年来你共和党有没有一天说过正经话，用推特认认真真发布非煽动性的消息、非阴谋论的消息？情绪都是被你煽动起来的。”
共和党人也可以继续往前推：“2016年总统选举之后，你民主党有按照你说的那样承认选举结果吗？你不是抓着‘通俄门’跟我搞了很长时间吗？‘通俄门’的调查结果明明已经出来了，没有证据证明特朗普‘通俄’。你有没有认认真真承认过？有没有认认真真向特朗普表示过？”也没有。
当地时间2019年3月26日，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称，那些误导美国公众，两年多来一直说掌握勾结证据的人欠美国一个道歉
所以这种撕裂和动荡是政治和精英互信层面的，它在美国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之前一直在低度地燃烧着，在这个过程当中双方都有责任。民主党那边在希拉里输掉之后，就没有认认真真在政策和实体层面反思自己会输掉的原因，只是在找理由。共和党就不用提了。特朗普上台以后，他做的大量事情就是强化和巩固自己的基本盘，加剧了这样一种撕裂。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种互动的、震荡的不信任，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国内深度政治撕裂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一个媒体平台去封禁等事情导致的。
讲到媒介平台，现在的这件事情向全世界，尤其是向欧美西方国家，提醒了一下中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早就在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全球网络空间的治理究竟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尤其是主权国家、政府在其中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
这件事情说起来话就更长了。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在全球拓展的时候，一群理想主义者认为互联网应该是一个法外之地。他们发表过网络空间独立宣言，表示不受主权国家的管辖。在21世纪早期开国际信息社会峰会的那个时期，美国人宣传的主张是所谓的多利益相关方原则。美国和欧洲版的多利益相关方原则里面特别强调对于国家角色的弱化。更准确地说，是对除美国以外国家决策的弱化，就是不让其他国家合情、合理、合法地获得对网络进行司法管辖的权限。
现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意识到，不可能让互联网处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外。从比较积极的层面来说，这起事情之后，也许全世界都需要讨论如何对网络空间进行有效管辖的问题。但是这种讨论一定要注意避免非黑即白，从一个极端摆动到另一个极端的“二极管”思维。我们要辩证地、统一地看待这个问题。
今天的互联网空间要的是什么？是一种数据和信息在全球的有序流动。首先，我们不能一棒子打死，不让流动。有人提出了所谓“网络空间的巴尔干化”，就是把主权、边界全部升上去，把整个网络空间切得七零八落。这个没有意义，是标准的因噎废食，就像倒洗澡水的时候连孩子一起倒掉了。
如果互联网在新自由主义理念下，由少数西方国家控制，在全球空间朝着绝对自由的乌托邦高歌猛进，最后演化成无序化的状态，或者单一霸权支配下的状态，也是不行的。主权要进去，然后以平等为基础开始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范的制定或谈判。这个以后能看得到。当然从优先顺位上来说，这件事肯定是放在控制新冠疫情之后再去做的。对于美国而言也是这样。它先得把新冠疫情搞定，国内政治搞好，然后再在全球层面慢慢去推这个事情。
在讨论看法的时候，每一个人可以有自己不同的观点，每一个人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也有一个框架。我们要避免那种非黑即白的思维。当你跟某一个人进行讨论的时候，你至少要知道他的观点和框架是什么，不同意的时候要了解是不赞同他的观点还是不赞同他的框架，抑或是别的什么。这会很不一样。
最后讲一个题外话。中美两国的网民在讨论近期美国国内局势的时候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在美国网民聚集的网络空间中，充斥着大量的阴谋论。从他们线下的行动和线上的讨论来看，他们虽然是大量群众聚集在一起，但你看到的是非常标准的无组织的、原子化的集合，你看不到他们以一种比较系统、有组织、有分析的框架去认识和理解美国政治。偶尔在那边看到一两篇分析得很有道理的文章，很有可能是华裔写的。反观中国的网民在认识和理解美国政治的变化过程中，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修养，分析的条理性、逻辑性，甚至替“懂王”出主意的水平都远超美国网民。
这个观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中美对比。这种差异可能是系统性的教育和整个文化环境共同造就的。对于未来网络空间的内容治理而言，这可能提供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治理基础。对于中方这边来说，你能够通过一个有效的沟通机制，将你治理的政策主张和理念以一种系统性的方式进行呈现的话，理性探讨就会有一块相对比较良性的土壤。
我自己是搞网络空间治理的。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尤其是偏国内政治安全的内容治理角度上来说，这一轮美国国内的选举再一次显示了推动全球网络内容治理，朝向达成共识性规范进行努力的迫切性需求。作为背景，将持续徘徊一段时间的新冠疫情阴影会不断地提醒人们，现在必须抓紧一切时间将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秩序的良性迭代往前推。否则的话，会有更大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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