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驻土耳其特派记者 沈钧 柳玉鹏】“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5日将在索契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这一消息让欧美国家很有些不爽，但又无奈。今年以来，土耳其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中的表现非常活跃，调解俄乌冲突、左右北约扩员等大事件里都少不了这个国家的身影。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欧盟候选国，却与俄罗斯深入开展政经合作；而作为以逊尼派穆斯林人口为主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又能同时与以色列、伊朗及其他阿拉伯国家保持密切关系。这种让处于对立阵营中的双方同时都“买账”的情况并不多见，显然，土耳其深谙“双向外交”之道，并巧妙地实现自身利益。那么，土耳其为什么能主动出手，成为各方都不得不重视的“中间人”呢？
这种“主动”情况历史上还不多见
土耳其的面积为78.36万平方公里，其中97%位于亚洲的小亚细亚半岛，3%位于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人口近8500万的土耳其，在中东地区是一个人口大国，这为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提供了保障。不同于大多数中东国家发展资源依赖型经济的做法，土耳其有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作为基础，产业经济在地区内具有优势。土耳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即便近年来面临里拉贬值等问题，2021年该国GDP增长还是达到11.1%，创十年来新高，主要原因是土耳其快速从疫情中恢复生产，依靠工业品出口创造了大量外汇收入。不过，在安卡拉，《环球时报》记者也注意到牛羊肉、牛奶、鸡蛋等价格在半年内涨了不少，许多肉铺的生意比较惨淡，街头巷尾的拾荒者有所增多。
俄乌冲突升级后，俄罗斯tsargrad电视台网站3月21日曾刊文称，土耳其人没有中断与俄罗斯的互利经济合作，其不参与西方对俄制裁，也没有对俄飞机关闭领空。
作为地区国家中唯一能与莫斯科和基辅建立信任关系的国家，土耳其的经济确实从中受益。7月22日，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斡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伊斯坦布尔分别同联合国、土耳其签署粮食出口协议。土耳其媒体纷纷表示，该协议是“土耳其外交的重大胜利”，埃尔多安获得“政治加分”。一些俄媒则认为，除获得外交政策红利外，土耳其还成为地区的粮食中心，将帮助解决其国内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俄政治学家卢基扬诺夫称，这种情况有利于埃尔多安在2023 年的总统选举中获胜，“因为土耳其选民真的很喜欢维和这样的行动”。
土耳其能成为地区问题“调解人”，既有多重特殊“身份”的加持，也有国家硬实力的支撑。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土耳其分析人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土耳其的国家身份极为特殊，一是作为中东地区唯一的北约成员国、欧盟候选国，它在与欧美国家的交往中具备成熟稳定的沟通机制；二是作为中东地区唯一的土耳其民族国家，它在与以色列、伊朗等非阿拉伯国家的交往中不存在核心矛盾，更易推进多边关系发展；三是作为目前中东地区唯一与俄罗斯、伊朗关系密切的国家，它已成为欧美国家处理地区问题时与俄、伊沟通的最佳渠道。多重特殊身份的叠加，使土耳其成为地区热点问题中绕不开的一方，埃尔多安因而总能找到合适的切入点介入局势。
在中东问题研究学者、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昝涛看来，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土耳其的外交举措还是可圈可点的，在国际上很抢眼，美国也不得不认同土方发挥的调停作用。昝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常有些人把土耳其看成是“另类的国家”，这其实是对这个地区大国还缺少了解。他认为，在外交领域，土耳其非常善于把握国内外的实际情况，最近的这一系列举措不只是“主动”外交，而且也是顺势而为。在土耳其历史上，这种情况还不多见，因为这种操作和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地位和外交处境紧密相关。
“利用俄美矛盾成为土最佳外交战略”
“土耳其外交十分活跃，并谴责二战后建立的世界政治体系‘不公正’。”俄罗斯《欧亚日报》6月的一篇文章认为，土耳其现阶段奉行的充满活力、有时甚至是攻击性的外交政策，其目的是加强自身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作用。谈到这一现象，昝涛说，近代奥斯曼帝国其实是西方处理的对象，在西方眼中已算不得是一个平等地位的地区力量，可以说奥斯曼帝国能“以夷制夷”就不错了，而现在土耳其能把握主动也和多个因素紧密相关。首先是地缘政治地位。土耳其的陆军实力一直是北约国家中仅次于美国的，但随着地缘政治格局变动，冷战结束后，土基本上失去当年两大阵营对峙时期那种作为北约或西方阵营前哨的特殊地位，但这也让这个中东国家释放出其他潜力。加入欧盟是土耳其长期的国策，2005年启动入盟谈判以来，土保持着和欧洲的特殊关系。其次是经济发展需要。土耳其融入全球化，越来越需要周边国家的能源和市场，这也导致其外交战略发生重要变化，以前因与西方走得太近而和周边关系比较疏远，而现在，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土耳其强化了同周边国家及俄罗斯的关系。第三是宗教因素，尤其是2001年8月具有温和伊斯兰宗教背景的正发党成立以来。
值得一提的是，在正发党成立前，土耳其政治家达武特奥卢所著的《战略纵深：土耳其的国际地位》就成为土耳其21世纪外交战略的母本。达武特奥卢曾在2009年出任外长、2014 年担任总理，他被认为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人物，他主张“邻国零问题”的外交策略，注重与周边国家保持睦邻友好关系。2016年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后，该国国体改为总统制，达武特奥卢因与埃尔多安理念不合退出正发党，但其外交思想至今仍有一定影响力。
曾在达武特奥卢任总理期间担任首席外事顾问的卡伦目前是土耳其外交的“关键先生”之一，他现任总统府发言人兼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卡伦毕业于美国名校，学习的是政治学，且对伊斯兰文明史也有深入研究。卡伦曾在2004至2009年期间创立智库“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会（SETA）”，主要研究外交领域问题，目前该智库已成为土外交领域的官方智囊团。
土耳其主流媒体《晨报》的专栏作者费拉哈特·皮林齐认为，2016年7月发生的未遂军事政变成为土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在该事件之前，土耳其外交战略以保持与欧美国家的传统盟友关系为中心，并依托盟友关系来应对地区问题，但这种做法常令其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例如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土耳其试图与欧美盟友步调一致，但欧美为“叙利亚民主军”中的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提供武器的做法令土方大为恼火。未遂政变过程中，欧美等传统盟友选择沉默，俄罗斯却伸出援手，这种情况是土耳其政府开始转变外交战略的直接导火索。出于国家利益考量，土耳其选择继续与欧美国家保持盟友关系，同时也重视发展与俄罗斯、伊朗等国家的关系，作为传统外交战略的平衡与补充。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土耳其不惜与传统盟友唱反调，如拒绝制裁俄罗斯和一度反对瑞典、芬兰加入北约。
由于土耳其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等武器装备，一些俄罗斯媒体认为，土耳其与俄罗斯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务实关系，“如果土耳其不是一个拥有自己利益的主权国家，听从美国的命令，那么俄土关系就会变糟”，“这就是为什么普京在美国人组织的政变企图中救了埃尔多安，并经常邀请他前往俄罗斯进行谈判”。正是俄罗斯的这一政策，让土耳其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外交关系上左右逢源。
哈萨克斯坦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专家帕尔霍姆奇克认为，土耳其与俄罗斯在叙利亚和克里米亚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但双方能找到互利的妥协方案，不会侵犯彼此的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土耳其从未将自己定位为莫斯科的无条件的政治盟友”。他认为，利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矛盾正成为土耳其的最佳外交战略。
“外交重构”必然面临得与失的权衡
阿塞拜疆“Translated”网近日刊文称，自2003年以来，在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外交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特点是不断评估国内和全球动态，在美国、欧洲、俄罗斯和中东国家之间周旋。
这篇文章还分析说，在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土外交政策可以分为几个时期：一个雄心勃勃的多边主义的初期，带有强烈的亲欧倾向，时间到2009年左右；一个雄心勃勃的地区主义时期，但因支持“穆斯林兄弟会”而与海湾国家关系不睦，时间到2015年左右；一个试图基于硬实力的时期，特别是从2020 年开始到现在，土耳其外交从欧洲转向中东，目标是从“中东领导者”成为一流强国。
今年3月，土耳其主办第二届安塔利亚外交论坛，主题为“重构外交”，而外交战略的重构必然面临得与失的权衡。通过在俄乌冲突等国际问题上开展“双向外交”，土耳其不仅大幅提高了国际影响力，更降低了自身经济利益的损失。
土耳其与俄乌两国均有深入合作，俄土合作的“土耳其流”天然气管道、阿库尤核电站、S-400防空导弹系统军购等大项目进展顺利，且这些领域均涉及能源、国防等国家命脉。自2019年起，土耳其就向乌克兰出口军用无人机，2020年更是签署合作备忘录，宣布启动合作生产军舰及无人机的项目，两国军火贸易规模可谓逐年扩大。因此俄乌冲突加剧对土耳其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通过亲自入场“调解”，土耳其成功促成俄乌签署粮食出口协议，缓解了冲突局势，进一步加深了多边关系，后续合作也可能会深入。
另一方面，土耳其的“双向外交”模式也引起欧美传统盟友国家的不满，影响土耳其与欧美国家合作。去年，土耳其曾向美提出希望采购F-16战机，但遭到美方拒绝，原因即为近年来土俄关系的不断走近，作为北约国家的土耳其甚至选择购买俄罗斯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自然引发了欧美国家的普遍担忧。
近日，德国外长对埃尔多安与俄罗斯、伊朗两国总统合影感到愤怒，并称“这对北约来说是一个挑战”。对此，昝涛认为，这些所谓的“负面影响”一直都存在。土耳其对加入欧盟的困难是心知肚明的。因为身份过于“敏感”，就算是满足了条件，欧盟也很难接纳土耳其这样“大块头”的伊斯兰国家，那样的话，欧盟的边界就深入中东，直面伊朗、伊拉克等国了。与欧美存在的分歧，让土耳其国内会有某种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对于土耳其决策层来说，这种情绪主要是用于国内的选举政治，而不是真正的反西方。
在土耳其国内，也有计较“得失”的声音。土主要反对党之一的共和人民党发言人奥兹特拉克直言不讳地表示，土耳其经济面临巨大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实行总统制后大量行政部门被裁撤，严重影响了经济有序运行。目前，俄乌冲突对土耳其黑海沿岸地区的经济造成了巨大负面影响，国家在外交层面十分活跃，但对提振经济并无直接帮助。
不管怎样，土耳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还是会让人持续关注。 “在黑海-地中海地区，土耳其是与俄罗斯、美国和欧盟以及乌克兰都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因此，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土确实成为唯一具备此种特殊地位的地区性强国。”昝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土耳其在多个外交回合中能掌握话语权和主动权，使自己成为相关议题的重要参与方，如在叙利亚、利比亚和纳卡等问题上，土耳其也都成为重要的地区性力量。如果土耳其能稳住国内金融市场，其地缘政治位置仍会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