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 赵觉珵 杨 升】 近日，在国外知名问答网站Quora上有这样一个提问：“为什么过去几十年西方对中国衰落的所有预测都落空了？”经过梳理可以看到，围绕中国的预言层出不穷，既有老生常谈的“中国崩溃论”“中国衰退论”，也有对中国将不断取得新进步、新成就的展望。前者已被事实证明不过是戴着“有色眼镜”观察中国的谬论，后者则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当中国统治世界》作者马丁·雅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用西方的思维范式是无法理解中国为什么能快速发展的。他认为，中国走出的是一条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并给世界带来更多积极的影响。
“崩溃论者”基于错误的对华认知
美国网民米瓦在问答网站Quora上回复说：“说‘中国衰落’的人都错了，因为他们的预测都是基于错误认知的前提……”《环球时报》记者联系上米瓦，他的身份是在洛杉矶工作的工程师，喜欢研究历史话题。米瓦告诉记者：“如果你看西方人士的预测，中国应该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至少崩溃一百次。”在他看来，真实的情况是，无论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无法找到任何“中国崩溃”的迹象。米瓦说：“相反，我看到的是一个不断崛起的东方大国。”
正如米瓦的回复那样，大量已被证明错误的涉华预言都缺少严肃的分析和推理，而是迎合了西方一种延续至今的偏见：中国也会像苏联一样分崩离析。对很多国际观察家而言，中国是最容易被预测的对象之一。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从未停止改革开放的脚步，保持着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长期稳定，这样的趋势使得预测中国未来的难度变得相对简单；另一方面，中国又是最难以预测的对象之一，中国总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奇迹”，无论是经济体量稳居世界第二还是历史性地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
在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于2001年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中断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后，一些西方人士开始热衷于鼓吹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和“中国衰落论”，他们从内心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希望通过鼓吹此类言论动摇全球对中国的信心，阻碍中国发展的脚步。但这样的算计还是落空了。
尽管章家敦的所谓“预言”已被事实打得七零八落，但过去10年中，包括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沈大伟在内的西方观察家还是对中国做了误判。2012年10月13日，弗朗西斯·福山对法新社记者说，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制度在日益茁壮的中产阶级压力下，以及在微博等网络的助长之下，可能“在某个时间点崩溃”。早在2011年上半年，当“阿拉伯之春”席卷整个中东北非时，福山也认为中国可能经历“阿拉伯之春”，因为“中产阶级的崛起必然寻求自由民主”。福山预测的背景之一是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引发中国公众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大规模讨论。事故发生之初，一些民众质疑政府在调查过程中的可信度，也让一些西方观察人士认为“中国中产阶级越来越多地使用互联网来削弱政府的权威”。但在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看来，这样的判断是错误的，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先进和最安全的高速铁路网络，2011年的事故没有阻止中国的发展，也没有改变人们对中国的信心。
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社交媒体网络上每天讨论的许多热点问题，如腐败和空气污染，都在有效解决的过程中不断取得新进展。今年初，全球知名公关咨询公司爱德曼发布的《2022爱德曼信任晴雨表》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度高达91%，蝉联全球第一，达到10年来新高。在国家综合信任指数方面，中国也位列全球首位。
2015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公然宣称“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其给出的核心理由包括腐败、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等，而这些也是“中国崩溃论”鼓吹者常说的。有中国学者评价沈大伟就像是在赌博，但他对赌错并不在乎，“在中共执政问题上，说错了也就错了，因为做出错误预测的人太多了”。
“危机论者”忽视中国的强大韧性
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纽约大学教授努里尔·鲁比尼、素有“金融大鳄”之称的乔治·索罗斯也加入“中国危机论”和“中国崩溃论”的队伍中。
鲁比尼2011年6月就预测称，中国将在2013年之后遭遇经济硬着陆。他认为，中国经济不仅越来越依赖出口，而且还依赖固定投资。鲁比尼宣称，如果中国继续按照这种方式发展，因银行系统的巨额不良贷款和产能过剩导致经济硬着陆的结果将不可避免。随后，“金融大鳄”索罗斯也声称：“中国已错失抑制通货膨胀的良机，可能面临经济硬着陆的风险。”
作出类似判断的还有保罗·克鲁格曼，尽管他更多是从学术层面不断抛出“中国担忧论”。保罗·克鲁格曼2013年在《纽约时报》撰文时声称，“中国经济就要撞墙了”。他援引经济学家亚瑟·刘易斯的模型表示，因为中国过度投资、过度建设、过度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快速不平衡增长，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达到极限。2015年1月，保罗·克鲁格曼在中国一所高校作题为《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的机会和挑战》讲座时，还在预言“5年内中国经济会遇上大麻烦”。
“真正发生的事实是，中国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可持续的发展势头，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为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能。”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说。他还表示，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加速，中国人的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十三五”（2016年到2020年）期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超过 6000 万人；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 13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 10亿人；经过艰苦努力，中国取得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章家敦还通过美国《新闻周刊》散布“中国想要在生物科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制造“针对某个种族的生化武器”的言论，结果也被美国读者嘲讽“见解极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网站点章家敦的名说：“章家敦这样的中国观察家一再预测中国崩溃，什么‘中国经济受操控，中国银行无力偿债，中国环境不适宜居住，人民一定会揭竿而起’。然而，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唱衰者是错误的。”
白明说，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通过科学精准的严密防控策略控制住了疫情，领先全球其他经济体实现复工复产，并且成为当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中国经济显示出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强大韧性，实现8.1%的增速。
不应用西方的棱镜观察中国
“中国有潜力到2030年成为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这是2012年2月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的预测。报告认为，中国即使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且从中长期看，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人数减少、不平等程度上升、环境压力和外部失衡构成的挑战，但还是可能在2030年前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报告还提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将包括加快开放型创新步伐，推进绿色发展，扩大面向全民的卫生、教育和就业服务，以及将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与国际经济变化联系起来，与世界各国建立互利共赢关系等。
2009年，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中预测，中国将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他还预言称，中国的经济崛起实际上会导致中国在政治、知识、思想、文化和军事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将改变世界，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上。
同样的中国，同样的世界，但预言却有着迥然不同的结果。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牛津大学现代中国历史和政治学教授拉纳·米特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多次前往中国，他在《哈佛政治评论》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提到，过去30年中，中国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们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有一件事没有改变：许多西方政客和企业高管仍然不了解中国，相信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与西方相同的基础之上”。在米特看来，“这种想法反映了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的知识空白，让他们把中国和其他国家作出了看似有说服力但存在严重缺陷的类比”。
马丁·雅克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那些错误预言的背后是西方根深蒂固的一种思维范式，即西方的民主模式是世界上唯一可行的、可持续的政治体系。这是西方一种普遍的观点：除了基于普选、多党制、法治和三权分立的制度以外，其他的制度都是不民主的、不具代表性的、不负责任的，因此也是不可持续的。这样的思维方式自然会推断称中国终会发生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最终导致政治危机。
前汇丰银行股票研究主管威廉·布拉顿此前在《日经亚洲评论》撰文表示，中国快速崛起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西方批评者的大合唱。他们不停寻找各种问题，希望这些问题能减缓中国增长或导致苏联式崩溃。他认为，此类批评者看问题更多是受意识形态影响而非从经济现实出发。
马丁·雅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西方舆论看来，它们的道路是其他国家都应该走的路，中国也应如此。这种观点不仅存在于西方政客之中，学者和记者也是如此认为的：除非中国变得像西方一样，否则它不可能成功。”他认为这样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一个佐证是：西方国家正在抛弃“中国不能变得强大”的观点，而是将关注重点转移至一个不断崛起的中国可能带来的“严重威胁”上。
马丁·雅克说，西方总是想站在“道德高地”上谴责中国，然后又期待中国“倒掉”，却没有认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共可以一直执政？他还强调说：“中共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这是它可以长期执政的真正原因。中共在逆境中自我更新、自我恢复、自我改变的能力，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难以做到的。用西方的观念来理解中国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只是通过西方的棱镜来观察中国，你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