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应中南大学文学院禹建湘教授的邀请，为安徽大学文学院周志雄教授写一篇学术评论，由于事先没有提供体例，笔者就在常规的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总结。交稿时根据禹教授的建议换了另外一种体例，因此这个体例也就作为首稿在此公号分三期发布。由于数据录自中国知网，有不少遗漏之处，在此向周志雄教授一并致歉！
一、数据分析基本情况
中国知网作者关键词搜索，其中“主要主题”中含有：网络文学25篇，情爱叙事8篇，小说创作4篇；“次要主题”中含有：网络小说17篇，网络文学9篇，文学批评6篇，周志雄11篇，网络作家8篇，小说家6篇， 通俗文学4篇，现实题材和网络文学作品分别是3篇。
经过同名的甄别和整理，其中期刊发表共有35篇，重要报纸21篇，会议论文及报道9篇。出版专著、主编出版物12部。共计77篇。
按照时间及主题分类
研究类型
论著情况
研究主体及路径
网络文学的发展由野蛮生长到逐步经典化经过了20年的时间，但是网络文学研究相对滞后，专业化队伍建设仍旧是制约网络文学发展的瓶颈，学院派研究更是难上加难，传统文学的偏见和歧误严重影响了网络文学研究的进程。周志雄的网络文学研究属于最早的一批的学院派专家，研究其对网络文学的研究，价值和意义重大。
一、研究主体
纵观周志雄的网络文学研究，其主体及路径可分为三个时期，以下从初期、中期、近期三个阶段进行归类：
初期研究：
时间分期大致在2006-2010年，这个时期发表论文16篇，专著1部。这个时期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基础研究，通俗文化与当代文化关系的研究，以及开始对重点作家如今何在、宁肯的研究，主要特点是抓住了网络文学发生的本源，特别与网络的发展生态，社会文化变迁的联系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出发，准确地把脉时代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互动塑造将成为当代文化分化、转型的主要力量。代表作有：《追溯网络小说的传统》《网络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等，较早的进行影视改编研究，代表作为《论网络小说的影视改编》。
中期研究
时间分期大致在2011—2017年，这个时期发表论文29篇，其中含1篇被引述，1篇辑刊；主编专著6部。这个时期主要集中在网络文学的类型化研究、商业化研究、通俗文学比较研究、文化研究、作家创作环境以及作家作品研究等方面。其中代表作为《网络小说的类型化问题研究》《论网络文学的商业化问题》《通俗文学版图中的网络文学》《网络叙事与文化建构》《兴盛的网络武侠玄幻小说》等，最早提出网络文学入史和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两大历史命题，代表作为《关于网络文学入史的问题》《中国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维度及构建路径》。尤为突出的是，这个阶段出版了作家访谈录：《大神的肖像》，主编了大赛作品集合研究中心辑刊，为网络文学的社会化和普及化作了贡献。
近期研究
时间分期大致在2018——至今，这个时期发表论文20篇，其中被引述4篇；专著及出版教材4部。这个时期主要在文化研究、IP研究、现实题材创作以及主流化研究。其中代表作有《网络 文 学ＩＰ 热 的 理 论 思 考 》《网络文学的现实主义形态》《网络文学的主流化倾向》《文化视野中的网络都市言情小说》等。这个时期的主要特色是网络文学研究向纵深的深度方向突围，重点围绕研究的难点比如现实题材创作，网络文学的意识形态化以及对影响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问题的研究。突出的是出版了网络文学经典作品导读《zhttty与<无限恐怖>》及网络文学本科教材《网络文学教程》，为网络文学的大众阅读引导和高校专业人才培养做了铺垫工作，促进了网络文学教育的健康发展。
二、研究路径
别具一格的田野调查。所谓“论文要写在中国的大地上”，周志雄的网络文学研究能够针对网络文学的实际，不坐在书斋空想，也不是按照传统文学的研究方法引经据典进行逻辑论证，而是将网络文学的发生现场作为第一现场，将网络文学的创作主体——网络作家作为重点，结合他们的创作实践和创作心路历程、情感原点以及读者反应等机制进行融合研究。其中访谈作家近百人，出版了40万字的《大神的肖像——网络作家访谈录》和期刊论文近10篇。继承并发扬了大众文学研究的实证方法，形成了自身的方法论。
将研究现场与课堂教学结合起来。传统的学院派研究注重经院哲学对经典的考据、训育和教谕，网络文学没有作为新生事物还没有自己的经典，尚且还在“雅化”时期。周志雄在把作家引进课堂的同时，引导学生参与谈话，主动访谈网络作家，同时还开辟与学生的对话课堂。开放的课堂模式，敞开心灵的文学现场对话，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开辟了研究空间，同时也吸取了学生的思维范式，为网络文学研究拓展了新空间。
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吸收、鉴别、比较，以及世界大众文化的借鉴，能够从网络文学的规律出发，结合大众文化的特征，创造性的发现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重点在互塑、再生以及问题的解决。特别是能将重点类型小说的发生作为研究重点；同时，在对通俗文学与网络文学的多篇文章中均有提及中国的经典通俗文学作家，比如对金庸的研究等。这些深化了对网络文学本质问题的再认识。
加强对重点作家、作品以及作家的创作实践的研究。比如早期的蔡智恒的小说引向对校园创作、青春写作；对宁肯的研究给予了长期的关注，并对网络作家转型，传统作家与网络文学的融合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对唐家三少、风凌天下、沧海明珠以及阿彩的对话研究中自然引渡到类型文学的研究，将作家与作品密切结合起来，而不是靠自己的话语逻辑，自话自语。这是研究方法论的一次突破与重建。
深入社会实践，关注国家文化制度的变迁。网络文学的特点除了网络性、交互性等传播方式的不同寻常之外。作为一种“大众文”，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注，因此，对国家文化政策的研究自然也是网络文学研究的一种场域。周志雄参与了年度排行榜的评选、有关文化政策出台的参谋与建议，年度总结都为网络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增强了研究的有效性和时代性。
总之网络文学研究难度之大、问题之尖锐都是显而易见的，如何克服研究中的难题，需要在研究方式方法上需要开辟一条符合网络文学规律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之路。周志雄的探索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网络文化思想
对研究者的研究一般会从文本入手，这是基于研究者的视角或者是研究方法的客观性，力求不带个人主观情感色彩，显示研究进入公共领域的公共性。但是我觉得研究网络文学研究者也可从周志雄研究网络文学的方法上得到一些启发和借鉴。
朴素的情感论。情感是艺术研究的本源，抓住了情感就抓住了世道人心。文学研究的动力与人的思想文化关系密切，往深层次说，与人的情感、态度乃至伦理都联系在一起。人类对于新生事物一般都带着好奇以及原始的情感冲动，但是对于研究而言更在于理性与逻辑。后者是前者的高级阶段，对于网络文学研究也符合这样的认知规律和逻辑规律。周志雄的早期研究似乎直接来自于蔡智恒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他本人也没有接触过蔡本人，那么是理性认识的必然性还是感性的认知的呢？显然，是来自于后者。相较于70年代生人，处于文化交锋期出生，成长于转型期，养成了对于文化的先天敏感，尤其是在大众文化迅猛嬗变的90年代。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的嬗变被周周志雄捕捉到了，因此，直接的感知使他意识到，一场新的文化变革已经不在是港台乃至欧美的摇滚那么简单，全球化带来的台湾、日韩文化的侵袭将是颠覆性，要超出的不仅仅是转念的转变，而是文化生产形态的彻底变轨。
正是基于对新型文化的发生的敏锐，周志雄预估到这将是一场摧枯拉朽式的变革，于是他将视角瞄准了校园青春文学，也基于对通俗文学对大众接受影响的历史认知，使得他将文学研究中的“情爱”元素作为核心关键词。一方面来自于他本人的张洁小说研究的基础，另外一方面也是文学研究中的“母题”，而网络文学的生发和诱人之处，恰恰在于这个被压抑前年的朴素的人类的情感。而不是社会、宗教或者伦理。抓准了“情爱”也就抓住了人心，抓住了艺术的本源。我以为这是周志雄网络文学研究起点的最大成功。
亲和的民主价值论。周志雄的研究方法恰恰回到了一种原初的，中国化的研究方法上，而不是简单地采取西方式的学科观。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特别注重社会变迁给文体带来的变化。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的形态，符合这条规律。但是如何能够直接切入文本，让文学批评具有超越印象批评的粗暴和媒介批评的情绪化，真正起到学术上的严肃性？这不仅考量研究者的技术性问题，更不是知识问题。而是研究者的价值观问题，也是思想的难题。
上文在路径及方法论中已经论及，周志雄将网络文学研究拉回到发生的现场，将网络文学的生态研究前置到文学本质的研究中来，这样高屋建瓴地“抓住了牛鼻子”，防止网络文学陷入“无边的滑行”中，正是有了“抓手”，使得研究的效果和效率得到了双重的提升。说到核心点上就是研究者的姿态决定了研究的深度，研究者的视界直接影响到研究的广度，这就是研究的核心秘诀，也预示研究者的研究也是自我革命的一次挑战，因为这需要研究者承认这是一个新的事物，必须放弃傲慢和偏见，需要沉下心来去发现“新”在哪里？与“旧”的区别又在哪里？还有哪些可能性。诚如他自己在《批评之途》的《后记》中所说：“以前听一位老师打了一个比方，说做研究如同农民种田，自己有田。每天到田里劳动，就会慢慢有收获。现在想想，这个说法有些道理，却不完全恰当。农民种田是程序化的，文学研究却不仅仅是程序，没有固定的思路，没有固定的结论，没有固定的模式，同一选题，有多少人做就会有多少种结果，文学研究是个个性化的创造劳动！”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既要有农民对土地的诚朴的情感，更要跳出框框的成规的拘囿与束缚，才能在研究中有所创造性的发现。
没有一种民主的价值观是做不到的，没有朴素的民主思维更是没法走进这个新生的形态的。
网络文学是一种实践，本身就是一件苦差事。主体的压抑和遮蔽，注定了没有鲜花和掌声，人们习惯了“锦上添花”，很少人“雪中送炭 ”，文学批评的功利性和世俗性是与生俱来的。研究网络文学是冷板凳，来自同行的、乃至自己学生的质疑，还要面对网络作家的各种诘难。特别是文本的冗长以及许多不确定性，这都是对研究者形成一种压迫和挑战。克服人、事的，还有心理的、体力的种种劣势，尤以见得研究工作的艰辛。没有一颗“赤子之心”的初心是做不了这样的活的。时间会证明这一点。
融合发展论。网络文学诞生社会变革关键期，尤其是技术的变革和互联网信息化的推进。因此，网络文学与历史上的文化变迁既有相似点，也有不同之处。因此，需要在思维上有巨大的突破才能进入网络文学的内部，既要有传统的方法论，甚至回到古典的方法论上去，诸如上文提到的田野调查，还要具备一定的现代科技理念和算法等常识性知识，因此，扩容自己的知识容量显得尤为重要。针对这一变革他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在科技文明不断进步的今天，社会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样的可能性，在文化层面上，还原人的感觉的丰富性，解放人的内在的冲动，让个人的精神追求得到肯定，这是文学对时代的馈赠。文学历来也承担着这样的功能。然而在文学的传播媒介决定着文学的效应的时候，审美领域的感性解放是受约束的。网络媒介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点，写作者可以自由地写作、自由地开放自己的心灵感觉，和众多的‘同道人’一起思索，网络媒体使艺术的感性解放有了更大的空间。”研究者如果不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这样的嬗变，尤其遵循其中的规律，那只能南辕北辙、缘木求渔，甚至有犯了形而上学的幼稚病的嫌疑。
其次，正确处理好几种关系：一是传统与当代，既不能回到传统也不能拒绝传统，既要尊重当代也不能迷信当代，周志雄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在两者之间做出了合理的、理性的取舍。在《网络文学如何传承中华文化》一文中，他指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网络作家们既要坚定文化自信，也需要认清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要激浊扬清，要对中华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即以现代观念重新观照传统文化。”这是一种善意的提醒，也是研究者本人的研究态度；二是在创作方法上，尤其在重大创作难点上拿出真正的办法来解决实际问题，就是所谓的要有“正面强攻”的“硬核”。他没有情绪化、简单粗暴地下一个判断。而是将自己的观点放置在历史的长河中，在中国国情的客观北背景中进行整体观照。
他说：在网络文学‘玄幻’一统天下的大背景下，如何介入现实题材的创作方法，当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研究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网络小说常被人称为爽文，所谓爽文，从文学的基本功能来说，它对应的是读者的梦想机制，借助人物故事实现自己的理想，表达自己的情绪。耍酷、升级、不断进步、各种好运，这种 YY的故事设置是大众文化的常见手法，在中国网络小说中被广为采用，这样的故事雏形或许难以深刻地反映现实，但无疑是最能与中国读者产生情感共振的。主人公一路升级、成长，不断变强，不断收获成功，这与中国产业升级、国家日益富强的时代形势是契合的，与年轻人经过自己的努力，不断进步，获得更高质量的人生状态是一致的。有读者从历史穿越小说中读出了个人建功立业的抱负与创造世界的梦想，从抗战故事中读出了面对外敌时的英雄情结，玄幻小说中的成长主人公让人激情爆发，勇往直前。这是一个需要拼搏和努力的时代，一个需要理想和激情，不断追求成功的时代。
在网络小说宏大的想象构架中，体现的是一种大国气象与大国气度。开疆拓土的故事，表面上是作者的想象力所致，其文化背景是大国崛起的民族自信力。汉、唐、宋、明等朝代，曾是中国领先世界的时代，是中国居于世界中心的历史时期，这段历史为网络历史小说作者所厚爱。”我想当这样有理有据地分析，以理服人，还有谁还强词夺理，置若罔闻呢？
另外，还要处理好西方文论中国化的问题。众所周知，网络文学的勃兴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兴起的文化产业是同步发展的，文化产业为网络文学提供了产业支撑，两者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因此，网络文学作为具有大众文化属性的特征一直是网络文学研究者力图攻克的重点。周志雄认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网络媒介的出现为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传播方式，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在文化转向上有相似性，以网络媒体提供的技术平台促进了文学的通俗化、娱乐化、商品化和普及化。文学作品的价值观念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文学注重世俗的现实生活，文学的认识功能在强化。……网络通俗小说的兴起及兴盛，与整体的文化转向密不可分。”因此，借鉴西方文化批评理论为中国网络文学把脉自然是一种学术选择。但是西方文论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具体的文化语境，如果简单照搬会犯机械的教条，也是生吞活剥、囫囵吞枣，乃至食而不化。比如数据量化，这是西方传统的实证研究，周志雄对此提出自己的质疑，“对于作品在艺术上的传承，网络小说既有类型文的套路运用，也有通过融梗的方式对情节、片段的挪用，还有高级的推陈出新的创造。这些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间千丝万缕、形态各异的关联、融合与超越，是无法用数据统计的方式来呈现的。”这也点出了我们在研究过程中的通约性与灵活度分寸的掌握。目的也是为了体现评价和评估的公正和客观。
精诚的本体论。毫不讳言地说，很多研究者对自己所从事的本体研究仅仅是一种职业。文学研究与物的研究区别也在于是作为主体还是客体？文学研究的独特性在于有时主客体是统一的，因此，需要研究者超越一种个体的情感态度，网络文学发生在中国的大地上，也是国家改革开放的直接成果。因此，面对这样的新生事物，如果不能从一种更高的层面上去审时度势，是看不到具体的历史细节的，因此，对网络文学本体的热爱，也含有对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的热爱。
周志雄在总结网络文学的兴起所说的那样，网络文学的兴起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成就的表征：“中国有特殊的历史语境，改革开放为网络文学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大批通俗化、消遣性的文学作品通过互联网获得了读者；改革开放为人们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使更多的人有大量的消遣娱乐时间来阅读小说；改革开放以来自由、开放的文化环境，使网络文学广泛吸收、借鉴中外文化与文学资源；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国力，为网络文学提供了文化自信，带来了网络文学积极、开朗、乐观的格调。”这是研究者的基本文化修养与价值判断，否则极易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以偏概全”的错误。
有人也许会认为，这同样会陷入到一种宏大的妄语症，我觉得不仅不需要这样一种焦虑，相反需要矫正我们的视界的狭隘与对成规的突破。如果不能从一种历史哲学本身出发，这样的研究必定是短视的，也是悖离原初的核心。离开了具体的社会语境和具体的人，这样的研究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是无法面对历史和时间的检验的。
在一定程度上，网络文学对当代文学史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周志雄多篇文章都提到文学史，不仅较早提出网络文学入史的问题，也在文学史的观照里论述网络文学。这是一个文学研究者的基本立场问题。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待历史的一种审慎的敬畏的态度。在对待传统，以及面对文学史的经典时自然会对新经典寄予了厚望，这同样是一种对待历史本体的热情的态度。再这样的热情和热爱中成就了当代文学新的史实的谱写。
构建新学科体系论。在新文科建设的强大的时代话语背景中，对新的学科的构建的呼声也是由来已久。我们以什么方式，用什么样的材质来实现我们的诉求。这必将是我们所面对的共同的难题。网络文学当属应当成为一种新的首选。这也是周志雄很早就将网络文学引入自己的教学体系。
除了建设学科平台之外，还主动与中国文艺评论中心合作，举办首届中国网络文艺评论大赛，并作为承办方开展了大赛的组织工作，完成大赛的评论文集的出版工作，面广量大，细枝末节，浩大的工作量，每一个环节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尊重学生参与的研究工作，将学生参与的成果及时在出版中集中呈现。鼓舞和感召年轻学人的参与，肯定他们的成绩，唤起他们的研究热情，在实践工作中让大家接受锻炼，既检验了教学成果也是对新型教育方式方法的一次成功展示。
组织学者编撰本科生教材，为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特别是应用型本科建设积极谋划，在新文科建设中大胆尝试，不怕失败，积极探索新方法。在大胆引荐网络作家进课堂，做访谈的实践基础上，还邀请网络文学研究专家和评论家开设各种讲座，提高学术研究层次，扩大知识视野。未来还将进行成果的转化，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研究生层次的教育体系的探索。
同时，主动融合其他学科，加强与周边学科的融合，借鉴优秀学科的文化成果和学术成果，尊重知识产权；以积极、包容、开放心态接纳外部新生的文化。所有的这些努力都为学科转型发展提供一种可能。
结论：基于以上五种朴素的文化思想的强化和深入，特别有着对自己面对的时代一种责任与使命，肩负教书育人的职业要求和道德标准，坚守研究初心，恪守学术准则，特别是在对本质问题的审慎的接纳与求解的过程中追求一种个人人格的完善，不啻体现出一种内在的价值认同，也是以此来对抗忤逆时代价值的一种智慧的选择。
附录学者书评
开掘网络文学的文化价值
欧阳友权
网络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思想上多么深刻，也不在于艺术上有多少创新性，而是媒介场的文化表达、总体上的文化贡献和依托新媒体的“文化转向”。
研究网络文学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如社会历史的分析，人文审美的阐释，艺术创新的评判等等，但有一个角度是不容忽视的，即文化的角度，特别是文化价值研究。因为迅速崛起的网络文学与其说是一种新兴的文学现象，不如说是网络文化或大众娱乐文化的标本。在今日的文化消费市场上，从纸介阅读到有声听书，从PC端到移动端，从影视热点到游戏动漫的融媒风口，几乎所有的泛娱乐文化领域都活跃着网络文学的身影。可以说，文化研究是网络文学研究绕不过去的一个焦点，亟待理论聚焦和学术开掘。周志雄教授的新作《文化视域中的网络文学研究》可谓应时而著，敏锐地抓住了网络文学的这个“痛点”，深入探析并解答了网络文学中的一系列文化问题，或者说从文化的视角解读了一系列网络文学中亟待解决的“靶点”问题。
正如书中所写，网络文学的主导面是面向大众的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思想上多么深刻，也不在于艺术上有多少创新性，而是媒介场的文化表达、总体上的文化贡献和依托新媒体的“文化转向”。网络小说数以千万，网文读者数以亿计，它传播了我们这个时代主流的核心价值观，也表达了特定群体的文化价值诉求。网络文学的主要旨趣是好看，让读者觉得“爽”，让经营者觉得有“卖点”，也让作者有收益。基于此，周志雄教授提出，网络文学研究应充分关注其文化价值，关注其在文化传承和当代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关注优秀作品所承载的文化意蕴，这是很有学术眼光的。
“文化视域”是大概念，如何在“文化”的广阔空间聚焦对象呢？面对网络文学这个“大个子”，研究者首先要解决从哪里入手，即“研究什么”的问题。作者没有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对之做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批判”，或是像伯明翰学派那样聚焦于媒体来研究大众传播与文化生产、社会变迁的关系，而是从我国网络文学的发展现状出发，把文化价值作为持论的逻辑原点，选择从后现代文化、通俗文化、视觉文化、性别文化、雅俗文化等角度打开网络小说的文化价值空间，在文化产业、商业机制、IP产业等关键词所指向的研究领域，阐释网络文学繁荣的制度基础与艺术规律，从现实题材、宫斗小说、武侠小说、女性小说等不同类型中研究其背后的文化意蕴，无疑切中了我国网络文学发展脉搏。
在研究路径的选择上，这部新作较好地解决了网络文学的文化价值该“怎样研究”的问题。我们看到，作者把思维的触角切入最前沿的文学现场，通过作家访谈，收集相关资料，用文化研究的方式对网络文学现象、网络作家及相关作品进行剖析，并且将创作的文化机制和文本阅读结合起来，以“接地气”的临场分析把握网络文学的文化特性。作者以网络都市言情小说为个案分析了后现代文化的网络表征，以网络武侠小说解读了网络时代的视觉文化，以网络侦探小说剖析了网络社交文化，从网络女性创作和网络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来阐释性别文化，又通过对网络小说的内容与形式描述通俗文化在网络文学中的种种表现，并且考察文学网站，访问书商、影视剧制作商和游戏改编商，对网络文学读者展开问卷调查，选取代表性个案做抽样分析，让聚焦的文化研究不仅是一种视角上的选择，而是入乎其内，做贴近文本的剖析。
另外，从主体立场看，研究者把网络文学的文化价值放到历史时代中去考量，将其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体现了文化价值研究的中国话语和时代立场。作者认为，“网络文学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好不好’和如何评价的问题，而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文学生活现实。”网络文学在线说故事，即时互动，写作者借用多媒体手段书写自己的经验或想象，借助商业网站的力推，在众多粉丝的追捧下激发写作的潜能，凡此种种，都极大地解放了民间创作的“力比多”。网络叙事的主体是多种职业的自由身份者，他们借助网络获得叙事的权利，他们的个人经验和对文学传统的民间式理解蕴含了新的文化内涵，具有当代文化发展逻辑的合理性。于是，网络叙事事实上参与了时代的文化建构，为当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网络写作，从闲云野鹤式的职业到千百万人共襄的事业；网络阅读，从休闲娱乐的个人爱好到文化空间的营造；网络作品，从“文青”的自由表达到IP文化产业链的“长尾效应”，已经让大众崛起的网络文学被赋能于时代的文化大局和国家文化战略，因而这不仅仅是一个“网络”或“文学”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意识形态和当代文化建设，关系到大众文化消费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建构，与时代的文化引领、人文精神和价值导向直接相关。可见，开掘网络文学的文化价值意义深远，应该成为网络文学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女汉子” 等，并揭示了男女性别气质和性别愿望的差异，以及对现实生活的实际影响。该著作指出，在继承上世纪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基础上，网络女性写作出现了裂变：女性不再一味地张扬女性独立意识和激进的女权主义，而是更加关注自身的生存、个性表达和欲望诉求。这些研究，对当前网络文学研究、“语-图”关系研究和女权主义思想研究等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从文化视域研究网络文学，符合网络文学的基本属性。网络文学是当代社会出现的文学新现象，是在传统文学基础上发展的文学类型，运用文学的手法来进行创作，审美属性是其最基本的属性。网络文学的出现和发展，与互联网、移动网络和数字技术密切结合在一起，技术属性是网络文学的重要属性。除了上述的两个属性之外，网络文学还具有文化属性。网络文学的兴盛，经久不衰，原因在于它与资本的结合，有浓厚的商业气息和足够的前进动力，并能满足网民的文化需求，如外国网民能够通过中国网络文学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文化属性可谓是中国网络文学的重要属性。 《2006 - 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提出，要让网络成为先进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并把建设先进网络文化作为国家信息化发展的九大战略重点之一。优秀的网络文学推动了影视、动漫、游戏等文化产业的发展，网络文学是文化产业的重要题材库，网络文学在改编成影视剧、网络游戏、衍生文化产品等方面创作的商业价值不可估量。该著作的创新性，是在于将文化研究与作品分析相结合，认识网络文学的文化价值，从而更深刻地阐释其合理性。
为了更好地开展研究，周志雄教授带领他的研究团队，积极进入网络文学现场。“入场”研究，这是周志雄教授研究团队的一贯做法，他们曾经出版过《大神的肖像：网络作家访谈录》 。许多网络文学研究者作品读得少，不愿意在网上“泡” ，只凭一些基本阅读印象，其研究得出的结论很难有较强的说服力。网络文学研究资深专家和领军人物欧阳友权教授也一直强调网络文学的“入场”研究，其原因就在此。该项目组成员重点访谈了网络作家风凌天下、管平潮、飞天、蜘蛛、沧海明珠、金蝉等，积极考察网站、书商、游戏改编商和影视制作商等，对网络文学创作、传播、阅读和改编等一系列流程进行全面把握，避免出现以固有的理论话语标准评判网络文学的简单粗暴的做法。
该项目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非常显著，它直接关系到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建构问题。前文提及网络文学是审美属性、技术属性和文化属性等多种属性并存，决定了网络文学评价是多维度的，不能单纯地进行审美评价，不能因为其审美价值达不到传统文学经典的标准而否定其文化价值，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国网络文学的时代价值。当然，我们也不能因网络文学的文化价值凸显，而忽略其审美价值的追求。近年来，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出现诸多亮点和拐点，网络文学经典化和精品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提升网络文学的审美水平是大势所趋。网络文学要提升自身的质量，就必须走与传统文学融合的道路，实现网络文学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有机统一，这也是周志雄教授在研究中重点关注的内容。
走到网络文学现场：关系网络中的写作主体
——评周志雄《大神的肖像：网络作家访谈录》
王小英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体悟到一个人生道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我认为在很多事情上，这个道理都是适用的。不仅是人，语言、文化现象、社会思潮亦如此，正如一个孩子既然已经生了出来，再去辩论生他的时候有没有准生证，他该不该活，都是本末倒置。评判者在作这样的判断时，已经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以一种上帝视角来为他人立法，然而悖谬的是评判者又常常是与他人一样，不过众生而已，评判中私利和公义并举。或许，唯一应当做的事情，就是面对这个孩子，去理解他，参与到他的生命进程中去，让他尽可能地成长为一个有德性的人，成为更好的他“自己”。网络文学的遭遇，在某种程度上也类似于这个一生出来就不招待见的孩子，一如韩国学者崔宰溶在其博士论文《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困境与突破》中所犀利批评的，因此在后记中周志雄教授颇为感慨：“见过太多凌空虚蹈、大而化之、浮光掠影、似是而非的文章，那种带有精神体温的、辨彰学术、考镜源流的，与作家心意相通的，有理解之同情又有批判之深刻的文章太少。”批评的前提是认识和理解，可惜很多时候对网络文学的批评都建立在误解、不解，也不愿意去理解之上。正是在此基础上，周志雄教授组织团队，对网络文学作家进行访谈，提出“到网络文学现场去”是极富历史意义的，也是具有真正人文关怀的学术行为。
一、媒介突变为网络作家造时势
符号学家赵毅衡认为，人类传媒的发展经历了三次突变——至少发生在4万年前的言语和符号的发明、约5000年前开始的符号的系统记录和文字的发明、 以及约30年前开始的电脑与互联网的产生，第一次突变使人成为“符号动物”，第二次使人成为“符号学动物”，第三次正在使人变成“符号元语言动物”。三次突变的间隔越来越短，人类的符号制造能力急剧提高，人类的交流方式也发生着显著变化。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现代意义上“文学”的成型的话，我们会发现，“文学”是第二次突变的产物，再确切地说它是印刷时代“由上而下”的产物，“网络文学”是第三次突变“由下而上”的产物。二者所面对的时代境遇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媒介的发展是一个叠加，而非取代的过程，但网络文学的冲击下，印刷文学也统一成了“传统”，而不再区分“现代的和古代的”之别。《大神的肖像》通过对网络作家写作习惯的访问，告诉我们网络作家的速度有多快，浅紫缤纷是每天九千字，网站一般要求是每天至少三千字，有不少可以达到日更一万。在传统作家中，巴尔扎克是小说写作的“拼命三郎”，被出版商称为“小说的火山”，喝咖啡熬夜是生活常态，在网络作家那里，熬夜是普遍现象，“小说的火山”到处都是，可见网络文学作家职业群体已经成型的普遍生活样态。这种生活样态，并非仅限于网络作家群体，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及使用者都是“熬夜大军”中的成员。网络的颠倒时空，高速的更新节奏，在个体生活方式上已经成绩斐然，尽管不见得是件好事。而网络文学就是在这种生活方式造就的，较为普遍的写作习惯中诞生的。
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讲究“知人论世”，于是考证作家的生平情况及写作情景就成了正确研究的第一步。不过，自从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之后，作家访谈似乎就成了过时的事，守旧的表现。在罗兰·巴特用来证明作者死亡的诸多论据中，其中之一就是读者的诞生。“网络写手”的称呼似乎暗合了罗兰·巴特关于作者只是写作海洋中抄写者的认识。不过，“作者死亡”的激进宣称，虽然能在西方近现代以来过分强调个人魅力语境中，唤起人们对于文本和读者的重视，却与其他认识一样，将作为复杂精神活动的文学简单化。而这种简单化在本来就具有推举受众、遮蔽作者倾向的网络世界中，很容易沦为盲点，除非作者被偶像化。因此，作家访谈在传统文学研究中或许算不得什么，但在网络文学研究中却非常值得重视。通过作家访谈，重现网络文学的写作过程，理解网络文学文本形成和传播中诸多影响因素，就成为了网络文学的文化研究，网络民族志研究的重要环节。
《大神的肖像》对网络作家的访谈采用了一定的问题框架形式，大致上从三个方面来寻求对网络文学写作主体的理解。其一为对作家个体基本情况的采访，包括如何开始网络写作的，在什么平台上写作的，怎么取的笔名，如何处理及评价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对写作的影响，写作习惯和偏好题材，艺术追求，写作收入，与其它网络作家之间的交流联系情况等；其二是就作家创作的具体作品，从人物设定，情节安排，以及小说世界与现实世界间的关系进行访谈交流；其三为了解网络作家本身对网络文学的看法，了解其写作风格的形成，写作过程及灵感来源等一般性创作问题。采访框架虽然有些类似，但之所以采用访谈而非调查问卷的方式来进行，大概是为了能够更加深入地具体的了解网络作家主体的差异所致。
从书中17篇与网络作家的对话来看，对这三方面问题的回答各有不同，但也有一些共同点，比如能够成为收入不错的网络职业作家，都得益于网络文学的商业化能够带给写作者可观的收入，足以让他们赖以谋生。
这与英国18世纪小说兴起的情形，以及近代中国因为报刊的兴盛促使职业文人的出现都极其类似，所以从某种角度来看，网络文学商业化的好处也十分明显——它推动了网络文学职业化的进程，也为文坛带来了新的权力形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四种性质的权力：产生于社会冲突中的横暴权力；产生于社会合作中的同意权力；产生于社会继替中的长老权力；产生于激烈的社会变迁中的时势权力。社会继替和社会变迁是同时存在的，长老权力和时势权力也是同时存在的，只是当社会变动的慢时，长老权力更有势力，反之时势权力更有势力。时势权力产生于新的环境中，当旧有的方式不能有效发生功用来满足人们的需求时，便会失去对它的信仰，于是“时势造英雄”。费孝通列举的新的环境有初民社会中不平常的环境与战争，我认为在当下社会还有一种新的时势权力正在兴起，这就是随着传媒的第三次突变在既有的行业以及新的行业中兴起的时势权力。在文学领域，这种时势权力就表现为，随着网络文学影响力的日益增长，一批网络作家的兴起。网络文学影响力的扩大和网络作家群体的形成中，传媒的突变和商业力量的推动是不可忽视的两股重要力量。既然传媒突变引起的社会变迁不可避免，那么使文学领域不至发生混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对文学的引导和规范追上文学变迁的速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央决定要大力发展网络文艺正是大禹治水用的“疏导法”。周志雄教授组织的系列网络作家访谈也属广义“疏导法”之列，是与时俱进的顺势而为。
二、社交关系网中的写作主体
网络作家访谈另一个明显的共同点是，读者在作家写作中的普遍影响，小说写作是在包括网络平台、出版在内的关系链中造就的。网络媒介研究专家彭兰指出：“传统媒体时代，人们看中的媒体要素主要是内容与形式，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后，社交成为媒体的核心要素，社交成为内容生产的动力，人们的关系网络成为信息的传播渠道”。文学研究核心的部分一般认为是文学作品，作家因为作品而知名并树立自己的形象，对作家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等于对知名作品的作者的研究，因此作品文本本身的质量成为衡量作家是否值得研究的标准。文学作品固然需要读者，但读者的作用并不明显，很多情况下只需要少数关键读者即可建立作品的声望。如果要将作者、作品和读者的重要性进行排序的话，应该是作品、作家和读者。这种对文学的认识其实与现代“文学”观点产生于印刷文学时代相关联。相较于口头传播时代的面对面交流，包括印刷在内的文字时代将文本的独立性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符号表意的时空距离大幅拉长，长到甚至不需要特别了解发送者和发送语境，符号文本自身可以独立存在且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步，《易经》和《圣经》即是如此。但是，互联网时代人们的符号交流方式表现出向口语时代回归的倾向，或者说其语境是一种“次生口语语境”。
口头传播的特点是除了用来交流的特定符号文本发生作用之外，与之同时的伴随文本，如传受双方的眼神、面部表情、身体姿态，交流所处的场合也同时发生作用，交流所用的特定符号文本本身的重要性下降。产生于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文学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因此文学文本本身的重要性相较于印刷文本时代明显下降，社交成为网络文学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交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前Web时代是机器连接构成‘终端网络’；Web1.0时代是超链接形成‘内容网络’；Web2.0时代个体连接形成‘关系网络’。Web2.0与Web1.0并不是一个相互取代的关系，这两者的结合，带来了‘内容网络’与‘关系网络’的融合及交互。”《大神的肖像》所访谈的网络作家并没有包含如安妮宝贝、李寻欢、宁财神之类的第一代网络作家，其实第一代网络作家的兴起时段是Web1.0时代，凭借的是他们的作品能够摆脱报刊书籍编辑等“把关人”的制约而在网上自由传播，由此建立一种“内容网络”，所以他们对读者个体并没有如今的网络作家这般重视，典型的例子如安妮宝贝，她对待读者的态度相当傲慢，公开宣称写作只是个人的事情。在《大神的肖像》所访谈的Web2.0时代的网络作家身上，作家个体的锐气已经大幅削减，自我定位普遍相当谦虚。这与他们对互联网上如何能产生成功的网络文学的深入理解是分不开的。他们写作时需要比较明确的读者定位和读者群的培养。可惜的是，网络文学研究经常忽略了这一点。
高楼大厦的作品针对的是中小学生，所以他特别注意先关照小朋友的阅读趣味：“写童话，要让小朋友能喜欢你，要让他喜欢看你的书，就应先写一些大家都喜欢看的童话，要增加阳光性的阅读趣味。当大家都觉得对这个阳光性的阅读趣味能接受，那么我就再加一点自己的引导。”流浪的蛤蟆尝试着不管读者去写，结果是读者大量流失，然后自己再回来按照读者的口味写。
最后的卫道士认为读者的力量致使网络小说没有悲剧，因为读者接受不了。男性向小说中男主角可以被女主角抛弃，但女主角必须为之至死不渝地守身如玉。女性向小说中女主角也可以被男主角抛弃，但底线是男二、男三必须在身边，表现出忠贞的爱情。这是读者的力量在作品结局上的表现，因为小说的结尾就意味着小说世界价值的判定，判定遵从谁的意愿就是谁的力量强大的证明，同时也是谁价值观的呈现。
萧瑾瑜说道：“被读者催更，其实是一种幸福……当人在这种被需要的巨大幸福感包围自己的时候去写作，就会进入一种亢奋状态”给提问者造成“曲高和寡”印象的减肥专家明确否认自己的有“曲高和寡”的孤独感，反而提出读者认可对自己的重要意义。
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在网络文学现场还通过另一套称呼改变其原有的意义，如打赏一千块钱的读者就成为作家的“盟主”，高楼大厦的盟主都有他的私人电话，可以随时沟通交流。“盟主”所传达出的意义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读者”含义，它意味着一个作者读者为一个同盟，甚至地位比作者还高。
网络作家除了必须置身于作者-读者的关系网中，才能源源不断地产生创作的动力，需要格外重视自己的读者群体外，他们还需要接受各种写作平台的制约，如在对浅紫缤纷的访谈中，就谈到了具体创作中的各种因素——更新没有达到网站规定的字数，就没有推荐，没有推荐就没有读者，没有读者就没有收入；开文后如果不能让读者坚持到付费阶段，也没有收入；按读者订阅给作者收入会受到作品质量、网站流量及编辑推荐的影响；网站给大神的待遇会远高于普通作者，编辑会对作者群进行划分，然后区别对待；编辑推荐有相当的个人因素在里面，因此作者也会用不同的笔名来跟着不同的编辑。浅紫缤纷谈的是网络作家在商业性网站上生存下去，必须接受的规制和约束。网络作家当然还可以走另外的路线，比如在网上连载一段之后，找到合适的出版社直接签约出书，但都需要在网络上接受来自读者的考验。他们对来自商业网站的种种制约都或多或少有些不满，但无一不期待自己的作品被影视改编或游戏改编，显然希望能够在商业化的链条上多走几步，通过小说的衍生产品来扩大自己作品的影响。
网络作家作为写作主体，是处于一个社交关系网络中的写作主体，这个关系网络，首先包括了读者，尤其是付费读者，接着是来自网站规则和人事的制约。有意思的是，这个关系网络一般不包括网络文学批评家，虽然有批评，如“龙的天空”这种专业批评网络平台的存在，但并不是学者的批评。这正好印证了学界“批评”缺席的看法。因此，较为成功的网络文学的写作过程，是一个写作主体通过写作构建并培养自己的读者群体，在写作中不断面对种种鼓励、催促、建议、批评或批判的写作过程。写作中没有关系网络的构建，只有安静的来自作者主体的写作是不存在的。学者要进场，或许需要首先进入这个社交关系网。
三、结构制约下网络作家的主体能动
既然网络作家的写作是在关系网络中的写作，那么他的写作就必须受到结构的制约。这种制约，既包括写作方式上的，如写多少，以什么速度写，也包括写作内容上的，如要写容易“代入”的故事，针对不同性别的读者要安排不同的情节和结尾，还包括写作技巧和审美趣味上的，如要不断的挖坑和填坑来吸引人，故事比语言更重要，风格上不能过于悲剧等等。但这并不等于说，网络文学的创作是没有作者主体性的，相较于国外的超文本写作，国内的简单页衔接的网络文学写作的最大特点，就在于网络文学的写作主体仍是作者主体。所有这些制约都需要通过在作者主体中内化才能发挥作用，如很多网络作家访谈中提到的，作者都会看留言和评论，但并不意味着会采纳，并不意味着一定会顺着读者的思路去修改，也就是说决定权仍是在作者手中，作者具有一种结构制约下的主体能动。当然这种结构制约，主要是基于商业结构的制约，就像风御九秋提及的：“网络文学之所以这么受人诟病，这么受传统文人看不起，主要原因是网络作家为了赚钱吃饭而无奈的对市场进行了屈服和迎合。传统作家有国家发工资，有作协副词，有作协奖励，有作协各个方面的帮助，网络作家有什么？不吃你的粮，凭什么听你的话？”
结构制约下的主体能动，在外在身份的显示上表现为，网络作家可以用不同的笔名来写不同类型的作品，如水蚀写短篇和长篇用“夏龙河”这个名字，写评论用“希墨”，写都市题材偏向的作品用“水蚀”，网络作家可以用不同的笔名签约不同的网站。这可以说是网络赋予作者的身份选择自由，也是主体能动的表现。不同的笔名建立的是不同的关系世界。
网络文学的受众分化，不同性别、阅读习惯、题材爱好者的受众都有不同的创作套路和偏向，如男频和女频之分，都市流和玄幻流之别，“无线向”的出现等等，但作者主体有一个能动空间，可以夹带“私货”，尽管相较于传统文学而言比较狭窄。落尘认为自己写的最用心的一本书《修真老师在都市》，里面夹了很多“私货”，让自己的话通过主角配角说出来。“私货”即是作者主体性在作品中最有力的表现。曼陀罗天使的作品大量以济南作为背景，也是自己的济南情结在作品中的表现。网络作家访谈中很多作家有情怀、自己推崇的价值观和抱负在里面，如水蚀、刘耀辉、雪舞冰蓝、张苏楠等，这种理想和抱负其实与传统作家是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对网络文学通俗、低俗、肤浅的理解有一定的误解。雪舞冰蓝对曹雪芹的理解相当深入和专业。
《大神的肖像》通过提问让一批网络作家用直接讲述的方式谈自己、谈写作、谈对文学的理解，为我们了解了网络文学创作背后的种种情形——与读者的关联，个人的纠结，以及自己对文学的看法和态度，帮助我们走到文学现场，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功不可没。勘查现场，了解背后写作主体的具体写作过程，会使我们更好地了解网络文学。首先，对网络文学良莠不齐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它有自身的淘汰规律，这个淘汰规律的主要决定者就是不同平台上的读者们，不被人关注的网络小说自然会被淘汰掉。其次，网络文学产生于以“连接”为主要特征的网络时代，它是关系网络中的产物，当下的网络文学更是社交关系网络中的产物，具有很强的组建维系社群的功能，其文化价值与文学价值同等重要，不能剥离开文化价值纯粹来谈文学价值。最后，网络文学的无担当，传统文学的有责任感的认识，其实是一种偏见。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如同两个有所交叠但又不完全重合的圆，它们有各自的重心，但也有些共同的东西，我们可以说网络文学向商业靠拢的更近一些，但并不能说写作主体完全是在媚俗写作。或者换句话说，网络文学作品需要适应网络的特点，这个特点在商业网站上就表现为需要受到网站的种种规制，在天涯论坛等非盈利性网络上就相对自由一些，但它们都需要特别尊重读者，因为它们是网络时代的产物，有些网络文学只遵循网络的传播规律而红起来，而有些网络文学在遵循网络传播规律的同时，也充分利用和尊重了传统文学的传播途径，借以增加自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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