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级的反腐方式，也并非查案本身。
文 | 杨林
编辑 | 杨轩
一个内部漏洞，可能是压死一家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手车电商人人车发现，自己的所有车源信息，被悄悄泄露给了竞争对手，对手借此能用更快的速度、更高的价格去联系车主，拿到车源。
这意味着，巨额广告费打了水漂――人人车2018年拿到滴滴、腾讯领投的4亿美元F轮融资后，开始了新一轮上亿元的大额广告投放。 而上亿元广告带来的关键资产，就是车源信息。
一名知情人士对36氪称，人人车内部排查了好几次，也没有找到泄密者，直到2019年年初，人人车抓到了一个盗取公司数据的外部人，对方供出，是人人车的一名早期员工一批又一批地卖掉了所有车源信息，以此获利。 很多人人车员工都目睹了该早期员工被警察带走的场面。
但一切都于事无补了。 就在2019年2月，春节过后的正月十五，人人车就把所有员工都转为“合伙人”，这被解读为是“就地解散”，退出了二手车竞争的舞台。
甚至，一次舞弊，能直接引发一家公司陷入绝境。
36氪从核心知情人士处获悉，一家公司在融资的关键时刻，利益相关方对已经在做尽调的大型PE机构告状，称该公司高层有严重的“贪腐”行为――准确来说，是“资金挪用”，虽然该公司高层迅速把钱挪了回来，但融资就此告吹。 因为失去了这笔关键融资，该公司状况急转直下。
纵观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历史，隐秘的反腐的故事也会不时闪现。 但时间进入2019年，互联网公司反腐的新闻变得频密起来：
2019年初，深圳大疆创新对内发布的反腐败公告被披露，该公司2018年因内部腐败问题损失超过10亿元；
2019年7月，美团发布公告称，原市场营销部总监赖某、高级经理梅某某、离职员工路某某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已经被北京朝阳警方刑事拘留；
紧随其后，小米发布内部邮件通报2名员工涉嫌贪腐，已经被公司辞退，没收全部期权，退还不当获利，并且以触犯刑法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移送公安机关。 有内部人士告诉媒体，通报的两名员工涉及的贪腐金额或达数百万；
……
“如果一家公司任由贪腐问题持续，破坏力等同于创始人做了一个极其糟糕的战略规划” ，一名创业者对36氪打了个比方。 美团监察部人士对36氪说，国际反腐机构研究表明，对反腐的重视会大幅降低企业灰色成本，比如，一般情况下，零售行业灰色成本在10%左右，
与行业寒冬相反，互联网公司的廉政部门日益繁荣。 滴滴廉政风控部门负责人周蕾称，此前国内互联网创业领域，B轮甚至C轮以下的创业公司绝大多数都没有反腐部门。 36氪了解到，很多初创企业也纷纷开始组建反腐部门。 一名短视频公司的创始人称，虽然他们刚成立了两年，只融到了A+轮，不过因为涉及到内容采购，今年年初就成立了一个三人的风控团队。
很多公司今年对反腐部门增加了量化KPI，例如一年要抓满多少人，以及帮助公司挽回多少损失。 “据我所知，有六七成的公司都做了这样的可量化KPI”，美团监察部负责人Eric对36氪说，不过美团目前依然看重能否帮助业务部门做出改善，重视反腐带来的长期效果。
“我有时候觉得，贪腐就像是弥漫的无形瘟疫”，瓜子二手车反腐负责人祝孝平对36氪说。 在互联网一个风口到另一个风口的切换之间，人员随风迁徙，“如果一个员工在之前的公司有过贪腐行为却全身而退，那么去下一个公司后，就很有可能寻找新的贪腐机会，并带动身边的人一起”。
在繁荣时期，萝卜快了不洗泥，舞弊和腐败似乎并没有那么要紧。 但身处资金短缺的寒冬，回收站过去的满身漏洞的运转方式，才越是触目惊心。
触目惊心
最惊人的腐败和舞弊，往往在最风光的时刻发生。
2017年前后，ofo使用的还是机械锁，因为没有定位系统，很多地方员工将出厂成本五六百一辆的小黄车折价成一两百块钱，“成百上千辆地卖给供应商，后来供应商又把这些车子以原价重新卖给ofo”。 一名ofo高管对36氪说，这造成了“巨大的”资金浪费。
繁华落尽后，ofo反腐的过程就显得格外伤感。 今年年初ofo遭遇押金危机时，曾紧锣密鼓地严抓贪腐问题，反腐负责人历时几个月时间，配合警方跑了几个城市，最终仅追回数百万元损失，对于ofo几十亿元的押金窟窿来说杯水车薪。
也是在2017年，风光无两的ofo曾邀请鹿晗作代言人，36氪了解到，当时签约鹿晗加上投放的费用高达4000万元，一名知情人士称，但在打探了鹿晗接下来代言联想的费用，以及鹿晗录制“跑男”的价格后，他们认为4000万元的费用明显高于市场价格。
上述知情人士称，负责审查的人就此询问品牌部的相关员工时，后者痛哭流涕，称自己被中间人“骗了”。 负责反腐的人虽然愤怒，但因为没有能证明存在贪腐的证据，事情只能不了了之。
有前ofo员工感慨，如果没有贪腐，ofo未必会走到今天的局面。
正因为资金链断裂陷入关店风波的生鲜电商呆萝卜，有内部人士认为，陷入如此境地和无节制的财务支出脱不了干系。 一名呆萝卜员工透露，该公司总部每月有大概9000多万元的采购支出，却几乎没有任何监管体制监督，“基本是报上去多少就批多少，这些钱怎么花出去的，花哪里去了，无人知晓”。 对此说法，36氪呆萝卜求证，不过截止到发稿，呆萝卜尚未作出回应。
不少人都经历了那段“宽松”的时光。
网约车大战时期，一家公司曾招聘了很多实习生每周在系统上登记给司机的补贴款，“一些实习生会让自己同学、家人和朋友注册成司机，日常刷刷单，然后给他们发补贴”，一名知情人士称，“只要不是很出格，给一个司机补贴的数字简直就是随便填”。 后来一个实习生在登记补贴时，误将司机的11位数手机号填在了金额那一栏，被财务部门察觉到不对，才引发公司严查。
另一个前互联网公司品牌部员工说，2015年他每次给总部上报活动费用时，都会在事实的基础上乘以1.5甚至更多，“直属领导从不追究这些钱怎么花掉的，甚至不会问一句。 只要他批了，报销款很快就会下来” 。
损失的有时是钱，有时候还连带损失了竞争力和战斗力。
一家电商公司发现，曾经有其供应商“组团”入职，几个月时间就总共贪污了数百万元，“调查后发现，他们在和平台合作时发现了漏洞，商量好一起进来‘薅一波羊毛’”。
一名前饿了么地推员工对36氪称，她入职后发现，团队的其他地推人员会商户直接提要求： 想上线要先交一千到两千块钱不等。 “这还不算额外给资源的费用，当时正是饿了么和美团竞争激烈的阶段，这么做显然会影响饿了么的商户数量”。 因为难以忍受这样的工作氛围，她很快就辞职了。
2017年火热一时的无人货架也类似。 一名从某无人货架公司的离职高管称，到后期，该公司资金出现巨大问题，急需现金，他们才发现，很多线下地推人员直接将货品搬回自己家或者销售出去，然后按照正常货损向公司上报，“几名员工后来直接私下把装饮料的冷冻柜都给卖掉了”，业务直接没法开展了。
舞弊行为还会伤害外界对公司的信任。 滴滴风控反腐负责人周蕾称，他们曾调查一个地方团队运营勾结供应商贪腐时，发现那名员工以增加派单为由，向司机销售自己制造的“作弊器”，造成不少司机上当。
一位做企业培训的人告诉36氪，最密集的时候他每两个星期就要进行一场新员工培训，“人员流动太快了，有时候一批培训30个人，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有一半的人因为贪腐问题离开”。
一些公司会刻意招刚毕业的年轻人，尤其是涉及采购和销售的部门。 他们在意的是这些人的履历像一张白纸，“暂时还没有受到过多利益的污染”。
以至于，年轻有时候反而意味着“战斗力”。 金沙江投资人朱啸虎曾经的一个著名论调，就是只投年轻人。 曾有供应商找到滴滴一名高管抱怨，“你们这些人都是青瓜蛋子，没有社会经验，做事又认死理”，滴滴风控反腐负责人周蕾说，“我们高管听了反而挺高兴”。
如果是钱多求快的繁荣时期，贪腐虽像一颗毒瘤，但还不至于立即致命。 但在裁员、收缩、融资难为新经济公司主旋律的2019年，很多企业已经达成共识，再不反腐就来不及了。
要“治病”的互联网公司纷纷成立反腐部门，力求高效、强执行力，即使这其中夹杂着公司管理灰色地带的粗旷和野蛮，以及极为高昂的成本。
但在生与死的考验之间，公司们从来就没有第二个选择。
秘密组织
这可能是各互联网公司内部最低调和神秘的组织。 他们通常向创始团队汇报，可以调查任何人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同时在“办案”时从不手软。
论他们成员的出身，阿里第一任首席风险官邵晓锋曾任杭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一大队大队长――那些供职公检法部门、拥有多年经侦经验的老刑警们一直备受互联网公司青睐。 “四大”和财务出身的人也在最近几年纷纷转行，加入各家企业的风控部门。
还有公司另辟蹊径。 向来另类的Uber，其前亚太区的风控反腐负责人曾在金沙赌场就职，专门负责抓“老千”。
滴滴风控反腐部门则由联合创始人、风控负责人吴睿统管。
但不同于阿里腾讯，多数新兴的互联网公司的反腐还处于小步摸索的阶段。
滴滴刚成立风控反腐部门时，并没有完善的制度和方向，只是根据之前出现的贪腐案例，制定了几条“高压线”作为最初的反贪纲领，这称之为“扎篱笆”。 美团的王慧文则到处“取经”，研究和阿里等大公司的具体反腐手段。
一家生鲜电商的创始人告诉36氪，2016年自己公司刚成立反腐部门时，直接翻了刑法中经济学犯罪的条款，却发现大部分都不适用于互联网公司。 最后请一个在经侦系统工作的朋友吃了顿饭，记录下对方曾处理过的各种公司型案件，回来后制定了第一版“廉政风控方案”。
一开始的反腐手段也一言难尽。 一家知名O2O公司曾“悄悄”给商户们发表格，让他们写下接触的地推们是否有私下收钱的行为，写一个名字就给50元现金“奖励”，但因为要求实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