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中，一个视角是从技术进步对企业效率改变的角度进行理解。典型的如Leeet.al认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在企业某些环节的应用过程，又如Fitzgeraldet.a把信息技术背景下的转型看作是相关技术，如移动互联网、数据分析、社交网络等在企业生产、销售业务流程的使用问题。
或是认为技术对于管理和决策具有提升作用，如Loebbecke&Picot认为大数据技术对企业决策流程、时间的提升作用。
另一个视角则把组织变革纳入考虑，是认为这种转型升级代表了技术对组织的再造，是一种全局的整体变革。如Ilvonenet.al认为新一代信息技术背景下的企业转型，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一个组织变革的过程，以大数据、机器学习、物联网等为代表的企业将数字技术应用于生产和服务流程，推动企业生产和组织的变革。Vial认为企业通过数字和信息技术改变了价值创造的过程，提了升内部的组织绩效和运营效率，是一个整体的组织变革过程。
国内的研究集中在价值创造、跨界方式和对部分典型个案的剖析方面。
一方面聚焦于企业边界突破的机理。李海舰和原磊较早提出了信息技术背景下企业的边界问题，从成本和收益曲线角度进行了分析。边际收益递增是具有网络效应的信息技术企业的特征，而生产端存在传统意义上规模经济带来的边际成本递减，可能存在成本与收益曲线无交点的情形，这便是理论意义上的企业无边界。
研究认为企业核心能力的大小确定了边界范围的广度。后续的研究中，李海舰等还认为，跨界是突破边界与无边界的中继，涉及经营、管理和操作三个层面，三个层面都涉及到无边界拓展问题。
再后来进一步提出共生企业组织的观点。
杨惠馨等较早从企业成本层面研究互联网条件下的企业边界，互联网技术的应用范围涉及企业所有的经济活动，可以直接影响企业价值链上任意环节的成本改变和改善成本结构。杨等人认为在互联网技术条件下，企业的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会减小，而网络成本会增大，企业会通过扩大规模，寻求融合等方式来重组企业价值链。国内研究的另一方面聚焦于企业跨界的动力和效应。
罗珉和李亮宇认为，连接可以让企业拥有红利，“互联网+”化的企业可以拥有这种红利，跨界协作是平台企业的商业常态，通过技术跨界和社群跨界，可为用户创造价值，从而获得连接红利。赵振认为跨界导致了创造性破坏，顾客社群低交易成本的外部经济性和网络效应，与由信息和数据技术引发的平行互动制造技术演进成为正反馈循环的关键因素。冯文娜认为互联网企业的跨界本质是在开放价值体系内的静态产业布局。研究认为互联网背景下的跨界融合构建了开放的价值系统，正是这种价值系统为用户提供了价值。
企业要构建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不能仅仅依赖于差异化，这是因为在网络信息技术背景下，知识溢出和产品互补性会直接影响竞争优势的获取。冯还认为企业不应继续寻求所谓“隐性知识”带来的竞争优势，这是因为隐性知识在数据智能的技术革命下会越来越少，而基于这些知识的产品和交易价值在整体用户价值中的占比也将下降。企业跨界应该以提高用户粘性和创造价值为目标，而有用户感知的产品价值与交易价值是由跨界创造的互补性产品与服务共同塑造的。以上的梳理可看到，学界对于跨界与转型的认识涵盖了技术进步、价值再造、组织变革、产业融合渗透等多个方面。
但认为，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它们共同的且最重要的特征便是是这些产业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网络效应。如果要抽象出最一般和最重要的规律，必须从网络效应规律入手。网络效应背景下的效用视角分析框架。
分析框架构建认为把握网络效应这一特征是将前文所述产业从其他一般产业中区分开，并认识其本质的关键。故我们希望从网络效应视角出发，发展一种方法或分析框架，辨析这一趋势。一种思路是从厂商角度出发，考察网络效应的类型和特征，从企业是否具备网络效应，以及具有何种网络效应角度来提出这一分析框架。
在探索中遇到两个问题，一是网络效应的类型很多，且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变化，这意味着该框架的可能需要不断调整，如此便丧失了方法上的简洁性。二是如果要后续需要深入量化研究，则涉及到对网络效应的测度问题。目前来看，对网络效应的测度研究非常少，并且不充分，缺乏广泛认可的方法。
另一种思路是从消费者出发，通过考察网络效应背景下消费者效用的特征来刻画前文所述趋势，这便是尝试性提出的通过效用结构指标分析框架。将反复使用网络效应和网络效用两个概念，在此我们首先明确二者的含义，以免混淆。网络效应遵循Katz&Shapiro的定义：当一个消费者消费一种产品获得的效用随着使用该产品的其他用户增加而增加时，则存在着网络效应。网络效应是一种经济规律，而网络效用则是消费者在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中所获得的效用，由消费者加入网络而获得，其大小受网络规模和网络效应影响。
从数值上说，网络效应的大小等于边际网络效用。我们设定，存在网络效应的企业产品为消费者提供两种效用，基础效用和网络效用。的经典研究中，基本效用是由产品或服务自身的特征所确定，网络效用从加入的网络中获得，其大小由用户网络规模所决定，这也是对基本效用和网络效用的定义。
其次，我们设两种效用的总和为1，两种效用的占比便构成了网络效应背景下消费者总效用的一个效用结构。把消费者效用进行分类的做法是常见的。外部性问题对效用的影响也早在1978年便有学者涉及，Mussa认为一个顾客的效用可以分为一般性的效用和顾客对产品质量的独特口味要求产生的效用，并提出存在影响产品质量的外部性效应，从而对消费者的总效用产生影响。在网络效应经济理论的经典模型中，把消费者效用分为基础效用和网络效用得到广泛认可，如Rochet&Tirole的模型均将选择某一平台的效用分为产品的基本效用和由于平台中其他主体存在而形成的网络效用。
很多学者还对效用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细分，如Mitchell&Skrzypacz在对包含网络外部性的动态双寡头模型进行分析时，构建了一个顾客效用出发的技术质量选择模型，将一个产品的总效用分成了不包含网络效用的基础效用、新顾客带来的网络效应和已有顾客存在的网络效用三个部分。Duet等的研究中得到重申。认为，效用结构作为一个指标来研究跨界与转型具有以下优势：①具有独特性。
互联网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企业带来的是产品技术、管理组织和商业模式三个维度方面的革新，是在全局上影响企业发展的要素条件。但与此同时也让关于跨界和产业升级的研究在技术进步、组织创新、模式创新等三个方面交错进行，这种交织使得对于网络信息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