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被称为一纪，也是一个轮回。12年的时间，可以让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成长为生气勃勃的少年，也可以让一棵稚嫩的小树苗生根站稳。
在这12年里，中国经济迎来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复苏，经历了2015年的结构性改革，综合国力不断提升。
2020年新冠疫情打断了全球的平稳发展，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迈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12年里，第一财经首席经济学家调研从无到有，逐渐成长为国内少有的长期跟踪市场观点与预期、展示首席经济学家的分析思路与研判的平台。立足当下，行以至远。
在亲历12年经济金融发展的过程中，有什么值得我们记忆？哪些会是未来发展的里程碑？第一财经研究院邀请首席经济学们一起回望过去，研判未来。
上图中依次为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毕马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康勇，环亚数字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李文龙，植信投资研究院院长连平，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王涵，银科控股首席经济学家夏春，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回望过去过去的12年，从国际经济环境到国内生活生产，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背后有社会经济规律的必然推动，有突如其来的打断与阻滞，也有科学技术的持续创新与人们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在大海中的航行虽非一帆风顺，但却始终勇往直前，接下来首席经济学家们将从宏观经济、金融事件和科学技术三个方面回望和总结过去这12年。
宏观经济历史是由无数看似单个的事件串起的线条。在我们遇到诸多事件里，哪些可能会对我们的未来影响最为深远？首席经济学家们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美贸易摩擦、中国持续推进的对外开放进程、新冠疫情暴发、房地产政策调控、数字经济兴起等都是重要的历史事件。
在这12年里，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从2010年的41.2万亿元增长至114.4万亿元，实现了质和量的双飞跃。
这期间我国经济也曾面临不少挑战，在世界经济普遍低迷，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切入点和关键点。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王涵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浓重一笔。他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扭转了以前一分析经济就从需求出发的模式，让市场充分意识到供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其背后反映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通过改革，可以有效解决产能、杠杆等问题，化解当时市场的明显担忧。他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转型的一个体现，一个有效方式。在过去12年里，我国全方位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正加快形成。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认为中国对外开放取得的成就让人印象深刻。他表示，关于对外开放有三个依次递进的修饰语，一是全面开放，二是高质量开放，三是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在过去的12年中，中国已经形成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政策框架，包括开放制度、一带一路、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三个层面。其中有四个方面的工作进展尤为显著。
一是开放制度层面，可以看到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不断缩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逐步健全；金融领域开放不断推进，包括资本市场互联互通、QFII制度、人民币国际化；二是开放平台层面，可以看到全球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以及其他经济合作区和开放试验区的建设加快推进；三是一带一路建设，通过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开辟和打造出了美国、欧洲、中日韩之外的新的贸易地区与通道。四是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中国强化了WTO、G20、APEC、BRICS+等多边经济治理机制的作用，新建了AIIB、金砖国家NDB等金融机构，以及推进了RCEP等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的形成。放眼全球，在中国加速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经济全球化却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中美贸易摩擦随后爆发。植信投资研究院连平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加速了中国的制造业转型。
他表示，贸易摩擦实际上对中国出口本身影响不大。从出口增速来看，以美元计，仅2019年出口增速出现了明显下滑。与此同时，对于中国商品增加的关税被间接转嫁到了美国普通消费者身上，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进一步推升的“地缘冲突”导致了价格方面的负面影响。
而中国在经历了2019年的出口“低谷”之后，在全球疫情大暴发的背景下，凭借卓有成效的防疫制度和全产业链的优势，出口在2020年和2021年再度大放异彩，有效弥补了此前“贸易摩擦”造成的损失。事实上，贸易摩擦对中国带来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中高端制造业方面。不少被“卡脖子”领域的短板愈发明显，也让全国上下重新审视了我们与国外先进制造业技术的差距，迫使中国政府出台政策进一步加快了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转型。
从这几年的发展情况来看，芯片等领域的发展较快，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正在快速缩小，但仍需继续努力。相信在中国所特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之下，制造业高质量转型最终会取得成功。银科控股首席经济学家夏春在谈及中美贸易摩擦时表示，虽然中美达成了阶段性贸易协议，但矛盾并未缩小。即使从短期来看，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中美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长远影响难以估计。
从历史上看，许多重大事件均与贸易摩擦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同的选择带来不同的结果。中美贸易摩擦也标志着经济全球化朝着区域化的方向发展，在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都会重塑世界经济格局。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数字经济发展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十年。
环亚数字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李文龙表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中国经济在过去12年间迎来了真正的“换道超车”契机，摆脱了长期跟随西方与受到西方压制的被动局面，找到了中国经济提升效率，形成新发展动能的方向，也改善了社会治理模式，更使得中国经济在若干方面走到了全球前列。然而，也正是因为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方向，所以中国高速发展的数字经济受到了西方前所未有的遏制。未来，西方在尖端数字技术软硬件领域对中国的遏制与中国的反遏制将长期存在。金融事件自2010年至今，中国资本市场在制度建设上取得了很多进步，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设立新三板、科创板和北交所，注册制、退市制度、新股发行机制等各项制度改革持续推进。
与此同时，打击内幕交易、信息披露不规范、财务造假等监管能力也在不断提升。银科控股夏春表示，中国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方面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做法，避免了其他国家在金融国际化过程中遭遇的挫折。值得一提的是，教科书往往只是提供失败的案例，即使有成功的案例也难以直接照搬。
中国在金融开放的制度上有一些重要的创新，如局部试点，先挑选长期稳健的投资者进行合作，再对投资偏短期的主体开放，制度建设和对外开放两条腿走路等等，这些经验是其他国家可以直接模仿学习的。招商证券谢亚轩认为，随着注册制改革的推进，中国直接融资比重提升的趋势已经形成。同时，从新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及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来看，未来中国的直接融资，尤其是权益融资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