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彭博社7月4日文章，原题：如何扭转西方的创造力危机 无论是头脑的饥荒，还是肚皮的饥荒，都会使社会遭罪。思想在藤蔓上枯萎；植物变成谷壳；田地荒废；不久之后，依赖创造力的经济增长就会停滞。这就是发生在创造力世界中的情况，最明显的是在西方。而自启蒙时代以来，西方一直以思想的创造力为荣。
越来越老，越来越低
美国当下最火的影片是1986年影片的续集。政治家们也开始陷入昨日的争斗——为了美国的堕胎问题或英国的计量单位。17世纪的伟大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曾被誉为“新时代的吹号手”。而如今，许多最响亮的吹号手是旧时代的。
研究发现，西方软件、农业和医学领域的研究生产率急剧下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稳步上升，科研团队的规模也在扩大。学者们在知名刊物上发表第一篇文章的平均年龄已经上升——从1950年数学界的30岁上升到2013年的35岁。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研究人员一直在进行“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专家对数据的研究发现，1990年以前，各种创造力和原创性的衡量标准与平均智商同步上升，但此后不断下降。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年龄段的美国人的创造性思维都在下降，特别是在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
“未来的消失”
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里，而城市本应是创造力的引擎。那该如何解释这种创造力的凋零？一种解释称，知识的负担太重，以及随之而来的专业化的独裁。学术界要花比以往更多的时间去接触知识的前沿——当他们最终到达那里时，往往要拿着放大镜爬行，而不是站起来用望远镜看。
德国人用一个令人回味的短语——“未来的消失”——来描述更广泛的正在发生的事情。绝大多数父母预计子女会比他们更糟糕——法国是80%，日本是76%，意大利是61%，即便在传统上较为乐观的美国，也足足有57%。
忘记才是诀窍？
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人类想象未来的能力？伦敦大学学院教授杰夫·穆尔根认为人们要学会如何忘记事情。VISA的创始人迪伊·霍克也说：“忘记，而不是学得，才是真正的极其困难的诀窍。”为什么每个伟大的城市都有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却没有思考未来的机构？为什么这么多的公共调查都在对准过去？这些都是穆尔根抛出的疑问。
穆尔根还认为，当对立的知识传统发生冲突、争斗，并在某种程度上融合时，往往会出现富有想象力的突破。俾斯麦将传统的民族主义与福利国家、现代管理融合在一起。托尼·布莱尔将市场经济与对福利国家的承诺相结合。但在当今世界，政治人物因为身份认同而被分成不同的派系，异端猎手乐于将非正统的思想家赶出公共生活。这种情况下，冲突和融合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此外，如今的大学也几乎放弃了作为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生产者的角色，转而充当了一个强加单一正统观念的准宗教角色。
因此，我们应通过各种方式构建知识的桥梁，探寻未来，创建未来的博物馆，重塑我们的思想。但要重新点燃社会和政治想象力，我们需要做的不止这些。我们要重振古典自由主义的精神，并将其应用于新的环境，这意味着我们要与最强大的既得利益者近身搏斗，我们需要挑战那些阻碍对有前途的新领域进行研究的学术霸权。我们需要接触被忽视的人群，增加知识人才的供应。我们还需要打破信息垄断，因为正是这些垄断把曾经的光明变成了一场噩梦。（作者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陈俊安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