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昝涛]
21世纪的世界舞台尤其是中东地区见证了土耳其的崛起。随着冷战结束后国际和地区环境的改变以及自身力量的逐渐上升，土耳其调整了其对外战略，即从长期以来奉行的亲西方、入欧盟的战略，转为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外交，出现了所谓“向东看”的趋势，加强了与中东地区的关系，更加关注其地区利益，并力图构建自身主导的地区秩序。有人说土耳其要成为“欧亚的中国”。2002年上台至今，正发党和埃尔多安政府一方面积极介入中东地区事务，另一方面对于加入欧盟、与美国维持战略性关系等问题开始抱持更为灵活的、实用主义的态度。现在，一个不再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的土耳其正在告诉世界，它有一个“大国梦”。
正发党上台后，土耳其的外交呈现“向东转”、东西并重、多元平衡的特点，这实际上接续的是厄扎尔时代的传统。不同的是，在正发党时代，土耳其综合国力更强了，表现也更为积极和自信了，尤其是更加积极地参与地区秩序的构建。如我们在前文所言，2003年美国再次入侵伊拉克，萨达姆倒台，伊拉克成为一个什叶派占主导的、亲伊朗的国家，一个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的“什叶派新月带”出现了，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土耳其被某些人推崇为一个“模式”。土耳其自身也不再满足于做一个桥梁国家，而是要成为一个地缘战略意义上的枢纽国家。这个时期，土耳其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比如，在2007年开始推行其所谓的“与邻国零问题政策”，旨在通过维持周边地区的稳定，来维护自身安全与利益。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了2009年达沃斯论坛上埃尔多安“发飙”的情况。下面，让我们来简要看看正发党时代土耳其与周边不同势力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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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6月28日，北约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峰会前的最后一刻，瑞典、芬兰和土耳其宣布达成一项三方协议，土耳其同意支持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图片来源：斯托尔滕贝格推特
历史地、客观地认识土耳其的地区政策
我们该如何来评价土耳其在地区问题上的做法与主张？过去的学者是如何评价这个问题的？土耳其政策界有什么提法？
首先，我们总结一下冷战结束之前的土耳其外交战略的特点。
（1）在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外交奉行的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孤立主义政策。当时，奥斯曼帝国已经崩溃瓦解，新的国家刚刚建立，相对困难的内外局面、帝国的历史经验教训，这些都决定了土耳其选择消极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直到二战期间，土耳其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这种政策。
（2）在二战结束前夕，土耳其根据对国际政治现实以及自身处境和未来的判断，积极地摆脱中立，快速加入战胜国阵营。当时战争形势已经明了，土耳其的这种选择并不是孤例，与不少国家一样，土耳其没放一枪就成了战胜国。土耳其主要是想融入战后的世界秩序，比如联合国的架构，不想被遗漏。当然，土耳其的选择也源于对苏联某些动向的担忧和警惕。
（3）冷战期间，土耳其维持了一种积极与西方靠拢和结盟的政策。这既是由其地理位置决定的，也是出于它长期对俄罗斯/苏联的地区霸权野心的恐惧，并与美国的积极拉拢有关。此外，这也与土耳其内政中出现的反社会主义的潮流有关。这个时期，土耳其成为北约里一个比较特别的成员，也接受了大量的美国援助。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这个时期土耳其和美国所谓的“蜜月”关系就是一帆风顺的。
其次，我们看一下冷战结束后的情况。
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对于西方的地缘政治价值已经今非昔比。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外交政策就必须调整。冷战后直到今天，土耳其的地区政策至少应该放在一个二三十年的时间跨度下来分析。
简单来说，这一时期土耳其外交上的特点，就是在继续维持与西方的优先关系，积极向欧盟靠拢的同时，走更加独立自主的道路，更加强调多边主义。土耳其的这种所谓独立自主的道路，与中国所追求的完全独立自主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土耳其是一个北约成员国，又长期积极谋求加入欧盟，这两个外部机制对它的自主性有重要的限制和制约。同时，土耳其自身的综合实力也不够，它只能算是一个地区性强国。
内外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了土耳其的对外战略选择：内部是统治精英的转变，外部是土耳其所处国际环境和地区形势的变化。
概括来讲，建国90多年以来，土耳其国内政治的总体发展趋势，就是从凯末尔主义时代向后凯末尔主义时代的转变。这个转变的过渡时期就是20世纪80—90年代的厄扎尔时代。随着2002年正发党的上台，转变基本完成。这一转变的最明显之处是国家统治集团的改变，也就是，政权逐渐地从国家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凯末尔党人手中，转移到强调自由主义、多元主义以及平民主义的保守主义政党手中。土耳其内政中的这一重要转变，影响到了其对外战略的选择，具体表现就是：从强调拥抱西方文明、进行世俗化和西方化，到更加强调对伊斯兰价值的认同，强调土耳其民族的政治和文化主体性，强调发展同中东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并谋求在中东地区事务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从外部形势的变化来看，对当代土耳其对外战略选择影响最大的是冷战的结束以及西方对土耳其态度的转变。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土耳其对于欧洲的防卫作用下降，不再是西方阵营的边疆和前哨国 家，这时，一个还没有真正进入欧洲俱乐部的土耳其，必然面临重建自身主体性和身份的问题。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欧洲的故意刁难和偏见，以及它不愿意接受土耳其为欧盟的完全成员国，极大地刺激了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情绪。2004年欧盟接纳了塞浦路斯，又激怒了正发党以及土耳其民众。这也是土耳其决心加强其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进入21世纪的土耳其，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综合国力提升明显，而欧盟陷入各种危机，这也促使土耳其反思其国家定位。
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它抛弃了传统上亲西方的定位。亲西方是土耳其对外战略的基本底色，这个底色目前并未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加入欧盟、与美国建立紧密且多元的双边关系，符合土耳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仍是土耳其外交的主线。厄扎尔调整了土耳其向西的策略，但并没有忽视加强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他强调土耳其的“桥梁作用”，其目的是使土耳其能够与西方竞争，并争得西方的支持与合作，同时借助于这种合作来平衡土耳其国内坚持凯末尔主义的反对派。而厄扎尔主张的多元化外交，其实就是在亲西方的这个倾向之外，再加上伊斯兰主义倾向、地区倾向和东方倾向。这一点对当前的正发党政府来说也是一样的。
土耳其的“大国梦”受制于其有限的综合国力。从厄扎尔到正发党时代，土耳其在20多年间基本上完成了国家的重新定位以及对外战略的调整。这个调整里面还蕴含着土耳其的一个“大国梦”，用达武特奥卢的话来说就是，土耳其首先要成为一个同时具备软硬两方面实力的地区性大国，进而再谋求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力量。有一种对达武特奥卢的批评值得重视，即他可能过早地把土耳其看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力量，比如，土耳其过于积极地介入阿以冲突、哈马斯问题、伊核问题等国际性的重要议程，并不一定符合土耳其的实际利益。土耳其的现实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只能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地区性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