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个月后，布什的报告完全响应了罗斯福的要求。布什赋予这份报告一个富有想象力的题目—— 《科学：无尽的前沿》（图图3），展现了科学的前景—— 作为 “没有止境的边疆” 的科学将会取代美国西部物理上的边疆，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提高生活标准和推动社会变化的新动力：“政府应该鼓励开辟新的边疆，这已成为美国政策的一部分。
它为快速船只打开了海域，为开拓者提供了土地。
虽然这些边疆或多或少已经消失了，但是科学的边疆仍然存在着。应该使这些新的边疆变得容易接近而由所有的美国公民来发展它，这是和已经创造出合众国伟大形象的美国传统相一致的。” 布什在这篇报告前面致总统的呈文中回应罗斯福：“我们民族中开创精神仍然是早期蓬勃的。
开创者有完成他的任务的工具；科学则为它提供了广阔的尚未开发的内地。
这种探索给与整个民族和个人的报酬是极大的。科学的进步是我们国家的安全、我们身体的更加健康、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生活水准以及文化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这样科学成为美国发展的新边疆，与美国边疆的传统和意义接续，获得正当的合法性，成为推动美国进步的一个动力，成为美国战后战略计划的重要一部分。
科学技术成为美国的新边疆、创造美国的新边疆，成为美国政府支持科学技术的一个常用修辞。肯尼迪总统（1961—1963任职）把空间探索和技术称为美国的新边疆。
乔治•布什总统（1989—1993任职）在1992年说道：“在很多方面，对于科学和技术的投资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美国观念—— 创造美好未来的可能性，同心协力，那个美好的未来—— 没有止境的边疆—— 就在我们面前。
”布什报告的思想和影响布什的《科学：无尽的前沿》一出版，取得了迅速的成功，受到媒体（报刊）广泛的支持和赞扬，超越了党派、地理和意识形态的局限。布什报告提出的计划随后成为战后美国科学政策的基石，达到了一种 “永恒的、抽象的” 质量。布什报告之所以取得成功，有三个因素：题目抓住了美国人的想象力；直接针对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抗击疾病、就业和国防等）提出公共资金支持科学的理由；提出了联邦政府新的责任。
布什报告基于战时美国发展科学技术的经验，面向刚经历大萧条痛苦和战争中的美国一代人关心的问题说话。这篇报告开头就说 “战争抗击疾病的进步依赖新知识的涌现”，接着举出科学征服疾病的各种例证，证明政府应该增加经费支持医学科学研究。布什还提到科学对就业、对国防的重要意义。这些都是政府和公众关心的问题。
概括地说，这篇报告有三个基本假设：1.新的知识对于保证人民健康、国家安全和公共福利是不可少的。 2.新的知识要靠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基础研究的发展必然会为社会带来广泛的利益。 3.科学共同体需要保持相对的自主性和探索的自由，以免受政治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压力，保证科学知识的进展。
据此，报告提出政府应当承担起新的责任：促进新科学知识的涌现和培养青年科学人才。报告建议，建立一种能保证稳定长期计划、保障维护探索自由的独立的支持机构—— 国家研究基金会（国家科学基金会最初的名字），专门支持科学研究工作和高级科学教育。布什把大学作为战后科学政策的中心：“首要的，正是在这些机构（大学）中，科学家可以工作在一个相对免于不利的惯例、偏见和商业需要的压力的环境中。它们提供了相当程度的个人思想自由……”布什报告包含几个重要的思想。
1.科学的社会契约思想：政府提供科学家资金开展基础研究，保证科学家的自主性和探索的自由；科学家开展研究，研究的结果会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换句话说，政府只要给科学家以钱和适当的自由，就会收获科学研究结果所带来的实际利益。2.科学研究的自主性和探索的自由。
这不仅是科学界的传统，也是战争期间OSRD（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经验—— 由民间科学家自主管理。3.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布什第一次把 “基础研究” 这个词带给政策界和公众，突出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意义。
布什报告提出政府组织和支持科学研究与教育的设想，在当时的美国是一项制度创新。要知道，在 “二战” 前，美国联邦政府并不把支持科学技术作为自己的责任，它对科学技术的支持都是作为实现政府目标的手段而支持的（如为支持农业发展而支持农业科学技术），并且没有长期性和系统性。在战后，科学界既担心联邦政府的支持是短暂的，又担心联邦政府的资助会伴随着干涉。布什提出的政府支持是一个 “社会契约” 方案：政府资助科学技术，特别是资助基础研究，主要通过对大学的资助，同时保持科学家的探索自由。
虽然布什关于建立单一的支持全国基础研究机构的组织设想并没有成功，但是其观点却取得了胜利。在战后，联邦政府成为科学技术的主要赞助者，并建立专门资助基础研究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与国防部、原子能委员会、农业部、国立卫生院形成支持科学技术发展的多元化机制。联邦政府支持科学技术的经费不断上涨，特别是1957年受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尼克的冲击之后，创立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和国家宇航局，对研究发展（R&D）的支持大幅上升，在1957—1966年间投资达到美国历史上的高峰。
科学家不仅有着充足的经费，而且享受高度的探索自由。国防部等部门在大量的资助中，并不干涉，而是鼓励科学家从事自己认为值得做的研究。正像布什提出的，这个科学体系应该与培养新的科技人员结合起来，产生基础的科学和技术知识，把人才和知识作为副产品（spinning off）传给企业，由市场决定它们的经济和社会用途。结果，政府对大学的多元化投资，在尖端电子、空间技术和医药等领域形成了实质性的力量，产生了巨大的科技实力和经济效益。
战后联邦政府的支持使美国大学成为世界第一流大学，在 “二战” 之前大学的研究还是第二位的。（图4）德罗格梅尔称，美国正在真正进入第二个伟大的英雄时代，正进入新的科学和技术的边疆。他提出了所谓第二个英雄时代的三个支柱：长远规划、伙伴关系和研究环境。
这一番鼓舞士气的讲话，美国科学界有许多年没有听到了。德罗格梅尔满怀信心谈他对未来的设想。然而，美国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