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我们深入探讨了贝莱德建信理财的定位、使命以及它能为国内的普通投资者带来什么——
自1988年成立伊始，贝莱德就树立了三个基本信条：风险管理、持续创新以及对客户体验的关注。
这些在现在看来已获得业界普遍认可的理念，从33年前开始就被贝莱德一以贯之地执行至今，并逐渐成为贝莱德独有的三大竞争优势。祝国桥指出，贝莱德不断在这三点上努力精进，管理规模只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关于贝莱德建信理财的定位，祝国桥表示，作为一家全新的理财公司，贝莱德建信理财将更加侧重于满足客户需求，结合贝莱德在投资领域的优势能力，并依托建行的客户服务能力，为中国投资者提供更多理财产品的选择。
要满足国内客户需求，需要充分发挥贝莱德全球架构和本土团队的优势。目前贝莱德建信的团队，约一半成员来自贝莱德和建行集团，其余则通过社会招聘。不同背景的员工优势互补，帮助公司更好地理解中国市场、捕捉市场机会。
目前权益类产品在银行理财市场的供给相对较少，而银行理财客户又确有权益资产配置的需求，因此贝莱德建信理财的首只产品或将充分利用贝莱德在全球主动量化投资策略（贝莱德称之为“系统化主动股票投资策略”）上的优势，瞄准主动权益这个类别。
对于量化投资，祝国桥指出，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不同的理解，各个公司也有不同的量化投资方法，贝莱德的量化投资核心仍是基于价值投资，通过从基本面、宏观、投资者情绪等不同角度，挖掘有用的投资信号，寻找优质标的。
早在2012年，贝莱德就利用这一策略，通过QFII帮助海外客户投资中国市场。9年来创造了年化近18%的收益。贝莱德建信理财希望通过这一策略在理财公司的落地，为国内理财客户带来与众不同的相对市场的超额回报。*
更多有关贝莱德建信理财的信息，请移步到贝莱德建信理财官方公众号了解。
（公众号id：gh_0e7c9a2ab453）
一：贝莱德建信理财显示贝莱德对中国的坚定信心近期中国股市因为一些政策因素，不免引发了外资对中国市场政策风险的担忧，而作为全球管理规模最大的贝莱德对继续“加注”中国并没有显露出丝毫的迟疑。
从贝莱德未来三大战略——科技、养老、中国——可以看出，贝莱德对中国市场的投资机会非常看好，这次贝莱德建信理财的设立也是贝莱德投资中国三部曲中“从中国投中国”的重要布局。
贝莱德智库已将中国市场单独列出长期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问：贝莱德其实很早就布局中国了，这些年步伐加快，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祝国桥：一个月前，贝莱德智库发布了2021年全球下半年的市场展望，在这一次展望中，我们第一次把中国市场从新兴市场中单独列出来。
其实直到现在，很多外资机构都仍把中国算作新兴市场的一部分。但我们认为继续把中国放在新兴市场已经非常不合适了，为什么？
首先，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GDP超过18%。而且近几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对外开放的脚步也在逐渐加快。
从全球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对新兴市场的投资占比是相对较少的。如果将中国算作新兴市场的一部分，那对于中国的配置就更少了，不能反应中国在全球资本市场的重要性。
最近几年与全球投资人的沟通中，大家也都一致认为，很多机构投资人对中国的资产配置比例有些低，考虑怎么样增加。今年我们率先正式在全球资产配置体系中把中国单独列出来，这表示我们对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是非常看好的。
当然短期内，因为中国经济结构性的调整，以及经济发展上的一些从量到质的转变，难免会有一些风险和波动，这就是我们对中国的长期向好的总体看法。
贝莱德建信理财的定位问：从贝莱德建信理财和贝莱德公募基金落地中国，我们就能够看到贝莱德对中国的信心，这两家公司的定位有哪些不同？
祝国桥：从公司的性质来说都是提供资产管理，但是定位上来说，公募基金可能会发展不同的产品线，提供不同种类的公募基金产品供投资者选择。
而合资的贝莱德建信理财，定位主要是根据理财客户的需求定制产品，帮助中国投资者创造更美好的财务未来。
我们首先会聚焦建行的渠道，作为国内的四大行之一，建行的客户覆盖率相当的高，对中国投资人的理财需求非常了解。
我们会先充分了解建行不同客户群的不同投资需求，再利用贝莱德全球领先的投资理念、丰富的产品线和全面的风险管理能力，为中国投资人提供不同的理财解决方案，力争成为最受客户尊敬和信赖的理财公司。
问：提到建行，那又想到建行的全资子公司建信理财，和合资理财公司又有什么定位上的区别呢？
祝国桥：建信理财是建行整体战略在资管领域的重要载体。它的规模很大，也提供很多不同的产品。
在建行和贝莱德筹备合资理财公司的时候就有很多讨论，如何让贝莱德建信理财和建信理财分工合作。
最后我们达成的共识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就是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传统的银行理财子确实比较擅长现金、固收类的产品，而贝莱德在全球的产品能力非常广，股票以及资产配置能力具有一定的特色和优势。
所以我们将要提供的产品会和建信理财有所区别，为中国投资人带来贝莱德的独特优势，而不会是对现有产品的重复。
十年间中国在全球投资界的地位攀升贝莱德未来三大战略：科技、养老、中国问：能谈谈个人的工作经历吗？
祝国桥：我之前是在贝莱德澳洲工作了18年，其中10多年在多资产投资部门，做全球资产配置。
我在澳洲工作期间，观察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全球的投研团队在考虑和讨论投资的时候，中国在讨论中占的比例是明显上升的，中国对全球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影响力也是在不断提升的。
如今，中国已经是全球投资人不能忽略的一个市场。如何抓住中国市场的投资机会，也是全球投资人面临的共同考验。
近年来，贝莱德常常在年报和投资者大会上提到公司的三大战略，分别是科技、养老、和中国，可见对中国市场是非常重视的。我本人也非常激动，能回国参与到合资理财公司投研团队的搭建中。
问：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贝莱德建信理财团队的情况？
祝国桥：我们的理念是全球架构、本土团队，本土团队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如何最大程度地运用全球资源，根据当地市场的需要进行全球资源的本土化，让这些资源能被运用到实际投资之中。
另外，本土团队一定要有本土市场的见解，相对海外团队肯定要对本土市场有着更深度，以及不同角度的理解，同时可以增加贝莱德对全球市场的认识的深度和广度。
就贝莱德建信理财来说，我们有一些非常有经验的、从国外团队调动回来的同事，也有许多在国内招聘的等等，具体的配置都是按照业务的需要。
我们现在还处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今年2月份我们搬到这个新办公室，当时总人数不到10位，现在人数已经增长了几倍，如果到年底的话，这个数字还会有很多的增长。
二：贝莱德的全球优势将为中国投资者带来什么？坐拥9.5万亿资产管理规模的贝莱德集团，在投资和风控方面有着非常显著的优势，无论是阵容强大的贝莱德智库，还是享誉业界的风控系统，都将为其在中国本土的投资赋能。
三个基本信条：风险控制、持续创新、客户至上三十三年间造就9.5万亿美元全球最大资管巨头问：贝莱德作为全球管理规模第一的资管公司，你认为是怎样的因素使它能达到这个高度的？作为主要股东，能为贝莱德建信理财及中国投资者带来什么？
祝国桥：公司的基本理念和企业文化是最重要的因素。
贝莱德从33年前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三个基本信条——
第一是风险管理，创始人深信作为买方的资产管理公司，风险管理绝对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第二是不断的创新，特别是在科技方面创新，贝莱德的第一台计算机是用于风险研究的，产出投资组合的每日风险报告，每个投资经理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查阅这份风险报告，以这个每日报告为起点，逐渐发展成贝莱德的的核心风控架构，扩展到投资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诞生了业内熟知的阿拉丁（Aladdin）系统。
这种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用科技赋能来提升工作效率的理念也成就了贝莱德可以管理如此庞大的资产的核心能力。
第三是客户至上，我们希望客户在投资我们的产品前就充分认识到投资了什么东西，力求减小客户对投资结果的预期差，如果投资回报和客户的预期差很大，持有体验可能不会太好。相反，如果客户投资的产品的风险回报正是他想要的，增加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感，会将更大比例的资产委托给我们，日积月累便成长到了现在的规模。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将以上三个理念一以贯之地执行，“最大资产管理公司”只是一个附带的结果。
对于刚成立的贝莱德建信理财，贝莱德上下满怀期待，也希望将这些根植于基因中的核心优势、理念和文化带到中国，为其投资中国赋能。
贝莱德智库对投资的赋能程度是行业罕有的会对每一个智库成员的思维方式深度学习建模并量化为指标问：提到赋能投资中国，你觉得贝莱德能给中国投资者带来什么？如何实现？
祝国桥：投资中国，研究先行。贝莱德研究团队的核心是贝莱德智库。随着中国市场在贝莱德的战略重要性的增加，我们的智库也引入了中国顾问。上面提到我们已经把中国从新兴市场中单列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市场在大类资产配置中进行研究分析。
这类看法的形成当然也有赖于智库成员中的很多中国人，比如贝莱德智库全球首席投资策略师就是中国人，这个在海外的资产管理机构中是很难得的，从某种意义上也表明了中国市场对全球市场的重要性。
当然除了中国人，智库里面还有很多海外中国问题的外籍专家，比如托马斯·多尼隆（Thomas Donilon），是以前多届包括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他对国际政治、中美关系等问题有深刻见解。
在疫情之前，他每年也会来中国做一些交流，包括学术交流及提供一些他对全球局势的看法等。
所以贝莱德智库不只是有中国人提供对中国市场的看法，还有很多不同背景的专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市场，这样也可以避免产生趋同效应，对投资来说，观点趋同不是一个很健康的状况。从不同的视角提供不同的视野，这样投资人就可以更加全面地看待市场，知道如何更好地调整投资组合。
所以贝莱德智库其实一直在进化，随着中国市场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智库对于中国市场的关注度是大幅增加的。
问：比如说具体到投资层面，智库的报告是如何帮助投资人进行决策的呢？因为最近霍华德·马克斯也发了最新的备忘录，他说不要去看宏观分析，我理解他的意思主要还是说不要做仓位的择时。
但是如果贝莱德智库比如说发现某一个地区可能有系统性风险，是否会对仓位的调整给出一些指导性的意见？
祝国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赞同霍华德的观点，特别是对于海外市场来说，大家的共识基本上都是不做仓位择时，但是在中国市场可能你可以去辩论是否应该择时。
择时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在海外市场，择时并没有给出统计意义上的正向回报，所以在海外成熟的机构投资人很少采用择时策略获得稳定的长期收益。
下面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贝莱德智库如何帮助投资经理。
第一是每周四次的全球投资经理大会，智库会组织全球最资深的投资专家参与讨论。
智库成员会进行引导，讨论一些市场的热点，以及这些事件对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大家各自发表观点。
类似的投资大会我相信其他公司可能也会有，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少有公司能够这么大规模地开这种例会，基本上每天为投资人提供非常不同的视野。
第二，它还有一个不定期的，针对突发事件的权威解读。在事件发生之后，很快就会让相关领域的专家针对这个事件进行解读，之后大家来讨论，会后也会出一篇深入报告，所有的投资人都可以看到的，从而加深大家对突发事件的理解。
第三，我觉得是和其他资管公司非常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智库成员，每一位都是对某一个领域有着非常深刻认识和经验的精英人物，比如我刚刚提到的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就是地缘政治领域的权威之一。
我们请来各个行业的精英人物以后，不光是让他们来参与一些讨论、写个报告或者做个讲座之类的。
我们会深入了解他考虑不同议题的方法，比如地缘政治领域的专家，他在任何时候都要考虑10个最应该受关注的全球地缘政治议题，他会通过一些专门刊物、某些研究机构的报告等等去形成自己的认识，然后不断更新。
我们了解到他看问题的方法以后，会把他的思维习惯全部量化。比如他指定了某些刊物，某些研究报告，我们就用机器进行数据处理，筛选出当前的热点话题，机器的阅读量远大于人工，通过对这些数据的阅读和另类材料的解析，进行一个具体的量化。
贝莱德会针对一些特定问题，对智库成员的思维逻辑进行数据化的分析研究，力求把这些专家的思维方式和观点等产生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因为贝莱德集团在全球各地2000多名投资专家，不可能每个人随时都可以和智库成员一对一交流，但是通过把思维方式量化并实时更新，这样大家都可以获得关于某个事件或因素的定量分析指标，变化趋势等等。
贝莱德专设风险经理风险经理并非合规的角色问：投资必然伴随风险。我对贝莱德如何进行风险管理很感兴趣，比如你前面提到的风险报告，里面是针对市场完整的风险点，还是针对不同投资组合的风险点？
祝国桥：公司提供的风险分析是很广的，比如说我们在全球可以提供1000多种不同的维度去检测投资组合的风险，并根据投资组合的特点针对性的分析，比如一个聚焦在中国A股市场的股票组合，和美国的债券组合的风险维度和观察角度会大相径庭。
除了系统以外，贝莱德为任一投资组合配置也有一名专职的风险经理，风险经理也会帮助投资经理从各个方面解析可能的风险，然后根据具体的市场情景进行压力测试等等。
问：你刚刚提到贝莱德的每一个投资组合都配有双经理，一个是管投资，一个管风控，那么在具体投资操作的过程中，他们是如何分工的？比如风控经理是否对投资有一票否决权之类的？
祝国桥：不会，风控经理的作用，不是去干涉投资，而是让投资经理充分意识到他这个投资组合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风险。
在一个投资组合中，有些风险可能是投资经理刻意去追求的，因为任何超额回报都有对应的需要承受的风险，但是我们想避免的情况是，投资经理可能忽略了某些风险，或不恰当的承担了多余的风险等。
问：许多公司可能更多的是监察稽核的角色，没有专门去设立风险经理这个岗位的。
祝国桥：在贝莱德，风险和合规是两个重要的、不同的职能部门。其他公司可能也很重视风险管理，但是很少会像贝莱德一样，把风险经理作为重要基础的设置之一。风险管理是独立的一条业务线，汇报给全球的管理层、董事会。这也应证了此前提到的贝莱德非常注重风险管理，力求让客户委托的资产的投资结果和其预期尽量相符合。
这个结果不是我们常说的预期回报的概念，而是投资组合有怎样的风险，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希望让客户在购买之前对于这些因素有充分的认识，最终投资结果也会落到这个范围之内，不让客户有任何的惊喜或惊吓。
要达到这一点，严格的风险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投资经理说，如果真的出现没有意识到重要风险因素的情况，且这个风险真的发生了，那么投资组合面临的冲击就可能比想象的要大很多。
事实上，风险经理在产品设计初期就会参与，使得投资策略的可预期性大幅增强，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客户在持有的过程中出现出乎意料的情况的概率。
贝莱德建信理财亦充分引入了贝莱德在风险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从公司组织结构上保证了风险管理职能可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问：通过对国内客户的接触，你觉得未来一段时间，贝莱德建信理财可能会有哪些投资方案来应对客户的需求，尤其考虑到银行渠道客户相对特殊的风险偏好？
祝国桥：根据我们目前的了解，目前银行理财行业，大部分的产品都是现金或者固收类，少部分是固收+，极少会有权益类产品。
但是我们和建行的密切沟通中发现，其实很多银行客户并不是没有高风险产品或者权益类产品的需求，而是通过其他方式涉足了权益市场，这就给了贝莱德建信理财很大的差异化发展空间。
经过贝莱德和建行集团各个层面的碰撞，我们一致希望把贝莱德最好的能力和资源带到中国，切实满足客户的资产配置需求，特别是前面谈了很多贝莱德的优势，以及这些优势将如何在贝莱德建信理财落地，包括投资和风控方面。
当然除了权益类产品，我们还会发挥贝莱德在资产配置上的能力，力求给中国客户带来全方位、多样化的资产配置选择，包括将来合适时候提供配置海外资产的产品。
三：贝莱德的主动量化投资–系统化主动股票投资提起量化投资，普通投资者更加熟悉的还是被动指数或指数增强投资，贝莱德却早就通过科技手段构建出独有的信号库，遴选出有效信号可针对不同市场进行主动量化投资，更重要的是，历史业绩表明，这套策略对中国市场非常有效……
基于主动量化的基本面选股——宏观、基本面、情绪信号共同决定组合构建在贝莱德的数据库中增加信号是一个严谨而漫长的过程问：可否介绍投资组合构建的策略？针对中国市场，除了基本面，还要关注情绪面和宏观因素，那么具体策略如何？
祝国桥：以股票为例，对影响股价的因素做分析是股票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从经典的投资理论出发，将股票价格拆分为市盈率（PE）和每股收益（EPS），然后分别对PE和EPS进行研究。
对于EPS来说，它的决定因素一般就是基本面，当然也可能存在一些宏观政策影响到基本面，比如现在的教育。对于PE来说，在不同的时间，由于市场情绪的变化，投资者愿意给到同一家公司的估值也会发生变化。
比如一家公司现在可以给20倍估值，三个月前也许大家只愿意给15倍。投资人的情绪也受到很多方面影响，包括宏观的政策、基本面的变化或是其他的因素。从这样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市场上的很多因素都可以被填充到我们的分析框架中来。
在贝莱德，量化只是一条业务线，我们还有基本面投资、另类投资、指数等各种各样的投资策略。只从量化角度来看，我们把驱动市场的因素分为三类，一是宏观经济，二是公司基本面，三是市场情绪。
每一个大类下面又有很多细化的影响因素，我们叫信号。每一个信号，都遵循一个投资逻辑。
信号的挖掘也正是从一个听上去很合理的经济学或者心理学逻辑开始，通过收集相关的数据来验证或证伪这个逻辑。这个过程虽然听上去很简单，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谨、漫长的过程。
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对一些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的人，以及对这方面毫无了解的人，都能解释清楚这个逻辑。
所以第一，逻辑要很合理；第二，规律要广泛适用，不能只适用于小盘股或某个行业、某个市场；第三，是不是以前也有同样的东西，只不过是换了形式，这也需要去检验。只有通过这些难关，一个信号才有机会被放到库里面，然后被选中到投资组合中。
我们有一个执着追求，要让投资策略要符合客户的诉求，努力使投资目标在既定的范围内实现。客户可能会接受波动幅度很大的策略，但往往要求这个策略要有非常明显的超额回报。
比如我们常见到一些投资策略，重仓某一个行业，好的时候超额收益确实会很高，但这种超额收益往往很难持续。我们要追求稳定的超额收益，就必须要从各种维度上分散风险。
我们的分析维度有很多，包括刚才说的宏观经济类的信号、基本面的信号、情绪类的信号等等，我们会对每个信号给予一定的风险预算，这样可以保证某个信号在某个特定环境下失效时，整体的偏离度不是很大。
我们对行业偏离和个股偏离都有所限制。在这种严格的风险控制下，即使根据信号选出来的某只股票因为某种无法预测的原因而出现很大的风险，对整个组合也不会产生大的冲击。
10个人心中有10种量化投资贝莱德的量化投资从基本面出发，目标是领先行业问：量化的方法做高频、中频都有，贵司的策略如何呢？
祝国桥：高频的策略容量可能不会太高。
我们花很多精力、很长时间去进行研究，希望我们的策略能够有持续性，当然它不可能持续到永久，但是我们希望做出来以后，5年之内做同样策略的人不多。当很多人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已经更新到下一代了。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我们的很多精力花在之前说的三类信号里，这三类信号都不是高频交易中量价的信号。
问：贵司的产品可以理解为充分利用量化手段做的权益类产品？
祝国桥：我们也经常讨论， 10个人说到量化可能10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想法，但是我们觉得， 10个人里面可能最多有一个，甚至一个都没有，以我们同样的方式来做量化。
我们的量化是从投资逻辑出发的，这跟很多基本面投资的基金经理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
基金经理也可能是根据某些基本面的指标，对不同的股票进行选择；有一些基金经理也是事件驱动型的，或者是在观察到宏观政策改变后，去看一些投资机会。
我们以量化为出发点，投资逻辑与基本面投资的逻辑一致，只是实施方式与基本面投资不同。
我们有很多、很广的数据，数据的覆盖面不是任何一个传统的基金经理可以做得到的。对于传统的基金经理，即使团队的分析师跟踪很多只股票，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无法处理那么多的信息。
但是我们的量化投资则不同，它可以把不同的投资逻辑量化，就不受基金经理的能力限制，覆盖面可以做到很广。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我们的量化投资依然是基本面投资的逻辑，只不过用量化的方式去实现。
追求稳定持续相对市场的超额收益2012年成立的中国主动量化策略业绩可圈可点问：A股市场近两年来分化很严重，可能个别一两个行业特别好，其他都没有什么表现。我们看到很多做量化的基金，尤其做中证500指数增强的普遍遇到一些困难，有一些做指数增强甚至都是负的收益。像这种情况，贝莱德的产品如何选股？有哪些挑战？
祝国桥：如果市场回撤40%，我们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不太可能产生正收益。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回撤比40%要少，要产生超额收益，要比较稳定。
我们的超额收益是叠加在市场收益上，市场收益这部分起伏是可以很大的。我们的策略从短期来看，它的起伏总收益是可以比较大的。但是我们的目标依然是，不希望给投资人出乎意料的情况。
我们希望投资人充分理解我们的投资策略和产品，对投资这个产品有清晰的认知。
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2012年，一个机构客户开始投资中国A股，主动来找到贝莱德，希望我们研究一个策略。
这位客户以前是贝莱德全球股票的一个策略投资人，后来他们想要投资中国A股，就在投资管理人里选择了贝莱德。
我们这一策略已经在全球运作了很多年了，对中国研究之后发现，中国市场超额收益比海外要多很多。
我们就向客户表明，如果超额收益是你想要追求的，那么中国市场产生超额收益比海外市场要容易，但是中国市场本身波动要比海外市场大得多。
投资人说没关系，长期对中国有信心，长期回报加上策略恒定的超额收益，累积起来时间拉长，投资回报是很丰厚的。
投资人投资了这个策略很长时间，对策略很了解，所需要的正是我们提供的，从2012年开始投资到现在他们也没有失望。
问：贝莱德的策略一般是在产品刚开始设计的时候，了解客户需求来定制，那么从2012年执行策略到现在，市场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你们的策略如何调整？
祝国桥：策略的整个框架逻辑不会变，但是它选择的信号，比如2012年的信号和现在的信号已经非常不一样了。
甚至不同类别的信号的比例也有很多调整。在选择信号的时候依然是三类，是由投资经理去选择的。我们最近几年还加了一个机器学习的部分。
我们想提供的一个是比较稳定的超额收益。另一方面，我们希望我们取得超额收益的来源与其他人不一样。机构投资者对这方面是非常关注的，和别人不一样就会有分散风险的作用。
机构投资人经常想怎样去从不同的维度分散风险，包括从资产配置的角度，从资产本身的风险以及相关性，各方面配合起来，降低风险。
超额收益也是这样，如果你获得的超额收益跟市场相关性很低的话，在投资组合中的作用也是很大的。
问：这个策略的实盘业绩如何？与同业相比是个什么样的水平？
祝国桥：这个策略持续将近9年，平均每年的超额收益有近8%，同样的策略在海外可能只有1%、不到2%。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整个市场每年有超过10%的收益，二者叠加，这个策略的年化收益率大约为18%。*
这个策略最理想的投资人是，认为中国股市长期下可以提供非常优秀的市场回报，为了达到市场回报，愿意承受相当的风险，并且坚信长时间下可以达到不错的长期收益。
在这个基础上，有稳定的超额收益与市场收益复合起来。从2012年到现在，这个策略有大约330%的总回报，股指大概只有130%左右。*
如果每年来看这个基金，和国内的基金相比，任何一年看起来都不是很优秀，可能只比中等稍微好一些，但是从长期角度，9年一起来看，创造优秀业绩的能力就凸显出来了。
我们从来不去追求非常靠前的排名。我们一般把市场同类的基金分为四等分，一般追求第二象限，也就是50%-75%。如果每一年我都在第二象限里面，那么5年以上我肯定在第一象限。这是在任何地方都成立的一个规律。
*文中提到的业绩数据为截至2021年3月31日的数据，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海外团队管理的策略业绩不构成贝莱德建信理财业绩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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