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版
这段时间，美国人正在为高烧不退的通货膨胀（Inflation）焦头烂额。其实美国还有个被许多人忽视的大问题，那就是对华认知的“威胁膨胀”（Threat Inflation）。
长期以来，美国习惯拿着放大镜审视中国，夸大所谓“中国影响”和“中国威胁”。去年，拜登政府一上台就把中国定义为“最严峻竞争者”，不久前又升格为“最严峻长期挑战”，近日又在北约峰会上把中国称作“系统性挑战”。在反华势力推波助澜下，美国一些人眼中的“中国威胁”确实一直在“膨胀”。
但对这个问题，美国国内也不乏理性思考。美国智库昆西研究所6月发布报告《威胁膨胀与中国军事》指出，美国对华认知的“威胁膨胀”导致美国对华政策走向歧途。下面来看看报告摘要。
一、 美国对华认知存在明显“威胁膨胀”问题
“威胁膨胀”是美国政府在评估中国竞争力，尤其是中国军事能力与军事意图时的一个主要问题。
美国各类权威或非权威评估经常采用不充分、扭曲或错误的证据，基于狭隘的政治观、意识形态或情感倾向，往往危言耸听、罔顾逻辑。
在他们口中，中国被模糊地表述为“执意通过掠夺性贸易投资和武力胁迫来统治全球的军事和经济崛起大国”“决心控制全球增长核心驱动力的新兴高科技超级大国”“现有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敌对者”“民主社会的恶性威胁”乃至“关乎美国存亡的威胁”等等。
例如，2021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宣称：“中俄等敌手意图改变全球秩序，破坏美国利益。这些国家军事经济侵略性增强，研发先进技术，在全球扩张影响力，破坏美国影响力。”这一论调也出现在许多美国高级官员的表态中。
然而，是否存在基于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单一“全球秩序”，以及中俄是否正在尽全力颠覆这一秩序，本身就尚无定论。抛开这一点不谈，也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意图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破坏现有国际准则。
中国领导人多次重申，中国发展国防不是为了谋求地区或全球主导权。中国官方文件从未提到过这一目标。
此外，许多权威或非权威信息源宣称，美国只有确保军事力量全面碾压的优势，才能实现未来的区域和全球和平稳定。但凡中国有可能与美国的军事力量匹敌，就要被视作美国的严峻威胁。
一份美国政府相关文件写道：“中国核力量正在发展……这显示核力量也可用于转向限制性的首先使用核武器战略。基于这一战略，中国可以利用核力量来实现确保生存以外的政治目的，如胁迫其他国家，或威慑美国不要对台海冲突进行干预。”
这一说法毫无事实依据。
文件假设中国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会威胁或首先使用核武器以恐吓其他国家。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要改变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策略。
中国近年来增强战略核力量，主要是为了应对美国进攻性核力量、弹道导弹防御和常规精确制导武器等力量的大规模发展。同时，中国也可能由于担忧美国在台海冲突中部署核威胁或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而相应扩充核武库。
基于“威胁膨胀”认知，当前美国政府大多数人和相当一部分美国公众都认为，中国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是可怕的威胁，世界正在进入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民主对抗威权”的新时代。
很多人还据此反思美国此前的对华“接触政策”，认为中国一直在破坏美国和民主社会，而美国政府此前毫无察觉，直到最近才幡然醒悟。
美国一些温和派虽然在尽量减少中美意识形态对抗色彩，但仍认为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将对美国构成不可避免的威胁。在他们看来，中国作为“飞速发展但自身并不安全的大国”，虽然可能并不邪恶或在意识形态上没有敌意，但仍会通过一切手段破坏和削弱美国，以确保自身成功崛起，在全球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
二、 “威胁膨胀”认知扭曲美国对华政策，损人害己
“威胁膨胀”认知成为美国对华强硬的“理论支撑”。基于这一认知，面对中国带来的极端威胁，美国必须作出“全社会”回应，包括通过征收关税、实施制裁来纠正中国的“掠夺性”经贸政策，乃至强化美国军事力量，以威慑中国“侵略性的军事或准军事行动”。
乍看之下，美国现政府对华态度似乎远没有上届政府那么强硬和意识形态化，而是强调“中美将在该竞争的时候竞争，在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在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美国现政府明确表示，上一届政府关于“中国构成极端生存威胁”的判断基本正确。面对中国崛起及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美国反应强烈，采取了大量惩罚性的回应措施。
但是，夸大中国威胁给美国带来的危险，其实并不亚于低估中国威胁的危险。
一是大幅压缩中美合作空间。
“威胁膨胀”认知显著限缩了中美在利益一致情况下充分合作的空间。在“中国威胁”面前，气候变化等其他紧迫问题都变得次要，而且只能在中美大国竞争的大背景下进行诠释，美方任何为了合作而妥协或缓和的做法都会被贴上“绥靖”或“软弱”的标签，造成中美难以开展有意义的合作。
二是导致威胁与反威胁轮番递进的恶性循环。
“威胁膨胀”认知易使美方对中方的各种行动做出极端政策反应，而中方自然也会随之回应。双方都采取军事和其他威慑措施以强化自身安全，而在另一方看来则构成更大的威胁。这一恶性循环不断升级，两国之间最终可能爆发原本完全可以避免的冲突。
三是造成美国军事和社会资源浪费。
扩大中国威胁导致美国将大量资金、人力和科技资源不必要地转移到非生产性领域，比如过度增加军费、提升国民警戒等，挤占用于真正提升美国自身竞争力、改善美国民众生活水平的资源。
四是成为政客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
美国投机政客可以通过操纵“威胁膨胀”进一步制造恐慌，为各种极端、非必要的国内政策辩护，转移国内矛盾，分散对国家更严峻威胁的注意力，并将第三方国家卷入中美竞争的漩涡，迫使他们选边站队。
三、 美国对华认知与对华政策需要改弦易辙
美国不可能通过同中国不断强化军事竞争取得成功，也不可能基于“威胁膨胀”认知制定成功的长期对华战略。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通过无限军备竞赛寻求长期军事优势都是没有出路的。
在处理同美西方国家关系时，中国更多采取应对性策略，既竞争又合作，这也就意味着美国能够也应当寻求通过互相让步、提供其他选项的方式来影响中国，让两国的破坏性竞争回归到建设性竞争的轨道上来。
美国政府需要在地区和世界范围内接受平衡而非自身主导的思维方式，对中国要威慑与安抚相结合。这就要求美方务实地评估威胁和机遇、合理愿望和实际能力，并相应从根本上调整对中美关系的认知以及现行对华政策。
一是要对中国的实力和意图进行更平衡、清晰、基于事实的评估，拒绝上一届政府官员和一些专家的夸大其词，研究务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并改进危机预防和处理方式。
二是要致力于建立一个更稳定、凸显合作性平衡的西太平洋地区，避免摩擦与冲突升级。
三是要与中国携手建立以“正和博弈”为中心的长期区域及全球体系。建立有效合作机制，以应对气候变化、疫情、金融不稳定、网络攻击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区域和全球性威胁。
作为与中国政府互信的一部分，美国还需要调整在亚洲的现有安全联盟，秉持防御为主、拒绝武力的立场，避免因误判而引发冲突。
要做到这几点，美方首先要重新进行国家安全形势的总体评估，聚焦应对共同的国际威胁，而非狭隘的国家间安全竞争与军备竞赛。
中美双方应优先采取外交而非军事手段。双方应意识到东亚的关键冲突源是政治性的，不能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军事力量也应用于消除疑虑、避免零和安全评估，而不是仅仅用于威胁另一方。
应减少使用“大国竞争”“民主对抗威权”以及“自身制度优于另一种制度”等可能深化安全困境的表述，共同努力，携手构建确保亚洲及世界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