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是上海外国语大学（SISU，即“西索”）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研究”特色研究团队与澎湃新闻国际部合作推出的专栏“西索欧洲评论”的第21篇。6月末，G7、北约两场峰会接连在欧洲召开，表明世界格局处于“旧秩序失范、新秩序未立”的混乱状态。
世界格局正在经历至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一点应该是世界各地政治和文化色彩各异的时局观察者的共识。理解当下于是获得了一个历史性的思路，即观察的参照应该回归初心，还原现时秩序初建时的外部条件和内部动机。如是而观， 无论是“七国集团”（G7）这个国际论坛还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国际组织最新的自我呈现，无不表明世界格局处于“旧秩序失范、新秩序未立”的混乱状态。
G7峰会公报：欧洲的修辞，美国的战略
从历史上看，G7诞生的源头是1973年由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冲突引发的石油危机。也就是说，G7的本意是1970年代世界主要经济体有关经济议题的一个松散论坛，最初有美、德、法、英参加，然后逐步加入了日本（“五国集团”）、意大利（“六国集团”）和加拿大（“七国集团”）。冷战结束后，G7一度纳入俄罗斯成为“八国集团”，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又排斥俄罗斯退回七国的小圈子。
这个论坛早期的著名成就是1985年以早期“五国集团”为核心签署的“广场协议”，开启了日本经济的泡沫之旅和大国雄心的末途。但从1980年代开始，G7的议程设置就已经开始从纯粹的宏观经济领域，逐步拓展到安全领域。这也不能不说反映了冷战高潮时期由经济实力决定的世界格局：从1970年代开始很长一段时间内，G7成员确实稳居世界经济顶端，具有左右世界经济发展方向的能力。但这个局面到了1990年代由中印等发展中大国加速发展而打破（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由于其人口基数庞大而比较特殊，本文暂且不论）。以至于到了1990年代末期，G7已经觉得应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问题力有未逮，于是在1999年由G7，尤其是当时担任轮值主席国的德国发起倡议，成立了由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欧盟组成的“二十国集团”（G20），聚焦世界经济和发展问题。
由G7到G20的转变，也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直接反映，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上升，使得原有的G7固定为小圈子怀旧的“清谈馆”和摄影记者捕捉有趣镜头的固定日程。
所以，今年6月最后一个星期在德国巴伐利亚举行的G7峰会难免让人有时空错乱之感。峰会后发布的公报文本令人感觉仿佛又回到了七国既可以左右经济政策、又能够垄断道义高地的时代：[i]
“我们，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在全球社会的关键时刻，为实现一个公平的世界而举行会议。作为坚持法治的开放的民主国家，我们由共同的价值观所驱动，受我们对基于规则的多边秩序和普遍人权的承诺所约束……在世界受到分裂威胁的时候，我们将共同承担起我们的责任，并与世界各地的伙伴合作，寻求解决紧迫的全球挑战的办法，如应对气候变化，确保公正的过渡，以及应对当前和未来的大流行病以及实现性别平等。”
从挽救世界免于分裂到实现性别平等之间的跨度不可谓不大。这个在G7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德国协调下出台的雄心勃勃的文本中，可以依稀看出德国本届政府“联合执政协议”的影子。[ii]德国联合执政的三个政党在去年年底达成妥协，矢志实现从能源、经济到外交等多方位的德国社会和国家转型。但一场并非全无征兆的俄乌冲突，以及由之在德国和欧洲引发的政治、经济连锁反应，令这份进步主义方案一夜间有如雨打风吹去，有望创下德国历史上执政方案最短命、兑现率最低的纪录。
现在的德国政府，与其说着眼于未来几十年德国社会和国家的发展，不如说是在疲于应付短时挑战。不但以气候和环境保护为目的的能源转型无法实现，而且重回此前德国社会上升到道德层次、鄙视多年的煤炭发电路线，甚至绿党政治主张中的“死敌”——核电、核武器和战争——在德国也已经不再属于禁忌话题。所以难怪美国的国际政治评论平台“Politico”称G7峰会“全面失败”。[iii]
再回过头来看G7峰会公报，除了文本结构上留下了东道主的影子之外，其他部分被两个关键词“笼罩”：即在欧洲在场的俄罗斯与不在场的中国。俄乌冲突自然是对欧洲以及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大冲击，欧洲与西方世界对此也采取了政治、经济、防务等全方位的反应。文本中，“俄罗斯”（Russia）和“俄罗斯的”（Russian）作为关键词出现32次，首先涉及俄罗斯发起对乌军事行为对世界经济和能源市场的影响，其次集中出现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不过，“中国”虽然不是俄乌冲突的参与方，却也成了G7的重点关注对象，出现频率仅次于“俄罗斯”和“乌克兰”，高达15次。不过，公报令人费解地把中国带来的复数性“挑战”大多置于“外交和安全政策”部分。这种编排显然有违文本结构的一致性。例如把有关中国的经济议题置于“外交和安全”框架之下，要么说明G7已经把经济议题安全化，要么说明G7在刻意回避一些涉及中国的文本结构性考虑，比如避免在文本的每一个议题都提到中国。实际上，如果索性光明磊落地单列“中国”一章，也许更能体现七国内心的真实想法，即认为必须全方位防范中国。
在中国的观察者看来，最有挑战性的却并不是直接涉华议题，而是犹如“皇帝新衣”一般坚决不提“中国”一词的议题，比如在全球基础建设领域。恕笔者孤陋，长年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突然不讲资本回报，大举投资非本国基础建设领域，可能即使巧舌如簧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者也无法解释。
一年前美国总统拜登才携G7在上一届峰会发出激动人心的“重返更好世界倡议”（B3W），而且点名是为了“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要在全球发展中国家投资40万亿美元进行“价值观驱动”、“透明”、“善治”、“气候保护”的基础建设。那么观察者的疑问是，G7一年前宣布的“重返更好世界倡议”与一年后宣称“未来五年投资6000亿美元”是什么关系？既然有了前者的40万亿，为什么又需要后者的6000亿？如此大手笔、前瞻性地誓言投资基础建设，而且体量数倍于战后帮助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当时共耗资131亿美元，约合2021年的1150亿美元），必将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发展红利，所以全球发展中国家有权知晓这两项重大利好消息的细节，否则这种公告岂不成了股市中常见而须受法律严惩的欺骗手段？！这么一轮审视下来，G7峰会公报的欧洲印记更多属于修辞，实质体现了近些年把中国视为唯一和最大挑战的美国的战略意图。欧洲终于可以认清以下事实，即无论如何高呼“欧洲战略自主”，只要出现危及欧洲安全的重大冲突，重回美国保护伞之下是欧洲目前唯一现实的选择。欧洲即使能实现战略自主，也一定是被限定在美国允许下的空间之内——当然前提是美国能够继续兑现对于欧洲国家的安全保障承诺，而这在特朗普时代之后并不是一个理所应当的话题。
“北约2022战略概念”：美国回来了，欧洲在哪里？
一场俄乌冲突，让北约重获生机，这对美国霸权来说可谓悲喜交集：欧洲，就连此前高呼“北约脑死亡”的法国也重新团结在美国的军事领导之下；在6月29日的马德里峰会上，北约更是宣布进一步扩容，正式邀请瑞典和芬兰入盟。是为喜。但是欧洲安全局面的变化，意味着美国必须在欧洲投入更多军事力量，这对于美国本意把战略重点向所谓的“印太”地区转移以对抗中国来说，不能不说是被打乱了节奏、分散了聚焦。是为悲。
然而美国毕竟是拉帮结派的行家里手，既然谋划中国的布局受到了俄乌冲突的干扰，那就索性把欧洲的北约国家集体拉下水。于是，一个所谓“北大西洋地区”的军事组织，不但第一次邀请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参加峰会，而且第一次在长期战略文件中（“战略概念文件”[iv]）正式列入中国。除了把俄罗斯定义为“对盟国的安全和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最重大和直接的威胁”之外，北约集团又是如何定义中国或者中国角色的呢？同样是在“战略概念文件”的“战略环境”部分，在俄罗斯、恐怖主义、非洲和中东地区之后，北约版的“这个中国”登场了，“这个中国”被描述为对北约集团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构成了“系统性”挑战——文本里列举了从经济到军事、从价值观到行为、从虚拟空间到太空等种种直观可见以及需要借助想象力的领域。
鉴于“这个中国”对“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成的挑战，北约集团誓言“有持久的能力来保证盟国的防务和安全”。
要从北约集团的战略文本里推出其理念和行动逻辑，需要本文开头提出的历史意识，而且是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把目光投向冷战只是看到了政治和军事集团进行意识形态对抗的一方面。而一个原本的地理空间自我定位为“欧洲-大西洋”的军事集团，把自己的安全利益拓展到所谓的“印太”空间（“鉴于印太地区的发展可以直接影响到欧洲-大西洋的安全，所以该地区对北约非常重要。我们将加强与印太地区新的和现有的合作伙伴的对话和合作，以应对跨区域的挑战和共同的安全利益”），其背后的逻辑，无疑带有深深的近代以来的欧洲殖民主义遗产、19世纪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思维，以及20世纪冷战时期意识形态集团对抗色彩。
在这个历史逻辑下，中国无论秉持何种理念、采取何种行为，哪怕是自身的发展和建设，只要没有加入和顺从欧洲和西方主导的秩序，就会被视为另类的“这个中国”。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历史的钟摆，又划出了熟悉的弧线。
如果把北约塑造的“这个中国”单单归结于俄乌冲突引发的安全焦虑和相应的过激反应，显然也是低估了北约的战略眼光。实际上，北约寻找战略对手的努力从来没有随着冷战结束而停止过，而是携冷战“胜利方”的自信进入了“历史终结”后的单极化世界，认为自己已经无须再受任何束缚。
所以，在2010年11月北约里斯本峰会前，由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领衔的专家组提交了一份名为“北约2020年：确保安全，动态接触”的报告，[v]供北约秘书长起草冷战后的第三份、也是21世纪第一份战略概念作参考。这份报告第一次提到中国，但是中国是作为北约“保持富有成效的工作对话”与“合作”的对象。
2021年6月北约布鲁塞尔峰会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此时，对于北约以及美国的“保护者”角色公然表达不满的特朗普政府已经成为过去，拜登政府宣告“美国又回来了”，布鲁塞尔峰会也是拜登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出访欧洲。在布鲁塞尔峰会公报中，“中国”作为关键词出现了10次之多。[vi]“北约2022战略概念”文件中对于中国的定位，基本已经出现在2021年布鲁塞尔峰会公告中。也是在布鲁塞尔峰会上，北约通过了所谓的“北约2030议程”，[vii]委托秘书长起草新的战略概念文件，其中在论证北约集团需要新的战略概念必要性时，提出“过去十年中，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至关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的平衡”。
通过文本研究，北约集团对于中国的关注路线图就已经异常清晰了：“美国回来了”，北约也随之从欧洲人眼中“脑死亡”状态中起死回生，中国是北约集团制定新战略概念文件的最关键因素。
欧洲能从中国这里期待什么？
欧洲，一再证明自己只是美国战略意图的跟随者和执行者，北约框架中没有为具有主体性的欧洲留下空间。只是令欧洲之外的观察者费解的是，欧洲——以德国为例——目前在安全防务领域急匆匆采取的措施正是前些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施压而未果的。也就是说，特朗普实际才是真正的欧洲战略大师和安全总设计师？
中国本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把欧洲——其中包括北约集团中的欧洲国家——视为“利益、安全和价值观”等全方位的威胁。但是，目前欧洲对于中国的反向想象正在成为事实。北约峰会公报连续两年点名中国，中国又成为“北约2022战略概念”的关键诱因，难道北约和欧洲国家会指望中国全盘接受自己的观点而不作回应吗？
目前，中国对北约“战略概念”文件中把中国定为“系统性挑战”是这样回应的——外交部欧洲司司长王鲁彤表示，中国从未挑动一起战争，也不搞代理人战争，从来没有侵占别国一寸领土，也从来不参加任何形式的军备竞赛。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我们不搞贸易战和长臂管辖。这样的中国怎么就对北约构成系统性的挑战？中国离北约十万八千里，我们怎么就影响到北约的安全？”
如果未来中国不得不对北约的“威胁论”做出进一步回应，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安全，还是伴有更多不确定性？也许，在欧洲可以独立思考的前提下，这个世界更需要中国和欧洲这两个欧亚大陆两端的古老文明共同贡献更大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