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枪支暴力问题俨然已成为一头“失控的公牛”。据“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计，美国今年迄已发生277起死亡人数超过4人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数量远超2014年有关统计开始以来的同期平均水平。
今年5月得州小学恶性枪击案发生后，控枪成为了美国国内的热点话题。民众高喊“我们受够了”，政客也在呼吁“做点什么吧”，美国似乎要下决心解决枪支暴力问题。
然而，控枪若真是点几根蜡烛、喊几句口号就能实现，美国还会枪声尖叫此起彼伏、暴力事件遍地开花吗？ 究竟是什么让枪支暴力成了美国之癌？
持枪有法可依
——滋生枪支泛滥的土壤
1791年通过的宪法第二修正案 为了维护白人奴隶主利益，提及“纪律优良之民众武装（或民团／武装民团）乃自由邦国安全之必需”，赋予了美国公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有了宪法作为依据，美国多数州不敢对持枪权加以限制，一般规定公民年满18岁即可持枪，这甚至比饮酒的年龄要求（21岁）还低。 即便一些州试图加强控枪，也往往在司法层面受到制约。
今年5月，加州曾颁布禁止向21岁以下人士出售半自动武器的法规，结果被联邦上诉法院裁定违宪。纽约州在布法罗枪击案后颁布的类似法规也已被告上法庭，恐怕将面临同样命运。拜登不得不无奈承认，政府无法禁止销售进攻性武器，想要改变美国枪支暴力频发的现状非常困难。
在长期宽松的法律传统和文化氛围影响下，美国国内枪支数量日益泛滥、积重难返。美国司法部2017年统计数字显示，美国民间约有3.93亿支枪，平均每人1.2支。
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ATF）估计，包括无法追踪的走私枪支和个人组装枪支在内，美国民间枪支总数可能已达到惊人的5亿支，并仍在以每年1800万至2000万支的数量暴涨。 民用枪支泛滥，使得犯罪分子可以轻松获得作案的武器，大大降低了实施枪支暴力犯罪的门槛。
社会矛盾激化
——诱使枪支暴力案件频发的催化剂
近年来，受到新冠疫情、经济冲击、贫富分化等因素影响，美国国内阶层对立、种族矛盾进一步加深，社会中弥漫着愤怒、抱怨、仇外等情绪，受暴力极端主义裹挟的民众也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前总统特朗普和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卡尔森等右翼人士还在大肆鼓吹“中国病毒”，宣扬“政府预谋以移民取代本土白人获得竞选利益”的“大替代”阴谋论，导致对外来移民仇视显著上升，种族仇恨犯罪明显增多，发生不久的布法罗黑人社区枪击案就是其中典型案例。
在各类社会矛盾激化的作用下，美国国内枪支暴力显著增长。 2020年，全美19350人死于涉枪凶杀，达到25年来的最高水平。
枪支暴力犯罪频发更是酿成恶性循环： 犯罪率升高大大增加民众不安全感，促使一部分民众感觉更有必要购枪自保，从而加剧枪支泛滥，让解决枪支暴力问题难上加难。
政治极化分裂
——推进控枪立法的挡路石
近年来，美国两党政治极化、立法分裂特点越来越明显，在诸多国内议题上针锋相对，相互攻击。枪支管控已沦为两党新一轮攻讦甩锅的政治工具：民主党指责共和党将宪法第二修正案绝对化，纵容煽动枪支暴力；共和党则指责民主党试图“夺走民众手中的枪支”、侵犯民众宪法权利。
两党针尖对麦芒的立场背后则是民意的对立。美国最新民调显示，72%的民主党人认为限制拥枪更重要，越少人有枪越安全；81%的共和党人认为保护拥枪权利更重要，越多人有枪越安全。政客影响选民，选民裹挟政客，让立场分裂进一步陷入难解僵局。
由于两党严重对立，美国二十多年来没有任何重大控枪立法获得通过，ATF局长职位自2015年以来一直空缺。这次在民意压力下，美国国会不得不将应对枪支暴力、加强控枪和打击国内恐怖主义等事项提上日程。
在众院，民主党人先后提出并通过了旨在打击白人至上主义和国内恐怖主义的“预防国内恐怖主义法案”；在参院，两党代表5月26日起就控枪立法展开磋商，涉及改革购枪背景审查机制、禁止危险任务获取枪支、强化校园安全保障等，计划于6月底国会休会前通过。
然而，多数分析认为，这些努力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众院版的控枪法案多为民主党单方面提出，在两党各控50席的参院难以越过60票门槛，几乎不可能通过；参院的两党议员合作提出的版本即使能通过成法，但由于只包含一些温和控枪举措，恐怕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枪支暴力这一顽疾。
其实，历史上两党也曾通过对话达成妥协，于1994年合作出台了为期10年的《联邦攻击性武器禁令》，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枪支暴力问题。然而，近年来政治极化加剧和否决政治盛行，想要再现这一历史恐怕是痴人说梦。
资本利益运作
——左右枪支管控进程的幕后黑手
控枪最直接损害的是美国军工集团利益。 因此，全国步枪协会（NRA）、美国射击运动基金会（NSSF）等枪支协会作为军工集团代言人，不遗余力地通过游说、政治献金等方式左右立法、影响选举。
据“公开的秘密”网站统计，1998年至今，枪支协会累计花费1.9亿美元进行游说。2021年，枪支协会游说费用达到1580万美元的历史新高。
每当发生重大枪击案后，他们更是会开足马力，大幅增加游说费用。 2012年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严重枪击案发生后，枪支协会将国会游说费用由前一年的610万美元激增至1530万美元，这一“投资”也收到回报，成功阻止了国会通过控枪立法。
1989年以来，枪支协会提供的政治献金总计5050万美元，其中99%流向共和党人，接受政治献金排行榜冠亚军更是赫赫有名：坚决反对控枪的共和党反华参议员克鲁兹及众院少数党督导斯卡里斯，分别收到44.2万美元和39.6万美元。克鲁兹本人也表示，改革枪支法并不是针对“邪恶、大规模屠杀行为”的解决方案，以此限制守法公民拥枪的宪法权利是行不通的。
NRA等组织还组建政治行动委员会，将黑手直接伸向选举。2020年大选期间，NRA花费2900万美元帮助共和党拉票。 在拥枪利益集团的运作下，资本成为军工集团和政客之间的重要纽带，使二者形成了关系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也让国会推进控枪进程举步维艰。
上个月，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冲破百万，而美国政府却选择“与病毒共存”。这个月，得州悼念19名小学生的鲜花尚未凋谢，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医院枪击案再次造成5人死亡，“自由美利坚，枪击每一天”已经从一句夸张的调侃变成恐怖的事实。
世人眼中先进、强大的美国，却一再上演“国家悲剧”，显然是制度和治理都出了大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资本至上”大于“生命至上”，政治私利凌驾民众利益。这样一个国家，连本国人权都不关注，又怎会真正关心别国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