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向新冠病毒投降后，他们再次向枪支暴力投降。
5月24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再次发生了严重的校园枪击案。一名逃避警察追捕的歹徒冲入当地一所小学，残忍的屠杀了至少19名儿童。
当然，这种严重的校园枪击案在美国早已不罕见了。从2015年发生的俄勒冈罗斯堡校园枪击案，到2018年弗洛里达帕克兰的校园枪击案，以及同年发生在得州圣达菲的校园枪击案，再到如今罗布小学的枪击案，这种动辄死亡人数超过10人的血腥枪击案，成为了美国社会的一种常态。而死亡人数10人以下的校园枪击案，每年在美国各地发生的频率更是不计其数。
美国CNN在2018年曾做过一个统计，发现该国自2009年1月到2018年5月一共发生了288起校园枪击案，是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G7）中最高的，而且是其他6个国家这类案件数量“总和的57倍”。
更悲哀的是，尽管一些人很喜欢吹捧美国的体制有多么优越先进和“民主”，但在应对校园枪击案以及其背后更为根源的枪支暴力问题时，美国的体制就像自2020年以来面对新冠疫情那样，是完全失败和无能的。
美国《教育周报》（Education Week）给出的数据就显示，自2018年至今，美国在这5年里又接连发生了119起导致有人员伤亡的校园枪击案，导致88人死亡229人受伤。而且，除了疫情封锁下的2020年外，这些案件发生的频率并没有比2018年时下降，甚至更多了。
因此，在如今导致至少19名儿童死亡的得州小学枪击案发生后，有人就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上撰写了一篇在耿直哥看来极具“黑色幽默”风格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我们要学会与枪支共存”。
为什么说这篇文章极具“黑色幽默”风格呢？原来，这篇文章的作者在文章的前半部分，用了不少笔墨介绍了一个悲哀的现实，那就是不论美国发生多少校园枪击案，死多少人，美国都不可能真正在这件事上做出改变，因为美国国内的政治是严重对立的，在做为立法机关的国会里朝野两党的对立更是极为严重，所以即便希望改革的政客口号喊得震天响，也根本没有办法把口号落到实处。
不仅如此，他还指出美国的枪支制造商们也在想尽办法通过恐慌营销去刺激人们买枪，比如煽动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恐惧，促使白人去买枪，然后当白人屠杀有色人种时，再煽动有色人种去买枪。
“所以，别再说什么改变会到来了，什么都不会改变”，这个作者哀叹写道。
可在发出这番无力改变时局的哀叹后，这个作者并没有鼓励人们站出来改革那个无法消除枪支暴力问题的体制或制度，反而是抛出了一个让人惊讶的论调，他希望人们学会“适应”——就像当美国人发现他们无法防住新冠疫情那样——学会“与枪支共存”。
说实话，当耿直哥看到他这部分言论时，曾一度以为他是在反讽。可当我仔细读完了他后半部分的文章后，我发现他确实是在“真心实意”地就如何“与枪支共存”提出建议，比如做好枪支教育，做好儿童的枪支教育，以及改变美国“枪支文化”，不要让军事战术武器继续进入民用市场。他甚至还在文章的结尾发出诉求，希望美国社会给这种“共存”模式一个机会。
但他的这些“共存”的论调，却是相当幼稚和想当然的。就像新冠病毒的变异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样，美国的那些歹徒会怎么用枪作案，也从来不是以人的良好愿望而转移的。那些使用枪支屠杀平民的暴徒，又怎会在乎什么“枪支教育”或是“枪支文化”呢？他们可是来杀人的呀！
而且，除了所谓的“枪支教育”，在过去几年里，每当美国出现这种恶性校园枪击案时，那些反对限制枪支的美国枪支利益集团和他们赞助的政客，还会抛出一套比“枪支教育”更为动听的说辞，叫“与其禁枪，不如给警察增加预算，让他们更好地打击罪犯”。
可在此次发生小学校园枪击案的得州尤瓦尔迪市，有美国网民就曝光说，当地市政府40%的财政预算都用在了警察身上，当地警方甚至还拥有一支S.W.A.T特警小队，可这些警察以及他们身上昂贵的装备，却未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美国媒体后续的报道，还进一步令当地警方陷入争议之中。美联社和“每日野兽”网站的报道就指出，当时现场的目击者和许多孩子的家长对于警方为何迟迟不进入学校救人感到不解和愤怒。有家长甚至提出干脆自己冲进学校去救人，因为这些警察看起来明显是“没准备好”，可警察反而是用泰瑟枪在阻拦这些希望救出自己孩子的家长——而不是作案的凶手。
而得州当地的媒体还披露了一个对当地警方更为不利的信息：一名幸存的四年级小学生表示，当警方进入学校并准备对凶手所在的教室发起攻势时，曾让里面的孩子大声呼救，但这反而令原本没有被凶手看到的孩子暴露了位置，导致孩子被杀……
目前，这一案情细节已经彻底引爆了美国的社交网络。
尽管一些支持或“理解”这些美国警察的人可能会辩解说，警察的做法也是出于救人，可警察会陷入这种争议之中，难道不恰恰说明了枪支暴力及其所引发的校园枪击案问题，并不是给警察增加预算，亦或是“与枪支共存”那篇文章中提出的“枪支教育”，就能解决的。
美国人本该做的，是阻止越来越难以捉摸的歹徒去随意地获取枪支，而不是任由他们拿着枪去作案——这就好比，面对危险且极易变异的病毒，人们应该做的是阻止其传播，减少其变异的风险，而不是任由其蔓延，令其不断变异。可就像面对新冠疫情时那样，无力改变体制弊端的美国人，再次选择了“躺平”。他们以为“给警察预算”或加强“枪支教育”就能应对千变万化的持枪歹徒，正如他们以为有了疫苗，就可以对付不断变异的病毒一样。
他们在新冠病毒上的“躺平”，不仅令病毒不断传播，害死了数十万生命，更令病毒在全世界出现了一个个可以逃避疫苗的新的变异。可想而知，他们在“枪支”问题上的躺平和那些“想当然”的“共存模式”，也只会导致如今得州这样的校园枪击案更加频繁地出现，害死更多的无辜儿童和青少年。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大西洋月刊》那篇宣扬“与枪支共存”文章的作者安德鲁·埃克斯姆 (Andrew Exum)，其实是一位曾在美国国防部担任过助理国防部长的前高官，而且他在五角大楼负责的还是美国的中东政策，在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时，他更是入侵伊拉克前线的一名美军士兵。
一个曾给中东地区带来无尽苦难，让那里的老百姓天天与战乱共存的美军士兵和美国国防部前官员，如今却在大谈特谈美国如何无法改变自己的枪支暴力问题，并还让美国人去学会“与枪支共存”，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可悲的“现世报”，不论是对他还是对美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