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1月底,全国电子材料与元器件教学研讨会召开。作为全国著名磁学及材料分析专家，张有纲教授享有盛望，因而这次会议在电子科技大学举行并由张有纲教授主持。29日上午，张有纲教授一直紧张而忙碌地主持会议。下午休息间隙，他决定去材料分析中心指导一下青年教师的科研工作。也许是会议主持太劳累了，也许是他一直不顾身体搞科研身体早已不堪负荷，3时35分，他顿感晕眩，大脑一阵空白，突发脑溢血，随即失去了意识。30日凌晨1时58分，一颗在教学科研路上一直不停追逐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依然奋斗在教学科研岗位上。噩耗传来，全校师生和业内同行无不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
可抹可录 岁月见证足迹
2019年9月18日出版的中国科学报第6版，以《一项研发：国内首批商品化可抹可录磁光盘、光电数字录音机》为题，深度报道了由张有纲教授带领数十位专家共同研制的成果，它见证了我国民族电子工业的发展。
可抹可录磁光盘、光电数字录音机
现今珍藏的这几台如今看起来已经十分“古老”的录音设备，如果将时间倒回几十年，这几台“笨重”的录音机，却是当时的一项重大创新。它就是我国首批生产的商品化可抹可录磁光盘、光电数字录音机。
所谓光电记录技术，是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一项世界范围的高新技术，在此之前，国际上广泛使用的声音记录方式为磁记录。相比之下，光电记录具有存储容量大、高保真、易编辑、可长期存放、信息位价比低、抗干扰性强、无磨损、工作稳定可靠等一系列优点，可广泛用于影视音响、计算机及大容量信息存储等领域，因而，它的大规模应用在世界范围内带来了一场信息载体的变革。
张有纲下决心一定要攻克这道技术难关。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率领相关学科的数十位专家，历经八年的艰苦努力，攻克靶材成分及制造、镀膜工艺和光盘后序制作多项难关，终使我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制备可抹可录磁光盘技术的国家之一。光电数字录音机作为当时国际最先进的数字录音设备之一，相关技术也被攻克。
在当时，这两项成果顺利通过电子工业部鉴定。由科技界、音乐界和广播电视领域的知名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通过对其技术、产品的严格测试考核，认为这两项高新科技成果已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对缩短我国电子工业在高密度信息记录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可抹可录磁光盘和光电数字录音机被广泛应用到多家广播电视台，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90年代可抹可录磁光盘生产线
如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早已让这些曾经风头无两的科技产品，消失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在民族电子工业的历史长河中却留下了像张有纲教授这样的科研人员的足迹。
命运多舛 报国之志弥坚
1927年2月，张有纲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在一家电报局担任职员，母亲则是小学老师。一家七口人，主要靠父亲的工资维系生活。1937年8月日本发动侵沪战争占领上海，父亲因不去重庆，失去了电报局的工作，好在父亲吃苦耐劳，后来与人合办了永新织造厂并担任经理，家庭经济状况才得以好转。由于从小就居住在上海，张有纲小小年纪就目睹了外国人欺辱中国人的情景，大量的外国货充斥中国市场，人民经常自发地抵制日货。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上海租界，日军的暴行更进一步激发了他心中的爱国情怀。由于日军进入租界，很多学校不断停办，因此在这一阶段，他几乎每半年转学一次，先后就读于上海民智中学、南方中学、晓光中学、师承中学、沪新中学。1944年9月考入交通大学工学院电机系电讯组。1947年2月-1951年8月因患右膝结核性关节炎在家休养， 因为这个原因，后来他的右腿始终行动不便，落下了终身残疾。1945年二战结束后，国民党和美军进入上海，结果美军照样欺压中国人，国民党也对曾为日占区上海的中国人民另眼相待，不承认交大学生的学籍，经过几个月的请愿与游行才同意编入临时大学学习，后来他了解到运动是共产党地下党领导组织的。这些事实，让他进一步激起了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国民党的反感。
大学时期的张有纲
1951年9月-1952年8月张有纲继续就读交大完成大学学业。在求学和工作期间，他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的风雨洗礼，刚毕业不久就参加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参与、见证了我国电子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思想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从而使他从一个单纯的爱国主义者，逐渐产生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往和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并始终追求进步，最终于1983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感到目前虽已50多岁了，体力与记忆力不及以前了，但我思想上仍是年轻的，有充分的信心与决心为党现阶段的总任务，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强国贡献我毕生的一切力量。”
不懈钻研 引领学科发展
1952年，张有纲在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后便留校执教。1956年，正处于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时期，他毫不犹豫地服从安排，就这样来到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张有纲在大学是学电机的，但是由于学校事业发展的需要，他先改行从事磁学研究，并成为我国应用磁学的创始人之一，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后来由于跨学科的需要，他又自学了机械方面的知识。为把电子材料学科建设成为全国学科，他引进大型分析仪器，筹集资金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材料分析中心，建设电子材料学科博士点，争取“磁光记录技术”方面的重大科研课题等等。
工作时期的张有纲教授
记得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内铁氧体方面的科研与生产还处于起始阶段，面对国内的这一方向的空白，张有纲教授便与其他同志投身这一领域的研究，并试制了各种类型的铁氧体材料与器件，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不仅有些产品为学院内部提供，而且一些材料也被许多外部单位所需要。
张有纲教授在实验室指导学生
在1959年进行记忆元件试制时，当时并没有自动冲压设备，张有纲教授便采用探甲挤荧切割工艺，这项技术不仅为完成试制创造了条件，而且学院的毕业生将此工艺用于0.5mm小磁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获得了成果。
1965年，715厂由于国内缺少相关器件验磁介质性能，严重影响产品质量，张有纲教授便参加了设计与调试工作，并取得试制成功，经长期使用后研究产品性能满足要求。
提起彩电攻关大会战，很多老成电人都记忆犹新。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黑白电视还属稀奇物件，彩色电视更是遥不可及。而成电早在1958年就已设立了电视专业，并与中国电子学会成都分会联合建立了实验性电视中心，同时拥有我国第一批从事电视技术研究的专家和行业领军人物。
1970年，国家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成都四地以“大会战”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彩色电视技术集体攻关。成都会战的主战场选定在成电。张有纲教授参加了录像磁头的制作与调试，试制出了热压铁氧体录像磁头，在上海录音器材厂等取得了广泛应用，不仅解决了当时国内急需的问题，并且当时在国内热压铁氧体录像磁头还是首次应用。
张有纲教授敢于挑重担、担风险，充分发挥我校电子材料学科优势，承担重大科研课题。“七五”期间，他主持的高科技项目“可擦重写磁光盘寿命研究”、“磁光彩色录像技术研究”都通过了机械电子工业部组织的专家委员会鉴定，特别是“磁光彩色录像技术”，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而且关键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电子工业在录音、录像领域重新夺回被外国垄断的市场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为“八五”科研项目“数字磁光录音技术”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首先在国内筹建了磁性材料与元器件专业，并首编了《铁氧体磁性材料》和《磁性材料》教材，创建了具有先进水平的材料分析中心，并获得了电子材料与元件学科博士点。
在他的领导下，我校“七五”期间不仅完成了磁光录像技术的国产化和新技术的开发，而且争取到了磁光录相系统的大课题。他为了课题研究，经常拖着残疾的右腿出差调研，一年几乎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外出。但是他却乐在其中，他说：“为了事业，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多做贡献，苦点儿累点儿算不了什么。”
中日电镜技术交流会
作为我国应用磁学创始人之一，张有纲教授学术渊搏，才思敏捷，见解独到，勇于开拓创新。他不仅是有关科研项目的总设计师，而且在各项科研工作中，他始终一丝不苟地进行具体指导，解决技术难关。由他主持研究的“永磁介质片”课题荣获1985年电子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1988年国家发明三等奖，“磁光调制锁相椭偏仪与多层磁光薄膜”测试项目获1988年电子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张有纲教授不仅致力于科学研究，更一直扎根教育一线，为培养人才尽心尽力。他对开设的课程总是务求讲深讲透。有一次一位老师晚上有急事找他，他不在家，又去教研室找他，刚上楼梯，就听到张有纲教授在教室里的讲课声。当时这位老师以为张有纲教授在给同学上课，悄悄一看，却只看到张有纲教授在空荡荡的教室里，一个人在黑板上边推导公式，边讲述过程。这位老师好奇地问：“这门课你已讲了许多遍，为何还这样认真备课呢？”张有纲教授回答道：“书上公式太繁，学生不易弄懂,按书上讲没有新颖的方面。如果使推导简单化，简化模型，学生好懂，也会学到更多处理问题的方法。”
参加科研成果鉴定会
坦荡磊落 一生两袖清风
张有纲教授为人刚直，光明磊落，勇于解剖自己，讲真话，办实事。他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团结同志，敢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善于听取党组织与群众的意见。他对自己勇于解剖，由于性格率直，要求严格，对一些同事批评就比较直接，让很多人一时下不来台，可是事后他经常反思自己，是不是自己性情急躁了？工作太不注意方式方法了？我这样批评人家会不会打击人家的积极性对工作造成影响？因而他一再请组织和同志们监督他，帮助他。他始终不忘自己的党员身份，尽管是科研大佬，但他对政治学习、党员组织生活非常重视，从不找借口，每次都积极参加，并且每个季度都要找党总支负责同志谈思想——“我有哪些毛病？”“上次我又发火，你为什么不当面制止？事后我认识错了。”“我希望同志们原谅，我很着急，完不成任务，国家损失大。”他多次对党组织说：“要加强党的领导，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从干部做起，要有政治责任感，要有紧迫感！”从这些点点滴滴中，可见张有纲教授心中始终装着党的事业，始终对事业抱有一种崇高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张有纲教授不仅严于律己，对身边同志也坚持求实的态度。他对年轻人既要求严格，又对他们的工作成绩及时鼓励和表扬。他敢于当面对工作马虎不负责任的同志提出批评，体现出了一位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崇高境界，同时又对身边的同志非常关心，为应该提职称的积极帮助沟通协调，为应得奖金和劳务津贴的积极争取，对需要解决住房和夫妻两地分居困难的同志，他也积极帮助解决。在大家心里，张有纲教授是一个真正关心下属的好领导。范启华先生、洪源先生在《记张有纲老师二三事》中写道：“作为科研课题的负责人，每个年头都要涉及奖金、劳务费的发放。张老师每次总是将分配方案公开，谁干得好、有成绩，他就奖励谁。有时档次拉得很大,可大家却没有谁有过意见。查过这几年的奖金分配表发现,没有哪一次张老师多拿过，而且还总是比课题组其他同志少。其实张老师家里并不宽裕，他的冰箱是单门的，电视是14寸的小彩电,除此两件,再看不到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正如一位老师赞叹的那样，张老师虽然掌握经费千万，自己却两袖清风。”
可抹可录磁光盘技术研究团队部分成员
张有纲教授生活简朴，两袖清风，无心名利。为了学科和材料分析中心建设，张有纲到处奔波，有时一个月就要出差多次，长期以来活动日程安排都是满的。由于小时候患有右膝结核性关节炎，导致他右腿身患残疾，走路不便。频繁的出差就连一般的正常人都难以忍受，而他苦中自得其乐。对张有纲教授而言，精神上富足了，那些身外之物都不算什么。他精打细算每一笔经费，为国家节约开支，从不占公家和他人的便宜。张有纲教授行动不便，但他长期只赶公交、挤地铁，除非紧急情况，绝不坐出租车。据他的同事说，在一次到北京为期二十多天的调研中，张老师几乎天天在外，冒着酷暑，赶公交、挤地铁，没有一次坐出租车。樊樾老师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和张有纲教授到北京出差，从早晨出门算起已经五个多小时了，路途劳顿加上张老师身体本就不好，理应休息。但张教授却说：走！我们去买面包！顺路到某招待所的接待室，那里我熟悉，有开水，这样的午餐省时、省钱、又可以休息。他常常对同事讲：“虽不富裕，但我很满足。钱的腐蚀性太大，现在有些人把钱看得太过头了，要影响教学水平和科研工作。”
张有纲教授深知自己的时间有限，他因为家里有遗传病史，对身体健康影响很大，他想的不是好好休养，保重身体，而是想在有生之年与时间赛跑，尽量多地为党和国家做一些事情。所以他做事总是雷厉风行，不让自己有一丝一毫的懈怠。长期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他曾说：“我的时间不多啦，要精打细算，合理利用我的有生之年，多为党做点事情。”
范启华和洪源回忆道，从跟张老师一起从事磁光记录科研工作以后，免不了经常晚上有事找他，每次去他家，他总是在书房里阅读文献或写东西，没有哪一次在休息或看电视。他的电话机就放在书桌上，每次晚上打电话给他，几乎铃刚一响，他就拿起了电话。因为他的右腿行动不便，只可能坐在书桌前才有这么快。
张有纲教授作为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材料分析中心主任，承担了繁重的科研教学和管理工作任务，长期处于紧张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但他从未叫过一声累，说过一句苦，反而常常询问学生们是否有什么困难，并尽力帮助、解决问题。
在张有纲教授临终前，一个课题组新安装了超净房间，组员在谈话时提到房间里外通话有些不方便，他便暗自记下。事后，学生们都把这事忘了。而张有纲教授却一直惦记着。后来，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学生找到一对新买的对讲门铃，是张有纲教授去世前几天从上海出差带回的。
张有纲教授十分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思想上、工作上“严要求、交任务、压担子、定期检查、共同探讨、指出不足”。生活上关怀备至，青年教师结婚，他亲自到场祝贺，他还常常把大家一对一对地叫在一起开茶话会，融洽感情。陈宏猷教授曾回忆道，张有纲教授知人善任，拿到课题后，他根据每个教师的特点分配课题，从不挂名，给年轻教师独立进行科研的空间，经费独立支配、单独使用，但是在关键时刻张有纲教授会把关进行检查和督促，提出宝贵的指导意见，把年轻教师的潜力很好地调动起来。
建校30周年时部分交大电讯系校友合影
张有纲教授有着让人信服的魔力，有着勇攀科研高峰的毅力，在他的带领下，成电的磁学迎来了一个又一个高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科研难题。他顽强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品德激励和鞭策一代又一代成电人勇挑重担，创新创造。
病魔无情 奋斗精神永存
张有纲教授一生多病，但他总是泰然处之、苦中作乐。他患有祖传的高血压、甲亢，血压常常在180毫米汞高，后来脑动脉硬化；年轻时又患骨结核而后右腿致残。但他一点也不在意，而是凭借自己坚强的意志藐视病魔，凭借无所畏惧的气魄看淡生死。
当别人询问他“你血压那么高，头昏吗？”张有纲教授总是回答道：“我已经习惯了。……我要趁头脑还清醒，记忆力还强时，用我的有生之年多做事情。”每次他头晕不适时，身边的人无不着急心慌，他总是摆手示意，安抚同伴“不要紧，我休息一下就好。”在他临终前血压甚至达到230毫米汞高。甲亢患者的一个特点就是贪食，但是张有纲教授却常常为了工作废食忘餐。
张有纲教授右腿残疾，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但他从未抱怨，总是云淡风轻地一笑带过。他每天走的路比大部分同事都多，而且走得急切，还要经常奔波于全国各地。有一次，他乘火车到湖南怀化，车上十分拥挤，火车到站时列车员无法开门，于是他一个年过花甲的老教授，拖着不能弯曲的右腿，从列车窗口爬了下来。樊樾先生回忆道，1970年组织上派张有纲教授、樊樾和另外一个同志去成都无线电五厂开发产品，五厂远在龙潭寺，那时中转汽车加步行，最快也得一个多小时，而且龙潭公共汽车站离厂区还有300多米。当时由于小雨绵绵，路面年久失修，凹凸不平，泥层厚得行人无不叫苦，张老师的右腿由于关节僵直，从泥泞中拖出,再画着圆弧似的把腿向前举。为了不摔跤，张老师左手夹着书包不能动，右手举在空中平衡着身体重心，艰难地前进。
张有纲教授还以与病魔抗争的顽强毅力激励和感染着身边的同志。当他得知某同事在体检中发现动脉二级硬化时，他鼓励道：“我知道，二级硬化算什么，但我长期一级硬化，照样干……无所谓，无所谓。你不怕病魔，病魔就怕你。”黄永杰老师也曾请教过他是如何克服病痛的，他笑笑说：“那就是一不怕，二要顶住。多顶几次，多受些锻炼，就顶过去了。要是你老想到痛，它就老折磨你，越怕越受折磨，不怕就顶过去了。”
张有纲教授一心许国，用自己超强的意志蔑视病魔，战胜病痛。他生前曾对组织上提出“我首先是个党员，请按党员的条件要求我。”正因为有了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张有纲教授才能一次又一次战胜病魔，不改初心，砥砺前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倒在他为之奋斗一生、钟爱一生的教学科研岗位上，但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却永留在每一位成电学人的心中。
作者：成电拾光工作室学生记者 李湘叶、张念恒
指导老师：长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