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这样一幅情景，此时此刻的硅谷，突然出现了一家投资公司，而且投资额比以往所认知的都要巨大。其他的投资者不免心生抱怨。他们说这家公司的合作者都是装模作样的人，而且此等行为在推高公司的估值，最终会毁掉风险投资行业。
以上正是2009年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Andreessen Horowitz）突然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时所产生的反响。如今，人们对软银的愿景基金的谈论更加广泛，这也并不奇怪，因为软银正在极其快速地将1000亿美元投入到很多公司。另外，根据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孙正义所说，马上还会有1000亿美元也将投入市场。
近日，软银领投了印度连锁酒店和客房整合商Oyo的10亿融资。同时软银还参与了其它两宗巨额的交易。首先领投了房地产科技公司Compass（该公司为住宅地产代理公司开发工具并且最近成立了一个商业经纪部门）的4.5亿美元融资。此外，还领投了初创公司Opendoor的4亿美元融资。
如此大量的资本流入到这些私人公司可能会带来的长期影响是什么呢？软银又是如何决定投资对象以及自己的投资人的呢？就在周二晚上，在洛杉矶举办的StrictlyVC活动上，我们有幸与软银的两位投资人进行了交谈，他们分别是愿景基金的董事总经理Jeff Housenbold（以下简称JH）和软银投资顾问Anna Lo（以下简称AL）。我们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整个的投资过程是如何进行的以及告知了他们一些其他投资者在背后所议论的有关于他们的评论。
接下来，除了一些很基本的数据（软银的愿景基金由86人运营，包括9名董事总经理，分布在东京、伦敦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卡洛斯；投资周期有14年等），你还会了解到软银所不涉足的东西、在向自己的投资者申请批准前软银能开出多大的投资额以及那些伪造自己正在与Vision Fund合作的公司会有什么后果。
此外，友情告知：愿景基金有着一些附加条款，禁止其向烟草、枪支和一些特定的其它公司进行投资，当然大多数风险投资公司都是如此。（我们也与软银谈论到了是否会为电子烟公司Juul进行投资的问题。）
以下是谈话内容：
你们是如何决定与哪些公司接触的?
AL：毫无疑问，他们首先得是要各自的市场和地区里的领导者。我们希望和那些创业者有友好合作关系，所以他们的愿景也要与我们一致。这些标准与在座的其它风险投资公司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对于那些公司你们最想知道的是什么？
JH：在风险投资业界，我们主要关注后期增长阶段。我们最小的投资额是1亿美元。我们在寻找一些适合产品市场的公司，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一项交易之前这家公司首先要有足够的营收以及吸引力。这也取决于什么行业和什么类型的公司。指标可以是成交总额也可以是纯收入。如果是软件企业，那么也可以是他们拥有的客户的多少、收入的多样化程度以及重复率和留存率的高低。
但是同时我们也在寻找那些成长非常迅速并且能够以差异化的方式配置大量资本来获取新客户、市场份额、进入新地区、扩大产品组合或进入邻近市场的公司。
你怎么看待第一通电话？我能够想象当那些公司接到你们的电话时那种又惊喜又紧张的神情，因为很明显你们是在某个领域寻找投资对象，所以不太可能只与他们一家公司进行沟通。
JH：首先，我们会进行总体的研究，并围绕特定领域进行战略假设，以及了解技术如何影响该领域并推动创新。比如说，在房地产领域，我们对80多家不同的公司进行了调查，并且涉及到了价值链的不同方面。所以我们已经知道了哪些是已经稳定了的公司、那些是新兴公司、哪些是正在对自身进行差异化的公司、哪些是具有吸引力的公司。然后我们就差不多知道了在这条价值链中有价值的几家公司并动身与他们联系。
另外，如果你有了一笔巨大的融资，就会收到很多我们的电话。人们称我们为机会主义。有时候我们会这么说，“我们八个月前就了解过那家公司了；现在应该再重新审视一下。”因为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投资人加入，或者这家公司变得更有吸引力，又或者他们完成了他们告诉我们的合并，将每年2000万美元的经常性收入变成了现在的1亿美元。然后我们会回过头来重新和这些公司沟通毕竟他们向我们打过电话。
AL：我们还在寻找新兴市场中成功的电子商务模式。比如就收入上涨和移动网络应用而言，中国有着一些显现出独特特征的模式。
JH：你们在媒体上所能看到的东西，有一半都是假的。有些公司现在在投资意向书上用我们的名声来制造竞争压力，然而我们听都没听说过这些公司。所以有时我会在媒体上看到诸如这种标题，“我们在某某公司投资了10亿美元”，然后我点进去一看，结果一头雾水。
那样的公司你们以后都不会考虑投资了么？
JH：公司内部人员显然都不会喜欢那些公司了。
愿景基金内部的决策过程是怎样的？你们是会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么？
JH：举个例子，我的团队负责消费者和地产方面的交易。如果我们对某笔交易很感兴趣的话，我们就会下很大功夫。我们会与其管理团队会面，从里到外、从外到内的对其进行研究调查，然后我们会得出一个投资结论。
如果我们团队有了一个结论，我们就会把它给管理合伙人看，然后把那家公司的管理团队叫回来与我们见面。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我们就将这笔交易放到全球交易电话会议上谈。这场会议是我们全球的合伙人每周一次的例会，主要谈谈我们的投资项目。Masa（孙正义）基本上都会在列，然后每次还会这么说，“我很感兴趣。把那个企业家带到日本来。”所以Masa见过每个我们投资过的企业家，这也很不错，因为他是个聪明的人…他有着惊人的模式识别能力。但是真正令人惊奇的是，他无所畏惧。他会和那位企业家坐在一起然后说，“我很喜欢你们提出的概念。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帮你清除障碍会怎么样？”或者“如果资金充裕你会怎么做”又或者“如果我们明天能给你一个首席财务官、首席营销官和首席运营官的话你觉得如何，你又会凭借他们做哪些不同的事？”在旁边听他们的对话真的非常有趣。
然后如果Masa说，“很棒，我很感兴趣，那继续加油，”那么我们就进入投资委员会做确认性的尽职调查的步骤，最后完成整笔交易。
《华尔街日报》谈到Masa的才华，但是也把他描绘成了一个容易冲动的人。上面写道他对一家公司感到兴奋然后马上就会拟定交易条款，不会给其它人留下些许机会。这种情况有经常发生么？会不会让你很抓狂？
AL：所有公司都需要经过各种考验，包括尽职调查过程、投资委员会会议、有时还有许多后续问题，当然还有监管部门的批准。
JH：有时候会有这样的变化：我们从来不让一家我们还没有拟定好交易条款的公司去见Masa。但有时在对公司各指标进行测定时，Masa会说，“如果你们能力更强、办事更快呢？”然后他会将原本要投资的3亿美元放在一边，继续说“你们有能力合理应用5亿美元么？有了这5个亿你们的商业计划是怎么样的？”这就是我要说的有时会产生的条款变化。因为在那种时候，他能让对方想到，“如果我们收购了你的竞争对手然后迅速行动你们怎么办？如果我们迅速带你去日本你有什么想法呢？”所以交易条款经常变更，正是因为Masa这种更为宽广的世界观以及由此给其管理团队带来的挑战。
如果你们想要一些Masa不想要的东西或者说如果他想要一些你们管理团队不想要的东西，他能被你们说服么？
JH：Masa是个行动派。但他做事也是依据事实还有其智慧的。所以我做过这样的几笔交易，一开始他说，“好吧，我不是很理解。”然后我说“好吧，看来我在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我们对这项投资这么有信心上还没下足功夫。”然后他会接着对我说，“那你回来跟我说吧，这样我能够更加了解它的方方面面。”
还有很多例子，有一次他说，“我在一场会议上遇到一位企业家，我觉得他们很了不起。我想要投资他们。”这不是在命令我们去进行投资。那是叫我们去对那家公司进行调查的意思。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工作了，通过严格的分析去审查这家私人公司然后再汇报给Masa。关于他对某些事情感到兴奋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每次我们都会说，“要知道，这些技术真的没法扩大规模。”或者，“这是家很不错的公司，但是我们找到了规模小一点的但是更好的公司，并且它还拥有更好的技术、更好的管理团队、更好的市场策略和更好的执行力。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投资后者，因为它会在14月内就超越前者。”然后Masa对于我们的观点也很包容。如果我们对那家公司足够了解并能提供事实，Masa还是很乐意改变自己的观点的。
与其他国家相比，愿景基金会有多少资金部署在美国，以及会如何提前规划?
AL：我们会和私募股权的配置方式非常一致。拥有最大的风险投资和私人股本生态系统的可以说是美国和中国。我我们投资的30多家公司中，美国与非美国公司差不多一半一半。根据目前我们的预测，东南亚和中东将是我们未来的投资重点。但是投资额应该不会像中国那么大，因为在中国建设大规模行业需要的资金特别大。
你们打算在一家公司拥有多少比例的股份？我之前听说是15%到20%，但考虑到你们的巨大的投资额，这很让人困惑。
JH：我们倒没有设立明确的目标。我们现在处于后期阶段，所以我们希望拥有少数的有意义的股权。所以我们没有想到要拥有15%或者20%到35%的股份这么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