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新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的人口增长势头，明显超过了一线城市。
从2010年到2020年，全国人口流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去北上广深”。这10年间，深圳、广州的常住人口分别增加了714万和598万，是连续几年人口流入的明星城市，即便是户籍政策最为严格的北京和上海，人口增量也分别达到了228万和185万。
简单计算可知，四大一线城市的总人口增量达到了1725万，年均增量为172.5万。
但2021年，一线城市的人口增量总和仅为12万余人，不及过去10年年均增量的十分之一。
相比之下，包括武汉、成都、杭州等在内的新一线城市，以及部分二线城市，表现更为突出，武汉2021年新增了120万人，成都、杭州、西安等城市的人口增量也在20万以上。
这是否意味着，人口流向出现了新趋势？
在受访专家看来，短期而言，疫情降低了一些人跨省就业的意愿，一线城市的人口流入受到较大影响，省会城市则相对受益；中长期而言，一线城市的人口规模均已达到2000万量级，在政策以及市场“无形之手”的双重作用下，人口增速或会放缓，而一些产业活力强的新一线、二线城市，将迎来更大的人口增长机遇。
一线城市2021年常住人口增加12.48万
2021年末，广州常住人口1881.06万人，对比统计年鉴披露的2020年末常住人口1874.03万，增长了7.03万。
深圳2021年年末常住人口有1768.16万人，比2020年末常住人口1763.38万，仅增长了4.78万人。
尽管均为正增长，但远远不及过去10年两座城市的人口增长“战绩”。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深圳和广州对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新增的常住人口数量分别约为714万和598万，平均每年新增约71.4万和59.8万，增量分别位居全国城市第一和第二。这很大程度得益于两座一线城市“放低身段”，广纳贤才的户籍政策。
如今，广州和深圳的常住人口分别达到1800万、1700万量级，实际人口更是已经突破了2000万大关，深圳从去年开始已经在提高户籍门槛。
北京和上海，则在“十三五”期间分别提出了“人口减量”和“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即便如此，2020年对比2010年常住人口仍然分别增加了228万和185万。
而2021年，北京常住人口减少了0.4万，上海则小幅增加了1.07万。四大一线城市相加，2021年新增加的常住人口数量为12.48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常住人口数量的变化，并不完全对应着人口的流入或流出，人口增长包括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即人口净流入）两个部分。
北京在统计公报中披露，2021年常住人口出生率为6.35‰，死亡率为5.39‰，自然增长率为0.96‰，计算可知，全年自然增长人口约为2.1万，这也意味着，北京在2021年人口净流出数量约为2.5万。
上海2021年全年常住人口出生11.6万人，死亡13.9万人，自然增长人口为-2.3万，即人口净流入数量约为3.37万。
广州和深圳并未披露常住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据，但以整个广东省作为参照来看，数据显示，2021年广东的出生率达到了9.35‰，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4.52‰，自然增长人口部分达到了57.19万人，新增的省外净流入人口只有2.81万人。
此外，广州披露了2021年在户籍人口中，自然增长人口数量为6.25万人。
从过往的情况来看，广州和深圳是广东省吸纳外来人口流入的主要承载地，而2021年广东省净流入人口的数量，一定程度也反映了广深两大一线城市的人口机械增长或许处于较低水平。
新一线城市人口增量大幅反超
相比于一线城市过去一年常住人口增长降速乃至负增长，二线城市的表现有更多亮点。
据统计，在重点新一线及二线城市中，2021年人口增量较多的城市分别为武汉、成都、杭州、西安、南昌、长沙、青岛、郑州、宁波和贵阳等，这其中尤以省会城市居多，此外，南京、福州等省会城市的人口增量也超过了10万。
风头最劲的当属武汉，新增人口数量超过了120万，并且，1364.89万的常住人口总量，也使得武汉重回中部人口第一城的位置。
武汉统计局披露，2021年年末全市户籍人口934.1万人。全年户籍出生人口8.2万人，出生率8.97‰；死亡人口5.4万人，死亡率5.90‰。大致可以推算出，120万增量常住人口，主要靠的是机械人口增长。
武汉的人口增量表现“一枝独秀”背后，有一定的原因是武汉2020年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导致了一些人口短期外流或外来人口未能如期返回的情况，无论是在11月1日零时人口普查的时点，还是按照全年“居住满半年”为常住人口的标准，武汉的人口数据在当年都受到了一定影响。而随着2021年全年疫情的较好控制，经济恢复，人口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反弹。2021年，武汉GDP增速为12.2%，两年平均增速也达到了3.3%。
成都在2010年到2020年间常住人口增加了582万，2021年也继续维持了不错的增长势头，增量为24.5万。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省人才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周仲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从数据来看，城市间出生人口虽有差异，但并不悬殊。造成部分二线城市的人口增量更大，主要还是迁移原因，随着一线城市生活成本和就业压力加大、二级城市公共服务条件改善并提供更具吸引力的优惠政策，部分人口从一线城市流向二线城市。
城市研究专家孙不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一线城市往往有大量的跨省流动人口，在疫情形势下，人员跨省出行、就业的成本更高，综合评估之后，可能有一部分人选择了返乡退守，或者去同省的省会城市。
农民工的流向或许一定程度佐证了这一判断。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当年省内流动的农民工人数为10042万人，比上年增加135万人，占比为58.5%，比疫情之前的2019年提升了1.6个百分点。
人口流向趋势生变？
2021年的人口流向变化，是否预示了长期的趋势？
在受访人士看来，除去疫情的短期影响之外，从更中长期的角度来看，一线城市的人口增长将会放缓，而新一线、二线城市还有较大的机会。
周仲高向记者表示，城市人口适度容量是多种因素制衡的综合结果，一线城市人口规模达到一定体量后，在人口发展方面更会关注人口质量、人口结构及人口分布情况，提升人口综合竞争力和人口贡献率。
孙不熟也指出，一线城市在经历“人口换血”，大量的学历型人口流入，而产业工人流出，总人口增速下降会成为趋势。
以深圳为例，尽管过去一年总人口增量有限，但全市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16.63万人，比上年增长9.4%，其中具有中级技术职称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61.70万人，增长7.1%。
人口政策也是一个影响因素。2021年5月，深圳略微收紧了户籍门槛，先后发布《户籍迁入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和《居住社保积分入户办法（征求意见稿）》，拟将人才落户的学历底线要求由大专调整为全日制本科，居住社保积分入户基本年限由5年调整至10年，老人随迁将子女入深户时间要求由8年调整为15年等。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公共政策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王梅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深圳已是国内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调整人口政策也是希望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公共服务配置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有序，应该看到深圳的特殊性，它面积仅2000平方公里，有限的土地空间使公共服务供给受限。
孙不熟表示，除了受政策因素影响之外，城市的人口规模同样也受市场“无形之手”的调节。过去10年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是依靠地铁的大发展，拓宽了城市半径。但当一线城市人口达到2000万量级的时候，“地铁红利”在减弱，相比之下，一些地处人口大省的、本身人口规模尚未很大的新一线、二线城市仍有可观的人口增长机会。
也有人口专家认为，2021年，全国新增人口数量仅为48万人。当总人口进入到一个低速增长时，重点城市的人口增量很难再像过去10年一样维持在高水平。
周仲高则强调，未来我国人口空间分布将与高质量发展相匹配，从高度集聚走向更优集聚，既要发挥集聚的规模效应，也要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21世纪经济报道 王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