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2019年6月开始，中央决定在全党自上而下分两批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全力开展好主题教育，是国研中心切实加强党领导下的新型高端智库建设的重要举措。中国经济时报从即日起开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国研人的初心故事”栏目，回溯中心历史，讲述国研中心人初心使命的精彩故事。
图片制作/蒋帅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国研人的初心故事
■戴国庆 廖英敏
一、出生至文革结束
杨鲁，原名杨尧田，曾用名鲁農。男，汉族，1924年3月21日出生于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县诸留杨村一个还算殷实的家庭。其父一生务农兼经商，但由于经营不善和经营环境恶劣，买卖赔钱，加上本人一些问题，家里土地逐步卖掉，由其母并雇一个长工打理。其父本人在北京做买卖，不懂农业，回乡后仅管理果园，但家庭经济上总体上是入不敷出。不足部分全靠变卖家产支撑。
1928年，为避土匪绑票，4岁的杨尧田随其叔父、婶母移居烟台，入私塾。因天资聪颖，深得其叔父喜爱。1934年，随其叔、婶移居韩国仁川。其叔父先后做过教员和中医，最后在仁川中华商会当秘书，其堂兄在商行当店员。杨尧田在仁川上小学，因成绩优异，屡次跳级，1937年小学毕业。因成绩优异，其叔父承诺尽全力供尧田以后上中学的费用。据杨鲁本人回忆，因“勉力供给”其上学费用，致使其叔父家庭“生活拮据”。
1937年夏天，时年13岁的杨尧田考入烟台志孚初中。9月入学后，加入了一个读书会，开始读一些进步文艺书籍和杂志，参与爱国社团活动。当年11月，因日军侵入山东，烟台福山沦陷，学校解散，有些年纪大的同学参加革命了，他因年纪小，只好回到家中。1938年夏，仍回志孚中学读书，继续读进步书籍，他回忆说，“当时崇拜鲁迅，受巴金影响很大，自命为革命家，要做文学家。只知道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但没有实际行动反抗。”1940年从志孚中学毕业，同班的有张彭、刘佩弦、陈世菡等人。张锡山比他低一届。
1940年，杨尧田考上北京汇文中学，期间，他继续读进步书籍，和张锡山、刘佩弦等同学互相影响，但未参加过实际革命活动。1943年高中毕业后，回老家和姜彦结婚。在此期间，阅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深感佩服，完全接受文章的思想主张。
1943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当时他的想法是“希望先把学问学好，今后从事建国工作”。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他于1945年春又到中华新闻学院短训班读书，7月入中华通讯社做实习记者。“8·15”日本投降后，在“新平日报”做编辑，写过一些短论，反对美国的侵略和蒋介石政权的腐败。10月底，该报社关门。
1946年春，他和张锡山等同学组织北平临时大学“壁报联合会”和“北平学生报”，任主编。
1946年7—10月，到张家口参加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举办的学生训练班。期间，1946年9月1日，在张家口由贾铤、韩伯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10月，杨鲁转至南开大学经济系读大四。入学后，他立即在南开组织学生自治会，任首席常务理事。党内受刘芳庭领导。又担任南开“抗暴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1947年春，任南开大学学生自治会经济系代表会主席。5月，在南开大学组织“民青”，并任“五·二零”“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总领队，“六·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委员会秘书处干事。“五·二零”大游行时，他打大旗走在队伍最前面，被国民党反动派军警打得头破血流。1947年夏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
1947年秋返回北平，先入“益世报”任代理编辑，10月1日入《平明日报》做经济记者兼经济版编辑，后转为专职记者，同时兼北方贸易行经理。期间先后撰写70多篇文章，报道北平各方面经济情况。实际是用公开方式为我党提供北平经济情报。1947年10月至1949年1月，任中共北平文委新闻界地下支部委员。与同在《平明日报》工作的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当时是同事，但当时因为都是单线联系，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
北平解放后，1949年2月至4月，杨鲁任中共北平市委民营报纸小组组长。4月至6月，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宣传科干事。
1949年6月至1957年7月，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财金组、工商组、财经组干事、副组长、组长。其间，1951年冬至1952年春，曾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到江西进贤县进行土改，任一个村工作队的队长。
1957年7月至1960年9月，任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秘书。据其子女回忆，其主要工作是负责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在北京市工作有关的业务。
1960年初，因替原北平地下党一位同事的父亲改写申诉材料，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960年9月至1961年9月，北京市东郊农场苇沟猪场场长。
1961年9月至1964年2月，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财贸组干事。
1964年2月至1967年4月，北京市物价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党组成员。
“文革”开始后，杨鲁受到冲击，被列为彭真“黑线”人物，定性为按敌我矛盾处理，多次被批斗抄家，屡次被打得头破血流。在学习班接受监督和繁重的“劳动改造”，例如，在冬季每天用冷水反复刷洗墙上的“大字报”纸，刷洗厕所，致使患上严重的关节炎。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他和其他一大批干部境遇得到改善。1975年8月至1979年5月，他先后在北京市朝阳区仪表螺钉厂、标准件六厂任调度员、副厂长，他用自己拥有的经济管理工作经验，帮助这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其中一家还被评为北京市“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杨鲁同志曾代表企业在市级会议上介绍经验。
二、在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
文革结束后，1979年6月至1981年8月杨鲁同志恢复工作，任北京市物价局副局长、党组成员、顾问。
1981年9月至1984年11月，杨鲁同志调任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理论测算办公室主任，1984年11月任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副总干事。
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是在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实现“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当时认为，价格改革应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牛鼻子”和“突破口”。在改革准备过程中，我国曾邀请号称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改革之父”的著名经济学家奥塔·锡克来华讲学。奥塔·锡克特别强调价格改革的必要性，他具体介绍了捷克斯洛伐克“先调后放”的做法。他认为，可以用投入产出表，模拟市场供求关系，计算出各种产品比较接近市场供求关系的“合理”的一套价格。根据计算出来的结果全面调整价格，可以保证最终价格放开时对经济和社会的震动比较小。奥塔·锡克的建议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
为此，1981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成立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由薛暮桥、马洪负责，定位为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领导下的研究、咨询、审议、设计解决我国价格改革方案的临时机构。主要任务是：组织有关部门、研究机构测算理论价格；调查研究物价问题，提出若干全面解决物价问题的设计方案；同时组织各方面专家、学者对各种方案进行分析、比较，选择最优方案。
1981年9月份，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薛暮桥兼任价格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刘卓甫兼任副总干事。下设理论价格测算办公室，杨鲁为主任。办公室下面设综合、农产品价格、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重工加工产品价格、轻纺产品价格、交通运输价格、商业服务价格、秘书行政8个组。
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成立后，首先邀请国内外专家对“理论价格”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价值转型的近似值的理论价格构成的模型，还组织了数学和计算机专家根据投入产出法设计的测算理论价格的数学模型和电子计算机程序。
当时提出测算理论价格的目的有三个方面：测算出一套合理的各主要产品的参照价格，与现实价格比较得出偏离程度；提出价格改革方案，并测算各种方案对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人民生活及财政收支的不同影响；为以后国民经济宏观管理提供一个有效工具。
为使理论价格能较客观地反映我国商品价值的形成过程，必须依据我国企业实际的商品生产成本、物资消耗、资金占用和有关数据经过电子计算机进行测算，这些数据除了利用已有的企业财务决算和统计数据外，有些数据如生产各类商品的物资消耗和资金占用数据还需要企业专门计算填报，后一方面过去在国家层面并没有统一的统计标准，也从来没有做过类似调查。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价格研究中心设计了测算商品目录、调查企业名单和企业财务成本调查表，拟订了测算理论价格的工作安排，并先后在全国物价局长会议和中国价格学会年会上广泛征求意见，进行了大量、详细的测算准备工作。
之后，从1982年开始，经国务院批准，在全国进行了1981年、1983年度理论价格的财务成本调查工作。据原价格研究中心秘书行政组负责人林伯勤同志回忆：“这项工作是在北京先行试点后，中心派出数十名人员到各地具体讲解、培训后，按照确定的企业名单具体落实后进行的。由于财务成本调查这项任务很复杂、艰巨且紧迫，大企业至少5人，小企业至少都是3人来参与，先后有6000多家企业的2万多人参与了这项工作。保证了财务成本调查工作的如期完成。”
在经过两次财务成本调查工作的基础上，对获得的大量数据经过认真的审查和汇总，利用设定的理论价格数学模型和电子计算机程序，进行了1981年、1983年全面、系统的价格体系测算，计算出各种理论价格体系和100种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价格体系的理论价格，并与现实价格进行了比较，模拟了可供选择的若干种价格改革方案。
在此基础上，1983年初，国务院价格中心开始编写《我国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和几个分报告，首次提出价格改革的总体方案。总体方案从总结分析我国物价的基本现状入手，提出了价格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应遵循的原则，价格体系改革的重点和范围、价格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内容以及实现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改革需要的条件，提出了可行的政策建议。在研究和设计总体方案的过程中，首次使用了理论价格测算的结果和参数，对价格体系提出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构想。总体方案提出，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要求和价格体系存在的问题，价格改革应在三个领域有序进行：一是以提高一次能源、矿产品价格为中心的工业品出厂价格、交通运输价格和建筑产品价格的改革；二是以解决价格补贴为中心的流通领域的价格、公共事业收费及房租的改革；三是以提高粮价为中心的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改革。方案中测算了各类产品调整的合理幅度和影响，并对“七五”末期或“八五”初期的价格体系进行了预测，对未来价格管理方式提出了改革方向。设想在“六五”“七五”期间，基本完成价格管理办法的改革，总的改革方向，是逐步减少国家统一定价的比重，增加浮动价格商品的比重。1983年10月，研究报告初稿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受到肯定。1984年价格研究中心完成了1983年度理论价格测算工作，1985年根据两个年度的测算数据和结果，形成了《中国理论价格的研究及其应用》和《若干测算结论及100种商品现实价与理论价格比较》两篇研究报告，呈交国务院。两份研究报告得到了国务院的重视，并要求继续研究“七五”时期价格改革方案。
杨鲁同志是从开始就参与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组建的元老之一。据原价格研究中心秘书行政组负责人林伯勤同志回忆，在价格研究中心工作期间，杨鲁积极参与了关于理论价格测算的上述各项工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理论价格测算中最为繁重、琐碎但又极其重要的基础数据的调研和收集整理工作主要是由杨鲁同志主持进行的，从企业财务成本表的设计、调查商品表具体品种种类的确定，他都亲自参与，并与各方面专家反复商量讨论。对参与调查企业人员进行培训以及最后调查数据的核实，以及最后研究成果和报告的审定，他都事必躬亲，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在这方面他起到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他对于价格研究中心内青年研究人员的培养和研究工作的安排也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三、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985年6月底，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等三个中心合并为“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整编制合并进入新的中心，成为价格组，年轻的田源同志任组长。杨鲁同志出任中心顾问组五个顾问之一，两任总理先后签发聘书。因为工作需要，他和中心其他几位顾问任职较长，直到70岁才终止。
在担任顾问期间，杨鲁同志工作负荷很重，他主要负责价格改革方面的工作，对价格组撰写的所有研究报告都认真提出意见和修改建议，并亲自担任了《中国煤炭价格政策研究》《中国石油价格政策研究》《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研究》等课题组组长，也较早地开始了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研究。
杨鲁同志非常关心年轻同志的成长，对年轻同志付出了极大心血。
1983年，武汉大学年轻的硕士、教师田源被借调入价格研究中心工作，很快表现出较强的工作能力。杨鲁就积极推荐他参加各种会议，发表意见。1984年初，田源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向中央研究室有关领导系统讲述了价格改革的思路，他发言的记录受到时任国务院领导的重视，8月份时任国务院总理专门在中南海接见了田源和周小川，在听取价格改革思路汇报时，国务院领导曾表示像田源这样的年轻人应该大胆使用，参加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杨鲁同志基于对优秀年轻干部的关心与信任，在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代表价格研究中心向上级打报告，破格晋升田源成为价格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在第二年国务院三个研究中心合并成为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后，田源成为党组成员、常务干事、价格组组长。是当时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
现任物美集团董事长的张文中上世纪80年代在南开大学读硕士期间，对石油价格改革有自己的想法，经南开大学老师介绍，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见到杨鲁。杨鲁同志非常支持他进行石油天然气价格改革研究，除了与他深入探讨该研究如何进行，还帮他开介绍信，以便能到国家有关部门进行调研，获取相关数据。这对于一名普通的在读研究生是多大的帮助啊！张文中硕士毕业后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马上成为《中国石油价格政策研究》的主要执笔者。他认为，之前研究生时期的调查和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现在专业从事企业咨询的王育琨回忆说：“1985年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我不会写考察报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出一页纸的报告，德高望重的老杨就可以给我改出3页纸来。这样反复了十几次，我终于会写报告了。我原来不懂如何主持大课题研究，从开始设计到最后成型，都是老杨手把手指点我。我后来出任世界银行中国住房和土地改革项目顾问，老杨更是一个字一个字帮我改出一系列研究报告。后来老杨和我出版了一本专著：《中国住房改革的现实与选择》，获得吴敬琏和周小川的高度评价。”
现任银河证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的陈共炎回忆，他从北大毕业刚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时，所写研究文章，为领导起草讲话稿难免有一些“学生腔”，不符合要求，经杨鲁同志耐心认真辅导，他终于掌握了相应的规范，为以后的相应工作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价格组的十几位年青人，个个受到过杨鲁同志孜孜不倦的教诲，每篇文章、每个标点符号他都认真改过，这些年轻人都感到受益匪浅。曾在价格研究中心办公室工作的刘丽曾回忆了这样一件事：“记得有一次，我被老杨派到印刷厂去校对密级加急文件，整整一天待在那儿，守着那篇稿子。我一页一页地反复校对着每一个字儿，眼睛脖子累得酸痛也不敢停歇，要赶在下班前结束。我又用自行车驮着一大捆文件，往回赶到办公室。老杨抽出了一份文件，认真地看着看着。精疲力尽的我刚要喝水休息，突然，老杨大声冲我喊道：‘怎么这种小问题还能出现呢？为什么你不改正呢？’我被老杨的大声吓了一跳。他快速回屋取出他的原稿，指给我看。我分辨道：‘你写的字迹不清，难以辨认。意思都差不多嘛。’老杨生气了，他把文件摔在了桌子上，指着文件说，‘马上重印！这是呈报给总理的报告，不能有半点失误！’望着他那将军式的严酷命令，我意识到了严重性，顿时心里像是堵了一块儿东西，冒了一身的冷汗。看到老杨发火的神情，我没有再说什么，提着大捆的文件，急冲到楼下，骑上自行车，立即返回印刷厂重印去了，那天加班一直到夜里……那一晚，我反思了很久，在这样的高层机构里工作，就是要在关键时刻有责任担当，我不再原谅自己。‘给总理的报告，不能有半点失误。’成了我以后工作中的一个标准，任何文件从我手里过目，我都用此标准来严格要求。我没有再被‘惩罚’过。再以后，‘很仔细、认真、严谨’的字眼儿和我拴在了一起，又曾被老杨表扬过无数次。”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担任顾问期间，杨鲁同志也很热心南开北京校友会的组织和建设工作，投入了大量精力，花费了大量心血，重建了南开北京校友会，深受在京南开校友的欢迎和母校的认可，并出任了新一届南开北京校友会会长。
据也参与组建南开北京校友会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国强回忆：“经过几年的校友组织活动，他克服没有经费、没有专职人员的困难，亲自主持编辑出版了文革后第一部《南开在京校友录》，他还向企业家校友寻求赞助和支持，请一些南开校友出力承担具体工作，为校友相互之间和母校之间构建起了密切联系、增进友情、交流互助的平台，奠定了之后南开北京校友会的组织基础。后来杨鲁同志患病在家不便出行，仍然牵挂校友会建设，为校友会健康发展推荐理事会人选，张文中校友后来接任了会长。
杨鲁同志主持开展南开北京校友会活动中，让大家相聚一堂心情特别舒畅，相互交流无拘无束，一片真诚；还积极接待外地来京南开校友，让大家感到南开北京校友会的热情和温暖；杨鲁同志请南开老校友给大家讲张伯苓、周恩来的南开故事，强调发扬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精神和爱国爱校的优良传统，让南开人不断体会南开精神，把南开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在对待同事和下级同志方面，现任某外资企业负责人的黎艳阳在北京市价格学会曾是杨鲁同志下属，她回忆说：“老杨的性格耿直，从不兜圈子，所以非常容易相处。他不仅发问，也会给出可操作的建议。所以尽管被他批评，却常常愿意与他亲近，不知不觉就将他视做自己的长辈。偶尔也会与他争论，如果有道理，他会表扬。遇到老杨表扬时，我都得意一阵子。有时也会与他开玩笑，老杨很幽默，从不怪罪，顶多说个：没大没小。就自己先哈哈大笑，他笑起来非常有感染力，学会里的同志们都喜欢他。”
在工作和个人利益问题上杨鲁同志更是以身作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的楷模示范作用。很多年轻同志都印象深刻。
1989年，杨鲁同志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被评为研究员。
1993年杨鲁同志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离休。
离休后，杨鲁同志仍心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流通部的研究工作。据时任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任兴洲回忆，1995年—1996年，杨鲁同志还经常到所里指导工作，并建议市场所多到西部等欠发达地区调研，为西部振兴多做实事，并表示他也愿意更多参与。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杨鲁同志就被诊断出罹患癌症，但他不顾年事已高，仍以坚强的毅力和晚期癌症顽强斗争了17年，在和病魔作斗争的同时还坚持学会了刚刚进入家庭的计算机操作。同事们前去看望他，他总是表现出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和精神，使看望他的人都深受感动。
2010年4月1日杨鲁在北京病逝。在病重时，他已把自己的大部分藏书和杂志都捐给了家乡的一所大学图书馆。临终前，他坚持“不给后人添麻烦”的理念，一再叮嘱子女，去世后不告诉亲友、同事，不搞任何告别仪式，直接火化，骨灰也不保留，交由殡仪馆处理！真可谓坦坦荡荡，终了一生！
主 编丨毛晶慧 见习编辑丨曾紫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