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耕织图之收刈》(局部)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谈笑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写的《浪淘沙令·伊吕两衰翁》,作者的落寞与不甘,力透纸背。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中,扶贫是其中一项——变法中推出的“保甲法”便将一般家庭分为不贫、次贫、极贫三个等级,作为政府扶助的依据。
王安石变法肇始于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以后,正是宋朝急需变法图强之际。为了对付契丹骑兵,宋朝急需培育自己的骑兵。王安石变法时采取保马法,将战马的培育从官方机构转移到民间,通过官民合作的方式,迅速培育了一批素质不凡的战马。但是,随着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一些参与变法官员急功近利,导致在推行保马法期间一些官员直接实行指标摊派,极大消耗了百姓的人力物力。百姓因养马不得其法的,要赔偿国家战马,致使很多不堪重负的百姓家庭就此破产、流离失所,一项原本的利民惠民政策,在不良官员的肆意之下变成了祸民政策……
其实扶贫这事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萌芽了,《礼记》记载“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就是那个时代的贫者代表。《礼记》记载:“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儒家圣人孔夫子主张将财富平均分下去,使每个人财富都一样,“盖均无贫”,贫穷就不存在了。“均贫富”这个想法太过理想主义而不切实际,只是空有一个美好的设想而已。
魏国的李悝在君主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实行扶贫政策,人称“平籴法”:丰年时,余粮由国家统一收购并储存,以免农民被奸商低价收购粮食;收成不好的年份,国家将储存的粮食平价卖给百姓,以稳定社会秩序。这一政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汉朝时,“平籴法”改名为“常平仓”。而且,一般都会给予贫困者物质上的帮助,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汉朝政府会给予布匹、粮食等基础性生活必需品。
如今国际社会盛行的用税制改革来消除贫富差距的做法,早在中国的唐朝时期就已有类似的措施了:对于富裕的家庭,税收就多一些;贫穷的家庭税收就会相应少一些。宋朝时期,政府规定特别贫穷的家庭可以不用交税,通过劳动来弥补税收。到了明清时期,统计人员都会挨家挨户上门了解真实情况,按百姓所需给予一定的物质帮助,有一些精准扶贫的意蕴了。
也有一些古代官员剑走偏锋,采取一些极端做法,留下一则则趣闻轶事。明朝官员梅国桢到固安任职,他探知固安这个地方的百姓太穷,而当地的官员专门放高利贷,于是他将那些官员请来府里吃饭,将穷苦百姓聚集在自家门口,声称如果百姓还不了高利贷,就将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都卖掉!这让在场的官员颜面皆无,当场就将借条给撕了。
清代新科状元林召棠,衣锦还乡广东吴川,为发小生意冷清的粥店题字。林召棠书法娟秀遒劲,但“粥”字中间少了“米”字,剩下两个弓字,成了“弓弓店”。一时间状元写别字的消息迅速传开,人们蜂拥而至,发小的粥店一下子就火了。林召棠告诉发小:“‘粥’字没有‘米’,你店里的‘米’才多起来。”
这类故事在中国古代很多。东晋时期,书法大家王羲之路上遇到一位贫穷的老婆婆在卖竹扇,老婆婆卖力吆喝,无人理睬,于是王羲之在老婆婆每把扇的扇面上写字,后来老婆婆的扇子都卖出去了。苏轼被贬到海南岛,曾遇见一个卖油炸面食小吃的老妇人为生意不好发愁,苏轼挥笔为老妇人作了一首诗:“纤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暖知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老妇人把这四句诗贴到门上,马上顾客盈门。
济世为怀的古代文人,大概率都有人文主义思想。中唐诗人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时,主持兴修农田水利等工程,他从贫苦人家中优先雇用数千人,此举的目的就是让贫困者通过劳动解决贫困和温饱问题。《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将自己制作风筝的步骤,一步步详细地整理成书,让老百姓都能靠一门手艺赚钱。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增加财政收入,一是为了发放朝廷官员的工资,二是为了应付皇家贵族的开销,三是为了战争。他的对策无非是多增税,重新丈量田亩,把荒山、滩涂等纳入税源,打击贵族的偷税漏税行为;将税收的增收率作为考核地方官的重要指标。然而,在农业社会,在资源相对固定和有限的前提下,这种增加财政收入的举措无疑是一场冒险。国强民弱,终究不能长久。
曾经最欣赏王安石的司马光因此特别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也知道现在朝廷缺钱,但他坚决反对开源增税,因为增税之策一出,老百姓不一定愿意;把增税作为考核地方官的标准,为了完成任务,地方官肯定不管百姓的死活。司马光曾反驳王安石道:“天下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设法争民,其害乃甚于加赋。”不幸而被言中。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原先那个踌躇满志的王安石,留下的变法和扶贫遗产,雄心万丈的一腔豪情,最终化为泡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