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蕾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互联网信息研究院
注释：本文刊于《现代传播》2019年第9期，如转载请注明出处。
【摘要】媒体建筑作为一种公共空间的数字艺术实践,借助光、声、电等数字技术,为城市的瓦宇楼阁增添亮色的同时,也成为公共艺术和文化传播巧妙结合的承载介质。近些年“灯光秀”“光影秀”层出不穷,也引发各界对其是否有效有益地进行信息和文化传播的讨论。在“技术满盈”的时代,灯光与建筑的融合,需要综合考虑到人文艺术审美、信息传播效能、空间生态环境、受众接收习惯等方面的因素。以“研究带动设计、艺术嵌入传播”为理念基底,从意象表征、情感联结和具身参与三个方面,深入思考城市-建筑-媒体-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更好地理解媒体建筑的现实意义和发展趋势提供跨学科视野的分析参考。
【关键词】城市形象; 媒体建筑; 公共空间; 光影传播; 交互参与
引 言
坐落在城市中林林总总的建筑可以说是城市总体形象的立体展现。随着古典建筑、现代主义建筑和后现代主义建筑风潮的更迭以及数字信息技术的持续革新,一种辉映建筑思潮和科技进步的媒体化建筑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城市的舞台之上。何为“媒体建筑” 对于“媒体建筑”的理解需要从“建筑表皮”入手[1]。建筑表皮,即建筑与城市、建筑与人沟通的主要界面[2],借助新型技术,它日益演化为一种新的信息可视化的媒介。狭义上,建筑表皮与数字媒体影像相结合的新建筑形式即可被称之为“媒体建筑”;广义上,媒体建筑意指综合数字科技、公共艺术和信息传播等领域价值精粹,使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产生交集,以整个城市为舞台背景建构出的媒介化景观设施。建筑本身通过声、光、电等技术融合为城市的肌理,与周围环境和环境中的受众互动,可以说,媒体建筑带给人们视觉审美体验,重塑着整座城市的精神面貌,而城市中生活的个体也用自身的信息接收和互动体验促进媒体图像符号的进步和革新。对于媒体建筑的研究理解,需要建筑学、传播学、社会学、材料学、公共艺术、政府公共管理、智能交互等多科门类协同进行。
一. 问题的提出
媒体建筑的存在和发展并非在朝夕之间,回顾媒体建筑潮流兴起的历史,在世界知名建筑大师———伊东丰雄、赫尔佐格/德穆隆等人的作品中都有很好的风格体现。伊东丰雄在1986年设计的“风中之塔”将真实的环境,如风、噪音等元素转换为信息倾注在建筑表皮上,筑体上的灯光会随着风速和噪声的大小不断变幻、虚实交替。由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位于德国慕尼黑的安联大球场,在夜晚,白色充气膜做的建筑表皮可以根据场内比赛球队的变化释放出不同颜色的光芒[3]。中国首座媒体建筑是2006年建于北京中关村的“第三极创意天地”,设计者是著名设计大师冯·康格,建筑屏幕影像可以根据北四环车流造成的震动音场强弱起舞。我国媒体建筑已经发展了十年有余,已经成为近些年的焦点话题,“灯光秀”“光影秀”层出不穷,“上元之夜”更是引发各地关注,光媒介艺术性地“点亮”夜空之时,也引起了各界对于建筑的光影实践是否起到有益有效传播的讨论。诚然,建筑早已超脱了办公和居住的物理空间属性,逐渐成为信息的传播者以及公共空间的数字艺术缔造者,建筑和传播的关系可以借由不断发展更迭的数字媒体技术来承载,以多元艺术化的手法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呈现,使公共情境营造和社会互动交往成为可能。与此同时,怎样将LED、激光、投影、AR、MR、大数据等不断更迭的技术有效地叠加整合起来为艺术设计和文化传播服务,也是需要实时跟进且深入打磨的课题。媒体建筑作为一种数字公共艺术实践,不仅需要结合国家社会价值理念和本土地域性文化,也要恰当迎合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其灯光烘托渲染的传播理念和视像效果是值得深入挖掘分析的,这也是本文探讨研究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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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功能转型是与城市形象的塑造、城市文化的传播相铺相成、相互作用的。城市向“智慧”“智能”“信息”“全球化”等方向迈进的征途中,作为城市骨络经脉的瓦宇楼阁也在人文、技术和政策等等因素的催动下发生着改变。那么,媒体建筑作为一种公共空间的数字艺术实践,是怎样促进城市空间信息的传播流动以及新形式社会交往的缔结的呢 这种物理和虚拟空间交结而成的空间叙事“变革”,在城市文化传播、情感联结、空间消费、沉浸体验等方面起到哪些实践性的作用,又是怎样建构贴合未来都市发展的人文生态环境呢 本文围绕现代城市中建筑媒体化的艺术光影传播现象,深入思考城市-建筑-媒体-人之间的交互关系,为理解新媒体时代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实体城市与想象城市、传播技术革命和城市发展革新的关系,以及媒体建筑在这些关系互动中的作用提供理论肌理和现实意义的参考。
二. 意象的表征: 建筑营造的媒介地理空间
20世纪,随着城市化、技术化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空间意识开始复苏,而传播与建筑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与空间转向有密切的联系[4]。空间的搭建伴着科学信息技术的革新,早已从物理空间扩展至虚拟空间,从实体空间场域延伸至人体的感知体验;建筑表皮的媒体化所营造光影传播映像犹如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意象蒙太奇”,不仅是对文化唯物主义的展示,而且还通过可感知的存在展开[5],点滴触碰城市“漫游者”的身体和灵魂,促进实体空间、人、虚拟空间的融合和交织,形成地理媒介时代的赛博城市。媒体建筑在“全球化的技术空间”和“后现代的地理环境”中的意象表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超越夜空“照明”的公共艺术
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信息”,媒体建筑使静态的建筑本身成为城市公共空间信息传播的生产者和社会不同个体之间的连接者,换言之,建筑即是媒体。建筑媒体化并不局限于简单地在建筑外立面上投射光影视效,而是将数字信息网络和建筑场景内外与更广阔的城市物理与文化空间紧密融合起来,形成能反映城市总体精神风貌和文化价值观的形象视觉传播集合体。在全球化、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和视讯技术不断飞跃发展的时代,时间和空间的阻碍已然不再凝结,人们对于视觉图像信息的获取越来越便捷和多元,对于图像符号文本的艺术审美也越来越精细苛刻。光电能量对于城市形象的促进不再止步于“亮化”“美化”工程,而是通过物理空间和数字技术的融合辉映去搭建城市文化传播的眩目舞台和动态场所,媒体建筑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超越光影视像“照明”基础功能的时代任务。
在城市化进程飞速前进的今天,“光”仿若组成城市物理和人文空间的纹理经络,在建筑表皮上打造五彩斑斓的动态光影视效,对于改造区域空间的固有形象、打造城市对外宣传名片以及构建崭新的文化传播气息都是一种比较便利和实际的低成本运营手段,也是公共艺术在移动互联时代最直接的符号输出。公共艺术,字面理解即是公众的艺术、大众的艺术[6]。“公共性”是公共艺术的本质体现,“交互参与”“创意营造”“文化审美”是时代和技术趋势赋予公共艺术的崭新要求;表征是对物质意义系统的创造,是认同感的来源[7],表征体系的易读性能有效推动大众的文化认同感,而建筑表皮的光影符号传播能快捷地抓取时代前沿时讯,以3D立体、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或全息投影的形式增强受众的信息可获得性,拓宽参与渠道的同时也强化了信息传播的沉浸体验。因此,如果说城市空间是艺术陈设的大众博物馆,那么媒体建筑即是展馆中展陈的瑰丽宝藏,而实现“照明”逆袭的全新光理念会让瑰宝闪耀得更加亮丽夺目。
2. 可连接、可沟通的地理媒介空间
空间本质上有双重特性,它不仅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是社会关系的生产者[8]。如果从建筑和传播的关系而言,建筑作为都市的标志和基柱,其表皮媒体化展现宛若在公共场域搭建了供城市人沟通交流的平台,以此克服现代性空间组织和加速的社会网络中的“异化”“隔离”“孤寂”现象,同时也迎合了现代都市人“技术具身”的观感习惯和行为特征,使流动的空间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具备了公共性。这种公共性或“公共空间”并不仅仅是实体地理空间[9],从本质上说,它往往是一种虚拟的领域,既满足都市人情感的联结和共鸣需求,也从某种意义上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以及公共参与性。亦如德布雷所说的“媒介圈”概念[10],描述展现了技术、媒介、人和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技术与社会文化关系已不是谁决定谁的问题,而表现成一种相互嵌入和互相咬合的关系。也就是说,传播技术总是经由人类感官的接合,才会与社会和文化产生关联。媒介传播与实体建筑的关系变革辉映了“媒介圈”所营造的知觉体验场景和氛围,使技术的变幻展现与人类的感知相关联,真实做到了“媒介是人的延伸”,促进发展新形态的社会关系网络,延展和活化城市的公共场域,促进城市文明的涅槃和创新。
《文明中的城市》中提到:“技术革新不会带来城市的整体消亡,而是地图的综合和重塑”[11]。实体空间中的场景或节点,不仅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公共空间交往的平台,而且编织起人们对于地方的集体记忆,营造出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和技术演变趋势的地理媒介空间。斯考特·麦奎尔将移动网络时代的媒介概括为“地理媒介”[12],其特征可以概括为:融合、无处不在、位置意识以及实时反馈。地理媒介突显出社会信息的高效流通和技术的广泛连接,而从广义上对“连接型的城市”的诠释,除了肯定技术进步和社交自由之外,还会强调文化意义的建构与分享,也就是说,城市空间是一个关系性的空间,而沟通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技术联结[13]。移动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个体的身体“缺席”和“茧房”效应,自我被程序算法所构成的网络矩阵所控制和收编,而建筑与媒介的联姻,扩展了城市公共空间的虚拟边界,使物理场所有了“情境化”的展示元素,吸引具有不同身份特征的移动“节点”进行公共实践,在培养社会交往技能的同时也创造出身体“集体在场”的传播场域,建筑所投射的光影视像不断挑动着记忆神经,大众的参与沟通也进一步深化了对于空间的集体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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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情感的联结:人性化的城市情境空间景观
《城市》一书中提及:“城市实际是根植于其居民的习惯与风俗之中的,这意味着它在具有一种物理机制的同时,还保有一种道德机体。”如果说城市起源于人类群体对自然资源和生存边界的需求,就好像两河流域的物质富庶孕育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一样,那么城市的发展壮大也与其中居民的人文关怀和情感依托密不可分。媒体建筑作为都市化景观的保存和再造,不仅是建筑自身新型物理形式的体现,更是完成其最为根本的使命———通过场所营造塑造和促进人与人的交流,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14]。也就是说,建筑在整个城市空间的创新创意营造是与人类情感息息相关的。
1. 人性化的都市景观
扬·盖尔在其著作《人性化的城市》中将“人性化景观”定义为城市中利于人们行走、坐下、倾听、交谈、观看的场景;威廉·怀特用长达3年的城市公共空间实地观察项目来论述城市应该是人的居住地,而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经济机器,交通节点或巨大的建筑展示台。城市空间不仅是囊括人们衣食住行等功能性需求的基础设施,它应该是动态更新发展且与人们的感觉、活动器官紧密相连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契合了曼纽尔·卡斯特“流动的空间”理论[15]。如果说电子通讯和快速交通极大促进了空间的感知体验和记忆唤醒,那么建筑的意义也早已从满足基本功能需求延展至“生命的感动”[16],而媒体建筑亦是智慧城市环境下的社交信息互动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平台和装置[17],不仅不断扩展和打磨空间的立体环境,而且还以符合城市主流文化建构的方式打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交流渠道。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被速度逻辑掌控的现代世界中[18],速度给现代人带来效率、愉悦和解放的同时,也带来了时间的焦虑和意义的丧失。媒体建筑是符合社会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发展潮流趋势的,一方面,公共大屏或大厦投影所展示的时空图像很好地契合了现代人快速高效且略带“碎片化”的观视习惯,传达有效信息的同时也激发了都市人的思虑和想象。正如梅洛·庞蒂从知觉现象学角度提出空间的问题是与真实的人相关的问题[19],抛开人的存在,也就无法认清空间的多样性、流动性和模糊性。另一方面,就像本雅明的“拱廊街”[20]观察调研一般,现代都市空间景观很大程度受到关系秩序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媒体建筑的存在既可以起到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社会建构作用,也能够有效地连接和调适动态的都市“游移观察者”[21]和静态的物理设施之间的关系,在文化的展示和解读,文本的编码和解码以及比特符码的传导与对抗中,达到城市建筑和信息传播的交叉融合。还能对不同“场景”空间视效的传播效能进行分析比较,在信息传播引领和受众接收需求之间寻求适当平衡,实现文化空间中情绪和情感的迸发和凝结,促进城市人在全球化空间或共时性世界中的身心体验。
2. 情境化的视觉审美
当代社会的文化形态是多元动态发展前进的,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地球村”人对多元资讯的精神需求催生了媒体建筑在城市空间中的萌生。技术的迭代革新和科技的高速发展让我们已经置身于传播4.0甚至5G时代,“场景”“沉浸”“交互”“体验”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词。情境,在广义上是指对获取知识信息产生影响的各种情况,包括观众的内外部情况;而狭义的情景是根据主题所构造出来的生动环境,让观众能有“身临其境”的体验,从而更好地参与到主题内容中去。知识是个体在与环境的交互过程中建构的,是客观事实在人脑中反映加工的产物。新时代的空间文明离不开场景再造和情境体验,而媒体建筑则是实现“身入其境”“意境融彻”的有效方式。因此,正如美国城市研究专家凯文·林奇强调“城市形象”应是城市的一种“公众意象”[22]一般,想要有效地激发受众的知觉体验和情感共鸣,建筑媒体化的情境或场景设计是有必要的,只有与所在空间结构发生关系的建筑物才能给观映者提供好的视觉美感[23]。特别对于地标性建筑物而言,具有一种可想象性[24],它建构了城市或社区的特征、形象和身份[25]。夜晚的城市是一种知觉环境[26],如何创意性地整合运用文化经济理念和媒体科技手段在大多居民娱乐休憩时空中增添一抹亮色,唤醒人们对于融合了权威标志性特征和历史文化情怀的“地标”建筑物的集体性记忆想象,是很有社会文化意义的时代性命题。
此外,城市建筑的情境化设计应是符合社会宏观的生态文明观念的,建筑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即为生态文明[27]。生态文明是相对于工业文明而言的,工业文明着重于经济累积和技术发展,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而生态文明旨在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发展经济的同时更着重维护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现有城市建筑普遍存在着怎样更好地维护老建筑和发展新建筑的问题。古建筑本身蕴含着历史的丰富遗迹、民族的瑰丽文化以及社会前进的文化内涵。城市老建筑的翻新是不应违背历史和人文精神的,也不必将其视为与现代生活冲突的矛盾集合体。另外,有些现代公共建筑设计普遍存在明显的自由化现象,体现在某些现代化建筑过度张扬个性且与日常生活逻辑脱轨。面对此类城市外观构建的问题,建筑媒体化的意义在于成本较低地解决了建筑外观翻新和地标形象特色营造的现实问题。无论是对建筑的拆解和修缮,还是大兴土木地叠瓦堆楼,均会对周遭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象造成影响和损伤。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城市景观和形象的构建已经在基础上形成格局和风貌,只需配合时代潮流的演进在基底上进行略微的调整和改动,而媒体建筑的职能在现如今的大都市环境中可以说是应时应势而为的。尤其对于历史建筑而言,藉由新媒体艺术来表现建筑的美以及其历史价值地位,还可以通过建筑表皮媒体营造的交互参与特性来引导启发更多的观众去了解和保护建筑,塑造人文和谐生态的文明社会景观。
四. 具身的参与:场域空间消费的沉浸体验
在城市空间中,依托媒体建筑可以给受众打造新的感知体验。也就是说,技术通过重塑人类的感知体验实现对于人的影响,个人的身体已经与信息终端深度结合[28],当城市建筑逐渐呈现出“人性化”的转变,人类个体也已然成为与数字技术深度耦合的“后人类”[29]。唐·伊德将其数字时代呈现出的技术与身体融合的趋势称之为技术的具身化趋势[30],他将海德格尔“人—技术”关系的现象学出发,过渡到“对技术的文化嵌入性的诠释学”。后人类时代,新型的建筑-传播关系给个体的具身参与提供了场景化的平台,极大程度契合了受众在移动互联洪流中“复眼”观看[31]的视觉习性,实现以人为主体的传播消费空间“景观”[32],也带来了身体的回归。
1. 视觉影像的具身参与
建筑是为塑造可容纳身体的空间而存在的,空间与身体可以说互为“夹具”,是建筑最为本质的问题[33]。“参与性”应该是媒体建筑区别与其它建筑表皮风格的重要特点。参与式建筑是近年来媒体建筑不断演进过程中的主要的设计创新趋势[34]。用户或受众是参与式建筑聚焦的核心力量。受众的反馈和意愿搭建起与静态城市建筑之间的动态沟通互动的桥梁,而受众本身也成为建筑艺术景观中的重要元素。2001年柏林的“Blinkenlights”项目,一座八层的建筑外塑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互动电脑显示屏,用手机就可以在建筑上玩电子游戏6。而响誉全球的纽约时代广场上名曰“享受15秒的名气”的媒体建筑,行人可以把自己照片传到建筑媒体装置上,待激活后照片影像就会从最顶上的屏幕依次落下,全程一共15秒[35]。这种使城市静物光影炫动的视觉效果极大程度上增添了整个城市的温情,使被移动讯息环绕日益原子化的个体有了情感交互的契机,使社交互动中的“观众”积极转换成“参与者、设计者”,给城市公共空间和文化精神嵌入了生机和活力。
图片源于网络苏联学者巴赫金认为视觉形象具有全民性和广泛参与性[36]。在城市空间中很好诠释展示参与交互理念,又可为城市形象增添夺目光彩,这是媒体建筑最好的职能体现。丹麦奥胡斯音乐厅门前曾举行了为期两个月的“交互性媒体表皮”的社会实验[37],在音乐厅入口处设置三条照明区且分别铺设色彩鲜明的地毯,当观众踏上毯子之时,照明区的影像装置可以快速捕捉人们的各种身形姿态,并形成身躯光影投射在音乐厅的外立面上,达到人与建筑实时交互沟通的效果,也成为当地著名的文化景观。“参与者”是美国洛杉矶市的一栋公寓的建筑立面上安装的人与建筑互动的装置,人们可以在平铺于地面上的LED发光装置上行走,电脑计算和记忆人们的运动轨迹并可以完整地展示出来。互动性是满足人类生存本能的自然属性,在数字媒体时代萌生的媒体建筑增强了人与技术、人与人之间的情境化交互体验,创新的观映理念和技术的迭代发展使人的身体变成了信源装置,在实体空间和虚拟世界中畅游翱翔,这种交互变革有效满足了在“读图时代”生活的居民对于外界视像信息的渴求和期盼。
2. 空间消费的沉浸体验
传播媒介的无孔不入和商业的繁茂兴盛也使得消费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城市夜经济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发掘、塑造城市和文化场所的夜形象,是使人流停驻、产生消费的关键因素[38],媒体建筑也许能成为具备物质和精神消费性质的空间景观。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认为“景象即商品”,也就是说,当代社会的生产和消费都和景象密切相关,商品消费已经逐渐脱离了物质性消费本身,而日益转为附着象征符号的城市景象或景观的消费。列斐伏尔在其《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指出,空间是带有消费主义特征的[39],而文化叙事和视觉艺术成为构筑城市消费空间的有效手段。建筑不再仅仅是办公和居住的空间,它还是信息的传播主体,是一种新的空间交流模式和空间消费模式[40],空间成为商品本身,消费聚焦从使用价值过渡到象征价值或符号价值,空间和地方成为阶级分层和趣味分隔的属性,也潜在地助推着差异化的消费体验。
鲍德里亚曾言,消费并不完全等同于个体对物质使用价值的享用和满足,反而对社会价值体系的肯定和符码系统的构建有深层次的推动作用[41]。城市空间是一个由各种环境和社会因素汇集交错的动态发展的开放场域,而城市建筑的媒体化演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推动空间场域的多维度整合和融合,以此不断契合城市形象的内外传播和城市居民的文化精神消费需求,开拓出爱德华·索亚所说的真实-想象混合的“第三空间”[42]。空间消费主要是文化性的消费,而具备消费属性的文化形成“可参观的文化经济”[43]。在社会关系网络愈来愈虑拟化和网络化之时,媒体建筑或媒体立面使空间切实成为共时社会实践[44]的物质基础,让都市空间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不断契合超工业化时代所具备的生产和消费逻辑。也就是说,媒体建筑有很大潜能搭建符合人性化需求的消费空间场所,个体消费可幻化为在沉浸化情境中的自然行为释放,而多种类似的行为体验进而集结成对城市文化符码系统有助益作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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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 语
媒介和建筑是相互作用、相铺相成的,二者之间的交互联系合力为城市文化的烘托和城市形象的构建服务。“交互参与”“创意营造”“文化审美”“生态文明”“智慧智能”是时代赋予城市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发展的主题和任务。城市发展是一项持久累积的系统性工程,媒体建筑的兴建和修葺应综合政策、媒介、人文历史以及民众心理等诸多城市发展元素,应有效地平衡权力和资本等多方力量,对建筑光污染、审美同质化、数字空间权力等问题谨慎对待。城市形象不仅是城市各种象征性符号堆积起来的外在景观,同时也是团聚四方民众和谐平稳发展和生活的内在精神需求。
城市未来发展方向越来越智能化,智慧城市是当代信息技术的一场声色俱全的盛宴[45]。建筑是城市文化特征和习俗价值观的外在体现。媒体建筑亦是智慧城市环境下的社交信息互动创造一种独特的平台和装置。借助智慧城市这一平台,媒体建筑可以锻造成信息文化的先行者、智慧生活的代言人以及数字交互技术的试验田,利用现有的空间实物搭建传导城市先进理念和价值观的传播聚合阵地,有效地实现人与空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共融共通。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技术革新不断加速的现今社会,媒体生态和建筑景观的相互交融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自然趋势,唯有思想观念上的不断进步才能提高新技术手段在城市建设上的有效助益,唯有不断打磨艺术设计和信息传播理念才能让本土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兼容并蓄地向前发展。
作者介绍：
王蕾，博士，传播学专业，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现就职于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互联网信息研究院。
硕士和博士均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博士期间国家公派至美国联合培养，工作期间国家公派至英国访学。研究兴趣在媒介文化、数字城市传播、融合传播、文化叙事等方面。教学方面，讲授研究生课程《传播理论》《社会学理论基础》《数字城市传播》和博士生工作坊《质化研究方法》。科研方面，参与国家艺术基金项目1项，主持省部级项目《博物馆情景化传播效能》《北京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叙事》2项，参与省部级项目2项，主持校级项目5项，主持和参与若干横项课题；以独作或第一作者发表论文近40篇，其中含CSSCI中文核心论文10余篇，其中三篇被人大复印报刊全文数据库转载，书中章节论文8篇，出版专著2部，译著1部，多次参与国内外权威传播学术论坛，5篇论文被国际传播学会中国区域会议论文集收录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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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梓萌/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互联网信息研究院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