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西洋月刊》4月19日文章，原题：不知羞耻 咄咄怪事。英国有世袭君主制和贵族制，但在教育和工作场所，严厉的规范制约着裙带风。相比之下，美国是一个共和国，一个建立在反世袭原则基础上的国家。但在这里，裙带关系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以政策的形式固定下来的——最明显的是大学录取中优待校友子女的做法。
这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美式做法可能正被淘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于2014年放弃了这一做法，将获优待校友子女的比例从13%降至4%。校长罗恩·丹尼尔斯写道：“优待校友子女是写入政策的阶层固化，为孩子们保留了父母所享有的相同优势。它在高等教育中体现了赤裸裸的、站不住脚的继承性特权。”
立法者们也开始行动起来。上月提交给国会的一项议案，要求禁止获得联邦资金的大学优待校友子女。但不应过于乐观。强大的既得利益者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其中包括大学中那些出身名门的校友，他们更倾向于一项能让自己的孩子有更多机会追随他们脚步的政策。
关键是社会规范的改变。许多中上阶层的父母觉得，为了能让子女进入名牌大学，他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这未必合乎道德，但肯定是合法的。1998年，房地产开发商查尔斯·库什纳向哈佛大学捐赠250万美元。次年，他的儿子贾里德被哈佛大学录取，尽管媒体报道称，贾里德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
我一再对美国精英阶层反对裙带风和机会囤积的规范之弱感到震惊，尤其是那些以自由派自居的人。很少有人对为亲朋提供实习机会感到一丝羞耻，甚至许多宣称希望社会更加公平的家长，也欢迎校友子女获得相当于SAT考试160分的优待。父母给予的利益往往被视为一种纯粹的美德。血缘浓于正义。
今天，传承优待变成了某种天经地义的东西。即使不太接受这些做法的人也会说，“大家都这样做”。这是个惯例，而这正是必须要改变的。从最近的历史来看，社会规范的重塑可成为社会变革的强大动力。想想对待吸烟、醉酒驾驶或同性恋的态度。当规范发生变化时，社会对某些行为的接受程度便随之变化。社会规范往往比规则和法律更有力量。
影响我们生活的规范并不是我们自己无法影响的。我们可以改变游戏规则，可以成为规范的创立者或影响者。这就是“结束传承优待”活动的目标。该活动要求大学生和校友承诺不向母校提供任何捐款，直到学校废除传承优待政策。在政策改变之前，需要有一个文化转变做铺垫。如果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裙带风盛行的社会，就必须停止相关行为。我说的“我们”是指你、我、大家。平衡可以变化，但不会自行改变。如果你认为游戏被操纵了，特别是如果你因此获利，那么正确的做法是拒绝参与游戏。（作者理查德·里夫斯，陈俊安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