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规范发展平台经济

来源:经济日报

平台经济是我国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链接国家经济循环各环节、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驱动力。2022年，国家发改委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坚持发展与规范并重。本期邀请相关专家共同探讨平台经济的发展。

圣体

许日报社经济理论部主任、研究员

在平台经济中奔跑发展各种赛道。

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法规研究部主任):平台经济是以互联网平台为主要载体，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网络信息基础设施为重要支撑的新经济形态。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发展迅速，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总体来看，我国在主要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全球影响力和市场影响力的平台企业，是主要经济体中为数不多的在平台经济各个轨道上全面发展的国家。据中国信通院监测统计，截至2021年底，全球市值或估值超百亿美元的平台企业共有85家，其中中国和美国数量最多，为31家，成为全球平台经济最活跃的两大经济体。从领域分布来看，中国的平台经济在电子商务、数字媒体、智慧物流、本地生活、金融科技、社交网络、医疗健康、搜索引擎、交通运输、在线招聘、在线旅游、企业服务等领域成长起来了众多大型平台企业。，接近美国的发展。

在很多领域，比如电子商务、本地生活、移动支付、数字娱乐等。，中国的平台经济甚至超过美国。比如中国的电商渗透率一直高于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商经济体。新型电商平台众多，在社交电商、直播电商、农村电商、C2M(直接用户制造)定制、社区电商等领域创造了许多新模式，成为全球商业创新学习和借鉴的对象。

中国一直是全球平台经济创新发展最活跃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0年，中国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平台企业数量平均每年增加26家，总市值年复合增长率超过35%。这期间，很多平台企业都实现了快速增长。每年都有5家左右的企业跨过百亿美元大关，成为在各个细分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平台企业。其中，电子商务、金融科技、数字娱乐和本地生活是最活跃的领域。这些平台企业成为推动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畅通线上线下联系、带动消费和就业增长的重要力量。

中国之所以成为全球平台经济最活跃的经济体之一，与几个因素密切相关。一是宽带网络设施的超前布局。在“宽带中国”、提速降费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支持下，我国实现了城区和99%以上行政村光纤宽带和4G信号双覆盖，为平台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网络基础。二是人口红利。网络效应是平台经济的重要特征，其发挥与用户规模密切相关。凭借国内庞大的网民规模，很多应用可以快速获取数千万甚至上亿的活跃用户。三是我国部分传统领域市场组织效率不高，存在部分信息不对称或交易成本较高的领域，为新平台经济模式和新业态的快速崛起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机会。

这些因素不仅成为推动平台经济快速崛起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也塑造了中国平台经济以模式创新为核心的成长逻辑。这使得中国平台企业在RD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方面与世界领先平台企业存在诸多差距。近年来，我国平台企业的RD投入增长迅速，但总体上低于营销费用。美国各大平台公司40%以上的收入一般来自海外市场，而中国大部分平台公司的全球收入不超过10%。

目前，数字平台已经成为经济社会运行和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平台经济的意义已经超越行业本身，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增强国际治理话语权的战略力量。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平台经济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新技术的突破和商业形态的改变，加速了消费者、企业、政府等主体数字化运营习惯的形成，也为平台经济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市场空。在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指导下，平台经济有望加快发展逻辑的根本转变，充分发挥其创造性、灵活性和韧性，创造新的增长动力。

创新处于关键时期。

熊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员):数字经济时代，全球技术进步和产业变革加速向平台化、生态化特征发展。数字平台是数字经济产业体系的核心枢纽，也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研究认为，全球数字经济不存在传统领域的“南北分野”，而是由中国和美国主导。其中，数字平台企业的创新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过去十年，中国大量平台企业从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快速的产业迭代中脱颖而出，蓬勃发展，带动平台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动能。

当前，我国平台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平台企业创新活力与日俱增。一是RD投资和平台企业创新快速增长。工信部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1年，全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RD投资从317亿元增长到754.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近20%。2020年和2021年RD投资强度分别达到6.1%和4.9%，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部分大型平台企业年RD费用超过100亿元，全国互联网百强企业RD强度接近10%。二是平台企业在一些关键领域探索和开发新技术更加积极，在关键技术攻关和前沿领域布局上有所建树。5G、大数据、云操作系统、分布式数据库、区块链、智能算法、金融科技等领域实现了部分国内替代，技术性能和标准制定也在加速。一些龙头企业发挥“头雁效应”，参与计算能力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自主技术大规模应用。第三，平台企业模式创新能力持续活跃，新冠肺炎疫情倒逼平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不断生成。截至2020年底，国内网信领域独角兽企业207家，较2018年底增加94家，增幅83.2%。其中一半以上分布在电子商务、企业服务、智能交通、金融科技、医疗健康等平台企业活跃领域。第四，一些头部平台企业开始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具有独特优势。与早期成熟的模式主要移植海外不同，近年来，国内数字产业探索出许多新的模式和平台，移动支付、数字内容、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一些重要创新甚至反向输出到美欧等发达国家。

但要警惕的是，我国平台企业的竞争力正面临与国际领先水平差距逐渐拉大的风险。首先，RD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有待提高。从RD投资来看，2021年中国前15大平台企业的RD规模与美国前15大平台企业的规模仍有差距。从高价值专利来看，无论是拥有量还是被引率，国内平台企业的表现都有待加强。二是发展动力比较单一，中长期创新潜力有限。大部分地方平台过于依赖消费互联网领域，工业互联网尤其是制造业的创新业务增长滞后。三是国际化水平不高，创新生态拓展困难，国内平台企业国际业务拓展相对缓慢。四是对全球高素质创新人才吸引力不够。国内平台企业外籍员工较少，海外科学家比例更低。

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下，增强平台企业的内生创新动力和能力，坚定其长期稳定发展的信心尤为重要。

一是多措并举支持平台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加强基础研发，特别是在有望形成不对称优势的“杀手级”技术领域。我们应该实施更具包容性的政策，如RD费用扣除和对高科技企业的税收优惠。鼓励有条件的平台企业在非共识、颠覆性技术领域加大基础RD投入，参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充分发挥平台企业在关键技术研究中作为提问者和回答者的作用。在基础软硬件、核心零部件、关键材料、生产装备等领域，优化国家科技计划和重大项目组织模式，更大比例吸收平台企业及其产业科学家、企业家深度参与。

第三，支持构建更加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引导平台企业加大资源共享和数据开放力度，加快重点行业和区域数据赋能全产业链变革，不断释放新消费、新业态的创造力。支持数字技术开源社区等新型创新联盟的发展。引导平台企业在人才队伍、RD和标准体系、创新业务等方面加大国际化布局。

第四，创建有利于创新的平台经济治理体系，完善规范、公平、可预期的政策环境。为适应平台经济发展和数字创新规律，应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场化、跨境流动、竞争执法、安全治理等实施规则，化解平台企业国际融资困境，加快与国际规则接轨。

兴利除弊引导平台经济健康成长

齐玉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我国非常重视平台经济的发展，从国家战略上做了系统的规划和超前的布局。当前，平台经济正在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在稳增长、保就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平台经济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微观层面看，一是平台企业的垄断行为普遍存在，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二选一”、数据屏蔽、“杀熟”、算法合谋等。二是平台企业存在利用“网络名人效应”虚构评价、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三是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如搜索引擎误导竞价排名、小贷平台高息、庞氏骗局等。第四，违反公共秩序的现象屡禁不止，如自行车共享中的停车，买卖用户数据，不良网站等。

从宏观层面来看，平台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比较突出。第一，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多于技术创新。中国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底层数字技术发展上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芯片、操作系统、光刻机等关键核心技术仍有待突破。二是平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低。中国平台经济总量与美国的差距大于两国GDP差距，平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落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三是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低。平台企业纷纷持有金融牌照，金融资产占比相对较高，但流入实体经济的资本较少。在工业数字化尤其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平台企业的渗透率和赋能度并不高。第四，平台经济领域的社会问题日益显现，如机器换人、数字鸿沟等。

无论是平台企业的野蛮生长，还是平台资本的无序扩张，都是成长的烦恼，也是各国平台经济发展的痛点。在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同时，妥善处理发展、规范、安全的关系，兴利除弊，引导平台经济茁壮成长。

一是打造有利于平台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监管体系。要积极探索监管制度创新，开发综合数字化监管平台，按照“简政放权、加强监管、改善服务”改革和“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的要求，实施简易监管、普惠监管、审慎监管、智能监管，为平台企业构建更可预期、更稳定的制度体系。

二是充分发挥企业在科技攻关中的主体作用。长期以来，平台企业的创新重心一度偏向商业模式创新，平台行业的利润主要来自规模扩张而非创新增值。依靠商业模式创新带来的超额利润无可厚非，但面对“星辰大海”的前沿科技创新更令人振奋。我国平台企业应利用丰富的应用场景，主动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攻关，充分发挥企业在数字科技前沿和基础科学领域研发中的主体作用。

第三，产业需要从消费端转移到供给端。随着数字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数字技术将渗透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移动互联网下半场，产业互联网将成为数字技术应用的主战场，平台企业应凭借数字技术优势，积极帮助制造业转型升级。

四是引导财政投资坚持长期。纵观历史，在历次科技和工业革命中，金融资本都扮演了“助推器”和“润滑剂”的角色。美国硅谷的崛起，平台企业的称霸，离不开金融资本尤其是风险投资的特殊作用。未来，金融资本应积极顺应数字技术发展趋势，将资金投向个性化、高附加值的技术创新领域，逐步转向依托基础技术和实体经济实现长期增值。

第五，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标准并重。创新驱动发展，既需要技术创新，也需要技术扩散。技术创新需要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扩散需要技术标准化。随着平台经济专利越来越多，企业知识产权滥用现象更加严重。基本专利的“公平、合理和非歧视”原则有助于技术创新和社会技术进步的传播。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不断提高，但技术标准化相对薄弱，迫切需要优化制度安排，为国际数字规则制定和完善的“中国计划”做出持续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