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亚要求脸书新闻内容付费后，脸书于当地时间2月18日对澳大利亚“重拳出击”，阻止该国新闻媒体在本平台发帖，并屏蔽所有发出内容，同时限制澳网民在脸书分享和获取新闻。虽然脸书声称这一举措只针对澳大利亚新闻媒体，但是当天包括澳大利亚卫生和气象部门在内的数十个组织团体以及政界人士的脸书账号也遭遇到了限制措施，甚至还影响到澳民众在疫情期间获取气象、消防急救、疫苗接种等重要信息。
2月23日，澳政府与脸书达成妥协。澳政府将对新的法案《新闻媒体协议规范》增加4项修正案，其中一项可能使脸书免受新法案的约束，只要后者能证明其对本地新闻业有“显著贡献”。脸书方面则于当日解封了被屏蔽的澳大利亚账号。这一事件让世人清晰地看到，脸书早已不是一家单纯的商业企业。借助对信息基础设施的控制，脸书已经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实体，能对主权国家的内部政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干涉政治的脸书
通过行为分析和定向投放技术操纵民意、影响选民的投票，从而操纵选举、影响政治走向，在脸书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最近的例子是美国前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他尚未卸任之前，就已经被脸书和Instagram强行封杀了账号，尽管4年前脸书曾经帮助他成功击败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2016年，在支持特朗普竞选的“阿拉莫项目”中，来自脸书、谷歌、推特等几个主要社交网络平台的顾问在圣安东尼奥的同一间办公室并肩工作，其中脸书是最主要的数据来源和投放渠道。阿拉莫项目在数字广告上投放了大约9千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投向了脸书。
唐纳德·特朗普的长子小唐纳德与阿拉莫项目的数字团队合影
就在美国大选前几个月，英国的剑桥分析公司使用来自脸书的用户数据操纵了英国脱欧公投，令脱欧派意外获胜——与特朗普意外当选如出一辙。实际上，在正式用于影响英美政局之前，类似的手段已经在多个发展中国家做过实验。2010年，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一场起源于脸书的“Do So”运动让大批非洲裔选民拒绝投票，从而使印度裔主导的联合民族大会在大选中受益。2015年，部分尼日利亚用户在脸书上看到暴力血腥、仇视穆斯林的视频短片，其目的是恐吓选民、操纵选举。从事这些操纵运作的剑桥分析公司从脸书非法获得了8700万用户的数据，而脸书对此一直知情。
尼日利亚大选期间，部分选民被定向投放的视频片段
放大一些政治群体的声音同时，脸书也会压制一些政治群体的声音。2019年，脸书强行封杀了350个来自沙特阿拉伯的账号，这些账号拥有大约140万粉丝。脸书给出的理由是这些账号受沙特政府操纵，进行了“有组织的误导”。沙特政府则表示对这些账号一无所知。在美国，脸书通过算法设计，有意地减少左翼媒体的流量曝光。另外，一位不具名的美国进步运动人士声称，她通过脸书发布的动态经常不会出现在关注者的时间线上，而脸书对此从未做出解释。
脸书参与政治的野心已经不止于控制言论、影响民意。2019年，脸书开始筹划发行基于区块链的加密货币Libra，旋即被美国国会叫停。美国财政部长斯蒂芬·姆努钦认为，这种绑定一篮子资产的数字货币会被用于“为邪恶行为提供资金”，并称其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实际上，真正令美国政府担忧的不是洗钱，而是一种绑定实际资产、在全球被广泛接纳的稳定数字货币会削弱美国的印钞权。目前，脸书已同意将其数字货币与美元绑定。这一轮与美国政府就发钞权的争斗中，脸书没有占到上风。
脸书董事长马克·扎克伯格就发行加密货币接受美国国会质询
脸书政治力量的来源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哲学思想、文艺思想等意识形态诸种形式构成了思想上层建筑，它们与政治上层建筑共同组成了社会的上层建筑，国家政权则是上层建筑的核心。过去，意识形态的塑造主要依赖于报刊、广播、电视、出版等传媒机构。而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发展，脸书、谷歌、推特之类的平台已经垄断了大量人群的注意力，能够轻易地决定人们看见什么、不看见什么。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了意识形态塑造的主要力量。
在互联网和全媒体传播语境下，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与离散性特征，使得多元价值信息、各种社会思潮涌现碰撞，人们思想活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日趋增强。一些西方学者据此认为，互联网已经摆脱了产生、服务于冷战的“意识形态”胎记，网络上的意识形态已经终结。这种观点只看到了传统媒体在互联网时代的式微，却忽视了互联网平台对意识形态的塑造作用。美国军事情报机构借助推特煽动“阿拉伯之春”系列反政府运动、英国右翼政客借助脸书操纵脱欧公投，都是互联网平台塑造意识形态的典型例证。
以脸书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获得日益强大的政治影响，不仅因为其对上层建筑的塑造，还因为其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社会的经济基础。正如厦门大学赵燕菁教授指出的，数据是现代经济活动创造的一种全新的资源、一种基础的生产要素，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具有同等地位。互联网平台公司能有如此高的估值，乃是因为市场将庞大的用户群体所创造的海量数据价值一并计算在了这些公司的资产之中。脸书等互联网平台所垄断的，不仅是数十亿用户的注意力，更是这些用户的数字化经济活动。
然而各国政府普遍还没有对数据的资产化、要素化做好思想准备，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影响社会经济基础的深度和广度缺乏清晰的认知。脸书2020年营收约860亿美元，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的话它的“GDP”能排在全球60多位。脸书给300万家广告主提供经营平台，创造数千万个就业机会，影响数千亿美元数字经济。这个规模的实体对于法律、货币、选举、军事、乃至政治体制等议题有诉求、有影响，是自然而然的事。
脸书2020年收入近860亿美元，与厄瓜多尔、斯里兰卡的GDP相当
中世纪商会的复兴
中世纪的欧洲领主们关注的重心是土地和农业，对跨地域的商贸既缺乏兴趣、也缺乏能力去管理，因此各地的商人自发地结成商会，一边合力保障贸易路线安全畅通，一边垄断市场。13世纪的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有一群商人首先垄断了咸鱼贸易，随后又将触角延伸到木材、皮毛、小麦、纺织品等其他货物的贸易，最终成为垄断北部欧洲沿海贸易、拥有160多个加盟城市的庞大商会组织——汉萨同盟。
随着北方来自丹麦和南方来自勃兰登堡的军事威胁的扩大，汉萨同盟开始建造海军，并由单纯的经济同盟演化成经济-政治-军事同盟。加入汉萨同盟的商人在面临商业诉讼时，可以在汉萨城市受到“公正审判”，而不受封建法庭的管辖。1367年，汉萨同盟以“干扰贸易”为名向丹麦宣战，击败了丹麦海军，占领了哥本哈根。丹麦王国被迫与汉萨同盟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连王位继承人都得通过汉萨同盟批准。
汉萨同盟是国家级的经济-政治-军事实体
对比汉萨同盟这样的中世纪商会和脸书这样的互联网垄断平台，我们会看到很多相似之处：
从起源来看，中世纪的领主对商贸缺乏兴趣，也没有能力管理贸易路线，从而给商会留出了跨地域联合、垄断市场的空间；与此相似，现代主权国家对数字经济和数据的价值缺乏理解，对跨国的虚拟空间数据流动缺乏管控手段，从而给互联网平台留出了跨国境采集数据、垄断数字经济市场的空间。
从发展来看，中世纪商会在垄断市场后就会谋求立法权和司法权，以自己认可的法律来裁判商业事务；现代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也在积极影响立法，尤其是针对反垄断立法展开大量游说，例如脸书2020年花费近2000万美元用于政治游说，居所有企业游说开销之首。
从终极形态来看，像汉萨同盟这样的顶级商会规模达到国家级水平后，为了保障自身利益，必定会与武装力量关联，必定会影响主权国家的政权更替，与丹麦的战争和不平等条约，象征了汉萨同盟势力的顶峰；现代的互联网平台的影响力达到堪比国家的水平后，同样会与军事机构关联，影响主权国家的政权更替，谷歌、推特、脸书与美国军事情报部门紧密合作，干预了多个国家的选举和公投，脸书以“全国封号”的方式逼迫澳大利亚签下城下之盟，也反映其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由这样的类比可以看到，今日的互联网垄断平台，早已不是单纯的商业企业，而是以经济为核心的政治实体。和历史上的汉萨同盟一样，脸书等互联网垄断平台偏好小政府、弱管制、低税收，鼓吹无限制的商业自由，他们也极力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各国政治朝此方向演进。独立自主、积极作为的强势政府则是他们的天敌。近年来世界各国开始意识到数字经济和数据主权的重要性，主权国家政府与跨国互联网垄断平台之间的冲突在未来一段时间注定会愈发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