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
现代科技伦理学、生物多样性保护、后疫情时代、党的执政本领、稳外贸工作
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万俊人：现代科技伦理学须能对前沿领域“风险”作出预判】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万俊人表示，由于现代科技的崛起与日益强大的功能展示，使得科技伦理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迅速崛起，并在几乎所有方面或层面，影响甚至决定着现代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具体开展。当前，一些现代科技的快速应用与扩展形成了许多不可预期的风险或不确定性，比如“基因编辑”和“克隆技术”形成非自然的“人工人”带给人类自身道德、法律、伦理甚或生命身份的挑战，再如大数据和网络信息化技术的运用如何有效解决诸如“私人信息泄露”或“个人隐私权”“数据集权控制”等疑难问题。其间我们必须牢记两点：一是正是现代人类谋求发展的过程中造成了这些空前的道德伦理新问题；二是任何科技实践都应有益于人类自身及其社会文明的改进和改善，这是科技伦理的“普遍要求”。面对这些新问题和疑难，我们在思考科技伦理问题时必须充分注意：现代科技伦理学必须能够始终切入当代诸科学技术的前沿发展领域，对其可能的或潜在的道德伦理问题积极作出预判，形成多科对话、众技竞秀的“公共理性论坛”，从而不仅丰富自身的理论资源和技术条件，而且激发和促进现代应用伦理学乃至整个伦理学的理论更新改进。也即要形成一种开放合作、互联互动、取长补短的现代新型科技伦理学论理方式，从而使一种既具备较高理论理性又具有较为充分的实践解释力和规范约束力的科技伦理学成为可能。更为重要的是，科技伦理学研究不单要科学地了解现代科技及其成果本身的科学意义或知识价值，还要深刻了解并把握其市场实用价值和社会效应或意义。这是由科技伦理学的内在价值目的所决定的，也是科技伦理学研究者应当自觉理解并坚持的理论立场。
摘编自《光明日报》
【潘家华、陈梦玫：生物多样性保护需实现全体“成员”共存、共荣、共享】
北京工业大学潘家华、陈梦玫认为，尽管1992年100多个国家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上签字，并于2010年通过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2020年目标（简称“爱知目标”。然而，直至2020年20个“爱知目标”中没有一个完全实现，仅有6个部分实现。不够，为了能够让政治共识能够转化为经济行动，联合国以及西方其他国家也曾试图推出过一些评估报告，但其学理基础大都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强调追求个体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从这一假设出发，其所开具的处方无外乎通过征税的方式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外部成本内部化，通过自然资源的产权交易避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地悲剧”，通过“影子价格”核算生物多样性的资本价值等。这些方式存在放大当期经济利益、缩减市场交易价值低但未来收益持久而巨大的生物多样性收益等问题，导致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仍然远低于预期。中国实施“爱知目标”的总体情况好于全球平均水平，正是表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创新发展生物多样性经济学，构建新的理论范式，应当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础，秉持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实现生命共同体成员的共存、共荣、共享，而不是“理性经济人”的自我和当下利益最大化。要深刻认识到生物多样性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不仅关乎当代人和一时一地的发展，而且关乎人类的永续发展。在计算经济发展的收益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收益时，需要区分物质资产和生物多样性资产，既保障经济活力，又保障自然永续发展。在方法论上，强调系统性和关联性，不宜简单进行单一因子边际收益或成本效率分析。
摘编自《人民日报》
【李庆四：“自己生病自己吃药”才能推动后疫情时代的早日到来】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庆四指出，“后疫情时代”是以疫情被基本控制为节点，经历疫情后人类已具备应对病毒变异的相应医疗救治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生产生活状态的时代，全球经贸往来得以恢复正常。然而两年来，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不仅毫无合作抗疫的诚意和行动，而且借疫情对中国进行攻击，从落井下石到甩锅抹黑再到病毒溯源贼喊捉贼，妄图将病毒反复清零的中国拉下水。此外，美国还趁疫情超量印钞，企图金融洗劫世界，但社会贫富差异进一步扩大，社会和政权稳定也受到极大威胁。换言之，只要“美国有病让世界吃药”的老毛病不改，后疫情时代就很难到来。这就要求全球必须正视的一个情况：疫情的持续只能加重经济困难，而企图在疫情中浑水摸鱼，蒙混过关必将害人害己，更不可能实现什么臆想的“大重置”。在此情况下，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更应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携手共建，尽力恢复疫情创伤，才有可能摆脱疫情枷锁，开启充满希望的后疫情时代。中国就始终坚持在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慷慨输出各国急需的抗疫物资，大大缓解了世界抗疫压力，同时还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气候变化和地区护航上贡献中国智慧，提供公共产品，上下齐心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然而即使像中国这样的抗疫“优等生”，也频遭偶发性疫情困扰，无法全面放开旅行，尽情享受生活，更不敢大开国门。这也再一次证明，在这个相互依赖的“地球村”时代，疫情面前无人能独善其身。为了尽快进入后疫情时代，各国尤其个别西方大国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联手抗疫。
摘编自光明网
【徐行：提高党的执政本领，“环环相扣”抵御风险挑战】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行表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外部风险就会越多。在我们面临着的种种风险和挑战中，首先要重视和抵御的是政治方面的风险，这是一个党、一个国家能够长治久安的最根本保障。我们要将党和国家的政治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发展方向行稳致远。这其中，提高党的执政本领是关键。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重大风险的预警机制和防控机制，牢牢把住三个关键点：一是充分利用高度发达的现代信息技术，不断提升对重大风险信息的收集、掌握、分析、研判的能力，对各种可能存在的隐患要具备一定的预判能力；二是健全和落实各级领导干部的风险防控责任机制，以确保层层落实、职责同构、责任到人；三是要通过进一步沟通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渠道来提升党和国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意识形态领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它关乎对党的思想理论、政策方针的宣传和理解、对国家、社会和民众政治形象、政治意识、政治倾向、政治心理的灌输和培育，直接影响到党和国家的政治安全。既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导舆论、凝聚人心、团结民众；也要善于利用新媒体，善于运用网络传播正能量，净化网络空间。可以预见，在今后的前进道路上，来自各方面的困难、风险、挑战肯定还会不断出现，新的风险挑战也会越来越复杂、艰巨、多变。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不断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努力提高执政本领，勇于且善于抵御和战胜各种重大风险挑战，坚决捍卫国家的长治久安。
摘编自《天津日报》
【蓝庆新：多措并举让2022对外贸易再创新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蓝庆新表示，2021年，我国货物贸易规模达39.1万亿元，年度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6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一，这一“成绩单”主要得益于外贸政策促使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程度不断提升、区域合作的积极发展推动了贸易的多元化、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释放了外贸创新发展活力。但因全球疫情变化存在不确定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复苏和市场回暖不稳定，原材料、大宗商品和运输费用高位运行，外贸企业成本上升，各国逐渐复工复产将降低对我国商品与服务的需求。因此，在外贸创新高的基础上，2022年要进一步推动东中西部合作共建国家级加工贸易产业园，创新区域合作机制和产业对接机制，将东部效率和开放优势与中西部成本优势相结合，稳定国际供应链，巩固传统市场。还要注重推动贸易的转型升级，在培育技术、品牌、质量、服务等外贸竞争新优势的同时，促进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完善跨境电商支持政策，构建跨境电商信用评价体系和集中统一采购平台拓展海外销售。更为必要的是要加大对外贸企业的财政金融扶持，为国际供应链变化、成本大幅上涨、汇率剧烈波动风险提供援助。
摘编自《经济日报》
（光明网记者 郑芳芳整理）
来源： 光明网-理论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