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后记者
记者生涯四十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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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欢度完新中国70华诞，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记者节，好像怀里揣了一个蜜糖罐儿，喜上加甜。我是1938年生人，1960年参加工作就当记者。改革开放评定职称，我相继晋升了主任记者和高级记者。到1999年退休，在新闻战线奔波了四十春。 如愿以偿，高高兴兴当记者当记者，是我的追求和向往。早年我曾两次见过记者，每次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第一次是抗美援朝期间，一所朝鲜小学的学生被疏散到我的家乡——辉南县样子哨镇。一次，朱老总的夫人康克清率团前来慰问，中朝三所学校在一起联欢。我作为中方学生代表在联欢会上讲话，随团记者不但给我照相，还单独采访。分手时，记者问我：“你长大了想不想当记者？”我回答：“想！”记者梦，便从此开始。 第二次是上初中不久，《中国青年报》记者到我们学校采访，在板报员座谈会上，我抢先发言还交了一篇稿。座谈会一结束，我猛然道：“我当记者行不行？”记者笑了，一字一板地说：“你现在只能当通讯员，等上完大学，具备了条件，才可能当记者。”那时，因为记者会照相、能写稿，所以对我的吸引力特别大。 初中毕业，我被保送到通化师范学校。赶上教育改革，我学中文，看书、写作成了我最大的爱好。学校发现了我的特长，让我领头办校刊。最后一个学期，我主持选编了中文系的《诗歌集》《散文集》《小说集》和《论文集》，向母校献礼，受到地委、专署主管领导和有关部门的称赞。 毕业前夕，通化市报社派人到师范学校选记者，我被首选，轰动了全校。不上大学当记者也算走了一个捷径，我喜笑颜开地走上了记者工作岗位。 发奋图强，争当多面手记者我在通化市报社干了半年多，因为工作需要，被调到通化地委机关报长白山报社，任农村组记者。那年我23岁，全报社年龄最小，多少双眼睛盯着我，压力大，很苦恼。有位老同志讲了一个小徒弟当老板的故事，使我茅塞顿开。我制定了自强自立的三年计划：头一年攻消息，第二年攻通讯，第三年攻言论。三年后不但要当成手，而且要做全面手，力争赶上或超过组内、社内单项业务最好的同志。 千里征途，始于足下。首先，学字当头。其次，反复实践。一年后，写消息成为组内骨干；两年后，写通讯成为组内强手；三年后，除社论外，各种言论都能写、都能配。为了弥补写社论这个缺项，我大胆建议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成为长白山报社编辑、记者堆里最先写社论的人。 经常下乡采访，接触了不少省级和国家级新闻单位的记者，向他们学习，跟他们交朋友，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有了新的提高。我先后在省报、省电台及国家级媒体发稿128篇，成为长白山报社对外发稿最多的记者。 努力攀登，当好驻外记者1973年初，我被调入吉林日报社，出任驻通化记者站记者。 我们站一共三个人，两位老同志，一个德高望重，一个德才兼备，就我是个相形见绌的小伙计。通过两位良师益友的言传身带，经过两年时间的自我调整，我从不适应逐渐走向适应。1975年春天，我在《吉林日报》一版发表了《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带头人》长篇通讯，被报社一把手称为“‘文革’以来少有的好通讯”。同年，被编入省编教材初中第三册语文课本。1976年，两位老同志陆续回到地方，我先任副站长，后任站长。我以老站长为榜样，既要带好头，又要带好队。站长带头争光，站员就能一马当先，使“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优良站风不断发扬光大。在拨乱反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共产党建党60周年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等重大活动中，通化站一直走在前面。站里多人多次当过“报社先进”或“省先进”，为报社内外培养并输送了四名高级专业人才。 这些年，我跑遍了通化大地，共在各级报刊发稿4100多篇，其中获奖作品58篇。有吉林新闻奖，有东北党报新闻奖，还有全国新闻奖。有些作品被编入省及省以上出版单位出版的书籍。 退休后，我发挥“富记者”的特长，先后在省级出版社出版了记者选集《默默耕耘》、散文集《铢积寸累》和《燕飞朝阳》，并荣获了全国记协颁发的从事新闻工作30年证书和纪念章。 回望我的一生，我认为新闻工作是美丽的，因为记者的职责是不辱使命、勇于担当，只要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坚持“三贴近”“五勤”，就能做一名优秀的记者。
王玉宝
40后·记者
难忘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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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1945年12月13日，1970年毕业于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通化县富江中学，任初中三年级语文教师。两年后调到通化市第十一中学，任高三语文教师。1991年经考试应聘到通化日报社。我是个半路出家的记者。 我热爱记者这一职业，因为记者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初到报社，一切都很陌生。听说报社来了个大学生，许多人都感到新奇。我坐在记者部的办公室里，时不时就有人进来看我几眼，也有人与我攀谈几句。头一个月就是熟悉环境，学习怎样当编辑、怎样做记者。记者部主任拿来一些稿子让我看，让我知道怎样写新闻稿件。经过一段培训后，我基本掌握了一些要领。 第一次接到采访任务，是让我到军分区采访1991年冬季征兵工作会议情况，我心里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我终于可以当一个名副其实的记者了；担心的是怕写不好稿子完不成任务。拿到材料后，我连夜写稿子，稿子的题目是《接受祖国挑选输送合格青年——今年征兵工作开始》，几经修改，终于写好，得到主任的好评。 在以后的采访中我的信心更足了。1995年7月，集安市决定搞产权制度改革，也就是将原来的企业改成股份制企业，报社派我前去采访。那些日子里，天天听到鞭炮声，一家又一家的企业在庆祝股份制企业的诞生。领我采访的同志和我一起东奔西跑，在这些天里，跑了几家较典型的企业。采访中要询问厂长对改革的想法，是否有信心搞好企业；还要询问工人对改革的意见，有哪些担心和想法。连续几日的奔波采访，回来后还要赶着写稿件，其实很累，但心里是高兴的，这种生活才有意义。就集安的产权制度改革一事，我连续写出了《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来临之际——集安市成立股份制企业部分干群心态录》等7篇报道，其中有一篇被《吉林日报》采用。 记者生活有时是很紧张的，有时也是可以放松一下的。有一次我和报社的几位同事同去梅河口采访，任务完成后，我们相约去郊区一条大河中游泳。在河中，我们一会儿相互击水嬉戏，一会儿排成队横渡大河，然后躺在岸上晒太阳，好不惬意。 记者在采访时有时也会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学会冷静处理。1995年6月，我奉命陪同市领导视察浑江水情。天还在下雨，汽车在雨中疾行，沿着江坝，领导一个点一个点地下车视察。不知什么时候，我将笔弄丢了，心里甚为着急恐慌，没有笔无法记录啊，又不能张嘴向领导借笔。过了一会儿，我镇定下来，我想只好用脑袋做记录了。回来后，我急忙写稿，生怕时间长了，忘了什么。我硬是凭记忆写出了稿件，圆满完成了采访任务。 记者还要留心身边发生的事情，因为有些事是有新闻价值的。1994年7月，我陪妻子在环卫处段的浑江边洗衣服，突然听到一个小女孩大声喊救命！原来是这名女孩的弟弟一不小心掉到深水处，正在拼命挣扎。当时在岸边的人很多，只见一名男青年顾不得脱衣服，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将小男孩救起，又快速游到岸边。由于抢救及时，8岁小男孩安然无恙。周围群众对这位见义勇为的青年无不投去赞佩的目光。我亲眼目睹了这一情况，急忙冲上去叫住了这位青年，做现场采访。后来写出了《史凯明勇救落水儿童》一文，发表在本报二版。报纸出版后，我将一张报纸送到史凯明的单位——市住宅设备站。如果不留心，认为这不过是一件平常的事而已，那么也就失去了一个记者的良心，也会失去当记者的资格。只要处处留心，就会不断发现新闻线索，不断写出新闻稿件。 记者是无冕之王，这是社会对记者的尊崇。其实记者的责任是无比巨大的，记者是时代的号角，是引领社会潮流的弄潮儿。每遇重大变革，记者都要站在最前沿，为党的事业鼓与呼；要不断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加强自身修养；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党的事业的历史记录者。
庞晓东
50后·记者
在《黑土地》周刊工作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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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后有20年的记者生涯，其中在通化日报社整整15年，副刊部、政教部、记者部都工作过。不能说长袖善舞吧，却也是左右逢源，编过、写过一些有影响的作品，也曾留下过许多美好的记忆。但洗去铅华过后，总有那么一段记忆不时地萦绕于心间……
那是1999年的夏秋之交，报社提出要创办一份面向农业、农村、农民的专刊。这一动议，得到了班子成员的支持，并且确定了“党报性质、晚报风格、大众口味、突出特色”的16字办报方针。
要办这样的专刊，社领导大概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我几乎是伴着共和国的脚步一路走来的人，在刚刚迈进青春门槛的岁月就中断了学业，成为浩浩荡荡知青大军中的一员。因为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一天，领导把我找到办公室，拿出几个与“三农”相关的备选刊名征求意见，经过反复斟酌，我说还是《黑土地》好。于是，又从各部门调兵遣将，除主任陈忠仁外，调来了樊勇、张国威、梁景华，组成了《黑土地》编辑部，还派我到《京郊日报》考察取经。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开设了“致富广角”“实用技术”“市场预测”“田间管理”“农事新论”“政策法规”以及“社会写真”“百姓故事”等亲农、亲民专栏。1999年9月1日，《黑土地》周刊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通化人面前。刚一面世，向来以语言犀利、文笔老辣著称的樊勇就以《这村官是咋当的？》为题，曝光了某村村官一年花掉集体收入260万元，仅招待费就10多万元，致使村里负债达480万元的事儿。在党报头版头条刊登这样的消息并不多见，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和社会的普遍关注。
在那段日子里，我和梁景华以编为主，忙得充实快乐。陈忠仁、樊勇、张国威风里雨里，足迹遍布各市县，奔波在乡镇山村，深入到田间地头，几百篇消息、通讯，几百幅新闻图片，真实、生动地宣传报道了我市的“三农”工作，起到了极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黑土地》的实用性、服务性、可读性得到了广大农村干部的好评，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认可。
在那四年多的时间里，我们5个平均年龄40岁的大伙伴，在“三农”这片广阔天地纵横驰骋、纵情放歌。我们付出的辛苦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我编辑的《依法罢免村主任》等三篇文稿分获第九、十、十一届吉林新闻奖编辑奖；《挖穷根，促村变》等两篇文稿获全国农民报好新闻作品奖；还有多个栏目、版面在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的评选中获奖；我采写的《新支书上任》获第十届吉林新闻奖二等奖。我的伙伴们更是收获满满。时任总编辑的张恩喜还荣获全国农民报“十佳新闻工作者”称号。
如今，我已退休多年，细细地想一想，我还是想当一名为“三农”发声的好记者，还是怀念在《黑土地》上播种希望、辛勤耕耘的那段日子。
鲁青
60后·记者
做一个有温度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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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记者，是世上千行百业中，职业体验最丰富、最深刻的行当之一。从事新闻采编工作近30年，不仅深切“懂了”这一职业的责任，更是深刻体验了“人性温度”对于新闻的重要。
面对面做专题性采访，常会从采访对象那真诚的表情、信任的眼神、恳切的言语里发现，记者这个职业所带给人的“深深期望”。而负重期望，则需要“人性温度”与之相和。所以，常想，什么是温情的媒体？怎样做有温度的记者？2016年初冬，我接受了一个采访“禁毒”话题的活儿。
那天，细雪蒙蒙，我坐在戒毒所所长姚建华的对面，边倾听边仔细打量着他那一身的朗朗之气。55岁，却电脑一般清晰地记录着他到任戒毒所四年扩建、自建以及发展的所有细节，甚至精确到每一个时间、每一个数字。由此，我已被他忘我的敬业精神所折服。
他说：“你知道，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强戒解除后三年内的复吸率是多少？百分之九十啊！这意味着什么？减少复吸率是世界难题！而我们的‘警医联合+社区康复就业’，完全可以大大减少复吸率！特别是就业，强戒后的就业，有了工作，他们才有起码的社会尊严，才能让他们真正回归正常的人……如果能给我一些‘政府采购’政策，有了固定销路，让戒毒所联办的社会企业得以生存发展，我敢说，复吸率会减少一半！”
采访，在姚建华那切中的话语中进行，整整3个小时，说是采访，现在想来，我只是扮演了一个倾听者，听他的全部艰辛、努力、成果、希望，以及他的渴求和无奈。就这样，“禁毒”这带刺儿的话题和他的激昂还有我的社会责任交织起来，我的血液温度在不断上升，直至与他一样沸腾。当然，这不是盲目的沸腾。
我深切地懂得他的心理，他多么需要社会和政府力量的助力，那样他可以更好地与社会企业联办公司，更长远地安排强戒人员就业。或者说，可以挽救更多的吸毒者，可以给更多家庭以“好好生活下去”的希望。
我知道，我们这个职业会给人以莫大期望，可我真的不知道我这篇稿件会有多大影响，会起到多大作用。很多时候，我们一方面坚信媒体的巨大威力，另一方面又感叹作为从业者的力不从心。但是，那一刻，我的“人性温度”告诉我，我必须竭尽全力写好它。
那天晚上我恶补了一下关于全国禁毒戒毒的大量相关知识和新闻，随着内心道义感的自然奔流，我把采访对象的期望转换成自己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随后，一篇名为《警医联合+社区康复就业——吸毒强戒后减少复吸率的重要途径》的新闻报道刊发出来。
那篇稿件，我没有按照通常的写法去写，而是以事实罗列着戒毒所取得的重要成绩和困难诉求，把它们穿起来，然后设置结构、推敲标题、选好切入点，目的是让新闻更抢眼。
稿件在本报刊发的同时，我也通过各种途径把稿件传到相关网站上，同时也积极推荐给杂志社。说实话，我为自己的稿件如此推介还是第一次，但我知道这是一次责无旁贷的需要！
后来知道，戒毒所“警医联合，把白大褂和警服挂在同一间办公室”这一全国首例的工作局面，以及戒毒所与社会企业联办康复中心的经验，得到吉林省司法厅肯定后，在全省进行重点推广。
而且，我所采写的这篇稿件当年也获得了第二十六届吉林新闻奖一等奖。得知获奖的时候，我对自己说，看来，更多有温度的人是“懂”了它的价值的！ 所以，做一个有温度的记者，情之所至，触到了你的灵魂，调动了你的使命，才能写出更好的东西。
梁景华
70后·记者
谢谢你，让我爱了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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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前，接到政教部的邀约，让我写点和记者节相关的东西。接到任务，第一个闪现在脑海中的词是“感谢”，第一句想说的话是：谢谢你，让我爱了25年！ 记者，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和憧憬的职业，幸运的是，我走出校门的第一份职业就是记者，如无意外，也将是我挚爱一生的职业。记得有人说“可以做喜欢的事，从事喜欢的职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我就是这个幸福的人。1994年，我踏入通化日报社，正式成为一名新闻记者。从“蹒跚学步”到“驾轻就熟”，走过25年，终于成长为一名可以在采编一线独当一面的成熟媒体人。25年，也是山城通化飞速发展的25年，“中国医药城”的建设与壮大、立体交通网络的形成、旅游产业一路高歌猛进、“最具幸福感城市”的获得、通化葡萄酒享誉国际……我有幸以“最近距离”见证了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隐于“变化”背后那不为人知的艰辛、感动、温暖、曲折，并借助报纸这个平台，记录下岁月光影中的故事，汇聚成通化人民共建美好家园奋斗历程的微档案，以飨历史。这种“走近”，是记者这一身份赋予我的“特殊待遇”——站在时代的前沿，看百舸争流，弘扬时代主旋律，传播社会正能量，反映百姓心声。用脚步记录春夏秋冬，做进步的歌者，我和我的伙伴们从未停歇…… 曾和同事探讨，做一名新闻媒体人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最终得出的答案是“力量”。有人说记者“无冕之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当面对困难和黑暗，我们依然是最有力的发声者和助力者。自2009年起，我所在的《山城周末》编辑部连续发起四届“爱心助圆大学梦”大型社会公益性活动，为众多山城贫困学子募集助学资金，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每年高考之后的录取季正值七月高温，我们的记者或顶着烈日酷暑，或淋着瓢泼大雨，奔波在城市偏僻的边郊，蹚着泥泞走进一个又一个县、乡、村、屯。那四年的每一个夏天，我们与受访的学生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憧憬一起努力，用手中的笔和职业的力量帮助287名贫困学子走出困境，助力他们“圆梦”未来。 其实严格意义上讲，我真正做记者的时间并不多，从业的大部分时间是做那个“幕后做嫁衣”的编辑。回望为数不多的采访经历，其间不乏感动和温暖。采写《人间自有真情在》，认识了杨丽萍，她用20多年时间倾情赡养与自己无任何血缘关系的孤寡老人，用高尚情操诠释人间大义；《山窝窝里的知识“摆渡人”》，56岁的乡村教师郭恩荣，用尽一生坚守在与世隔绝的小山村里，只为将更多的孩子送出大山，去看看山外边那个更远的世界；“通化好人”初建美，这个精致的女性采访对象让我第一次因为自己的“狭隘”而惭愧，“好人”并不一定都要粗衣素颜，她们也喜欢漂亮的连衣裙和鲜艳的口红，更愿意光鲜靓丽地去温暖别人；“通化好少年”冷淳，小小年纪就身陷家庭贫困的窘境，却依然心怀希望温暖向阳……感谢记者这个职业，让我有机会走近这些可爱的人，去聆听、去记录、去感受、去传播，将一种“温暖”延续。 如果说生命是场旅行，那么我有幸以一名新闻记者的身份观四季风景，看风云变幻，感受市井百态。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感谢记者这个职业，让我对每一个日出都充满期待，让我从未因为“重复”而对工作心生厌倦。 一朝定情，至今已相许25载，记忆良多，感慨良多，一万多个日夜，即便辛劳，也安然向往。未来，我心依旧，一切皆源于年少时的梦想。
闵楠
80后·记者
永远做一个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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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惭愧，虽然已经参加工作十几年，但真正做记者的时间不过两年多，此前我一直在一家军队杂志社从事编辑工作。从军队到地方，从编辑到记者，跨度不能算小，环境的变化带来的挑战是严峻的，不过我相信这样一句话：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想要突出重围，尽快适应地方党报记者的工作，需要有好的态度，能够虚心学习。
和大多数从事新闻工作的同行相比，我在学生时代曾系统学习过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有些做记者的理论储备，这算是一点优势。但正如伟人所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有限的理论知识要转化成实践的成果，必须努力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比如，想在“三农”领域做出点文章，首先就要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这一要求，学习一点农业常识，了解农村，了解农民。我是在农村长大的，然而并不真正了解今天的东北农村。如果抓住一切机会和农村干部、普通农民沟通，就能一点一点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只有了解到今天大豆亩产仍在200多斤到400多斤之间，我们才明白当年“大豆王”王玉贤创造的大面积亩产最高达419斤是一个怎样的概念。有这样的基础，农民才会和我们唠实在嗑儿。跑农业是如此，跑工业也是如此，道理是相通的。
通化老报人王玉宝、王治振曾经合写过一篇通讯《“能要”厂雪耻记》，说的是当年通化市农药厂扭亏为盈的故事。这个题目既形象又诙谐，还充满了东北地域特点。坦率地说，今天要我写类似的文章，怕是做不出这样的题目来，因为我们已经不熟悉，或者说不那么熟悉群众的语言了。在采访中，我还时常能听到一些人使用“四裂八瓣”或者“老鼻子了”这样的词汇，这让我经常感慨于自己语言的贫乏。是的，我们这些人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学功底，但不知不觉间就让自己脱离了群众。过去在部队工作的时候，环境相对封闭，语言讲究标准规范，更少有接触普通群众的机会。现在，就要虚心接受群众的再教育，向他们学习生动鲜活的语言。
我的大学老师高峰先生曾经讲过他的三条经验，就是跟住上头、盯住下头、抓住苗头。我想，抓住苗头也许一时半会儿还做不到，这有赖于工作经验的积累，但跟住上头、盯住下头总是可以做到的。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点与难点的重大题目，在《求是》和《人民日报》上都会体现出来，跟着主旋律走，工作就不至于不合拍、唱走调。当然，即便是写命题作文，也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学习还原生活，把大话化小，把虚话化实。至于盯住下头，就是要了解民生、民意、民心，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方面都会牵涉群众的利益，我们盯住群众的表情，了解他们的心情，这里面的文章就永远也做不完。当然，还要学会引导的艺术，不论正面的、负面的，都是如此。只有吃透上头精神、熟悉下头情况，才能知道什么选题读者更需要，才能用主流价值观来判断是非，才能触及生活的痛痒，从而为解决问题开出好药方。
在新闻战线上，特别是在记者岗位上，我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不能因为偶尔取得一点小小的进步就沾沾自喜、故步自封，否则早晚要栽跟头。要想不断进步，则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永远像一名小学生一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坚持学习政治理论，学习新闻业务，学习其它一切科学文化知识和生活常识，争取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做一个合格的党报记者。
宋晓林
90后·记者
心怀敬畏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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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对四年前的我来说还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而今，它却有了一个让我自豪和骄傲的意义——记者节。
其实，我并非“科班出身”，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毕业的我，也曾对就业有过迷茫，毕业前后尝试过一些工作，却也难得我心。于是现在我每每想起，仍对当初选择踏入新闻行业这一举动而暗自开心，正是因为当初的一次“试试看”，让我与记者这个未曾设想过的身份结下了不解之缘。
说短不短，说长不长，这一份缘分已有4年，而这4年的时间也切实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和土壤用来成长。还记得刚到通化日报社的第一年，由于从未接触过采访工作，只好时常翻看前辈们写的报道，希望能从中摸出一些“门道”。每晚回到家，也会把更多的注意力从电视剧和综艺节目转到新闻节目上。本以为多看多学多总结，所得的成果就不会太差，可第一次独立采访后却发现，想做一名记者，远非如此。
记得那是初来报社时在《山城周末》编辑部实习，部门策划了一期以“入冬第一场雪”为背景的版面，在明确采访内容后，我便带着任务和控制不住的紧张走上了街头，寻找采访目标。我的第一位采访对象是一位环卫工人，而这第一次采访，虽说是“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任务，却让我认识到了自己根本不会采访。渐渐地，每一次采访前，我都会总结之前的经验，可也总是能在新的采访中发现新问题。就这样，通过不断磨炼、不断总结，让我明白了一个受用无穷的道理——做任何事情决不能“纸上谈兵”。
其实我是一个不善言辞之人，不过我却喜欢听人讲故事。于是，随着采访的增多，所接触的人和事儿也慢慢多了起来，感觉自己的眼界也开阔了许多，也让我得到了很多新闻线索，积累了很多素材。
起初，我时常会走进社区，采写一些小活动。慢慢地，我也接触了很多优秀的志愿者和一线工作者，体会他们的辛勤工作。这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今年春节前夕，对二道江区市政工程管理所巡查检修全区亮化工作的采访。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晚上，我与市政工人们围着二道江区走了一大圈，这一路上我看到的不仅仅是全区17条明亮的街道，更是看到了不论大风大雪、低温严寒，依旧坚持在巡查维护这些路灯的市政工人们的辛苦付出。而这也更让我坚定，一定要通过我手中的笔，把这些朴素和鲜为人知的光点，投映成一道道斑斓耀眼的光。
四年里，采访次数早已模糊不清，无论是社区组织的小型居民联欢会，还是二道江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文艺汇演；不管是与志愿者清扫小区环境，还是随志愿服务团队下乡送温暖、送健康；我也曾走进我市“两会”会场，近距离感受我市的发展变迁；也曾深入基层，在三道沟村体验驻村工作队的一天；不论柳河、辉南、通化县，不管中秋节、清明节，还是国庆节，只要需要我，我一定在。
从初入行业时的懵懵懂懂，到现在持有记者证，一路走来，离不开亲朋好友，尤其是单位领导给予我的支持和帮助。但对于我自己而言，距离一名合格的记者，尤其是距离根植在我心底里的记者这个神圣身份，我还有很大差距，也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我需要做的，就是不忘初心、心怀敬畏，用实际行动和成熟的稿件，维护好我内心对于记者这个高尚职业的形象，更对得起“记者”这一神圣且伟大的称呼。
马清君
第二十个记者节
向每一位有理想、有担当的
新闻工作者
致敬！
来源：通化日报
编辑 | 周小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