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静之诗集《惠的风》与绩溪文人

核心提示方习文第1185期汪静之的《惠的风》诗集,收录了诗人1920年至1922年间诗作165首,由亚东出版社1922年8月出版。如果说郭沫若的《女神》是中国现代诗歌的奠基之作,《惠的风》则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爱情诗集。汪静之及其“湖畔诗社”代表的

方文茜

第1185号

王敬之的《惠风》诗集,收录了1920年至1922年诗人所写的165首诗,于1922年8月由亚东出版社出版。如果说郭沫若的《女神》是中国现代诗歌的奠基之作,那么《惠风》就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爱情诗集。王敬之湖滨诗社的代表人物,既不是早期白话诗的开创者,也不是“新”与“旧”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彷徨。相反,它标志着五四运动中新一代的崛起。

这本诗集影响很大,与一场争论有关。1922年10月24日,东南大学学生胡在时事报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读惠之风》。文章指责《惠风》中的一些情诗“堕落轻浮”,“有伤风化之嫌”。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场文学之争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在这场争论中,最著名的是鲁迅写的《含泪反对批判者》一文。本文针对胡的主要观点:看到“如意郎君”二字,马上想到《金瓶梅》;看到“和尚忏悔出家”,认为自己污蔑了天下所有的和尚,鉴于胡的“不可思议的眼泪”,恳求王静之不要再写这种“堕落轻浮”、“不道德”的作品了。他鄙视这个扼杀新文艺的虚伪的道德家,认为他的眼泪“在不恰当的地点,不恰当的时间流出来,是一大憾事”。

不够在意的鲁迅很快就写出了小说《无岛山》,其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女娲炼石补天,精疲力尽。就在这时,一个穿着古装的小丈夫出现在她的两腿之间,手里拿着一个用青竹做成的纪念碑,一会儿凝视着。这块竹简上刻着一段文言文:“裸体淫荡,不道德,无礼,残忍”。国有惩罚是定期的,但被禁止!大意是禁止创造人类的女娲裸体,根据礼教被斥为‘禽兽行为’,根据刑法被禁止。但女娲并不在乎。她拔了一棵烧树,烧了竹子,吓得‘古装小丈夫’抽泣起来。”鲁迅在《故事新编》的序言中坦率地承认,他所写的“穿衣服的小丈夫”实际上是暗指批判棍棒之风的胡。鲁迅站在反封建的立场上积极维护新文学运动,支持《新文学青年》,其辛辣犀利的言辞不仅给了胡一记重击,也给了文化保守主义者有力的反击。

但如果深入历史深处,回到当时的真实情况,就会发现围绕“惠风”的争议背后,有宣城绩溪一批作家的故事。

首先,在这场论争中,率先向胡挑战的不是鲁迅,而是。

张平是谁?如早慧,又名洪曦,1900年出生于鸡西北村。小时候,1916年考入安徽省第二师范。他因为思想活跃被学校开除了。1917年,他去了南京,在一所学校做文员,开始了他早期的写作,后移居上海,投奔亚东图书馆的主人王孟邹。王蒙邹是因为对同乡的感情才被介绍给胡适的。191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当过胡适的助手,帮忙抄稿,待遇优厚。不仅在生活上受到了照顾,还更容易接触到著名的教授,收获了很多知识。这使得张毅平后来经常冒充“我的朋友胡适之”。

1922年,在胡文章发表一周后,在《民国日报》副刊上发表《会风与道德问题》,批评对文学问题进行“道德评判”的倾向及其落后保守的文化思想。在文章中,张西认为诗歌只有好坏,没有道德或不道德。一切文艺都不能用普通人的道德来批判。针对胡在《徽风》中的诗“摧毁人性的纯真”,张宏喜问:“什么是人性的纯真?”道德是否与人性的纯真相违背?他进一步认为,“肉欲”和“动物冲动”不是坏事,但阻止它或它的畸形发展就是坏事。恋爱和暗恋是道德的,但是捧演员,围着茶打架,娶小妾是不道德的。年轻人一步步看我心上人是必然的,应该是很道德的事情。

然而,心怀不满的胡也于11月3日在《意识》杂志上发表了文章,署名“一个悲伤的青年——答张宏喜君”。在文章中,胡不仅听起来像一个长者,而且还说,“我的眼睛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悲伤青年的眼泪”。年轻人之间的争论立刻引起了周兄弟的注意。11月5日,周作人发表《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他尖锐地问,“我不明白为什么性这么丑。至于不说,会增罪?”11月中旬,鲁迅发表了《反对流泪的批评家》,这些都是支持而批评胡的。胡虽然在《读书灯》上连续发表辩护文章,但他明显感到孤独和气短。一些年轻人跟进反驳,让近一个月的争论逐渐平息。

鲁迅此时并不十分了解张毅平,但这件事拉近了双方的距离。通过孙伏园的牵线搭桥,张毅平与鲁迅迅速结为盟友,鲁迅创办《语丝》月刊,是其重要的功臣。在《语丝》第一至156期中,写了28篇文章,在周兄弟中排在后排第五位。在参加芒园筹备活动后,我们开始了长达七年的亲密接触。在鲁迅的杂文中,涉及张毅平的地方多达150处,仅《日记》就有140处之多。

张平和吴书田

支持王静之的鸡西文艺青年张平,很快就发表了他的惊世之作《一捆情书》。它与当时出版界炒作的《张竞生的性史》和胡仲持翻译的《塞得尔夫人的婚姻爱情》联系在一起,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一堆情书中的一句“懒春,我懒得去摸女人的屁股”,张毅平一度成为“摸屁股的诗人”,备受争议,甚至延续了很久。但它和《惠风》一样,以自身的经历和经历为原型和素材,以对爱情的大胆追求而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以真挚的情感和活泼的风格深受读者喜爱。张毅平不仅在年轻人中很有名,而且《一堆情书》也很受欢迎,很受欢迎。

曹聚仁在《我与文坛》中写道:五四时期胡适出山后,文坛上涌现出张毅平、王景之、张铁明三位安徽青年。《一捆情书》、《惠之风》等是他们的成名作,也是震撼壁垒森严的封建思想的几颗炸弹。海外学者李欧梵(Leo Oufan Lee)在《追求现代性》一书中,也充分肯定了当时文坛打破封建礼教、书写个人情感的潮流,尤其认可了张毅平《追求美好爱情的一捆情书》的思想主题。

这是关于诗歌的作者王静之的。安徽绩溪人。生于1902年。这个从小热爱文学的男人,12岁就用诗歌打动了父亲,放弃了经商之路。17岁进入屯溪中学。他和胡适不仅是老乡,还是亲戚。她的姑姑曹是胡适的三嫂的表妹。这个女人不仅是胡氏婚礼的伴娘,后来还成了胡氏的情人。他们在杭州过着神仙眷侣的生活,与同样生活在杭州的王静之等翻身青年也有关系。

王景之与傅,杭州,1923年

当王静之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自然知道胡适之的名字。这个小伙子,外国博士,北大教授,“大名鼎鼎”,在鸡西老家和家里已经小有名气,也是孩子们学习的榜样。写旧诗的王敬之后来重写新诗,受到《新青年》《新潮》杂志发表的新诗的影响。我也从那里知道胡适之提倡白话文。他把自己的诗寄给胡适,向他求教,得到胡适的嘉许,激发了王敬之写新诗的信心。

王静之第一次见到胡适是在上海。1921年7月的一天,我得知胡适已经到了上海,住在老家王体玉家的雨村花园里,就和胡等三个绩溪青年赶去见他。绩溪人普遍认同同乡关系,更不要说亲友关系,所以胡适鼓励年轻人的首创精神,尤其是在诗歌方面的努力。

胡适在《惠丰序》中说:“我的青年朋友王景之送我他的诗集《惠丰》。后来他随时做的诗都陆续发了。他的收藏在我家住了快一年了。”虽然王敬之说“我没有老师,没有依靠,赤手空在一张白纸上打我一拳胡说八道,但我看得出他是受了胡适的鼓励和影响。胡适的序言中特别提到了这句诗句:“我得罪了人的指责,一步一步地瞟着我的心上人。怎么能让我又欣慰又害怕呢?”胡适说,“这是一首很成熟的好诗。”胡适不仅认为在王敬之那一代,“他的诗一方面比我们这些做旧诗的人更透彻”,而且肯定王敬之的诗很多都是“裸爱诗”。事实上,胡适看到了这些青年人的诗歌中蕴含着思想和形式真正解放的生命力和价值。胡适也看到了王敬之诗歌的不足,但呼吁社会给予他们自由尝试的权利和自由。

至于周作人和鲁迅对王敬之的支持,与王敬之较早与他们接触有关,虽然从未谋面。王静之说:“他曾经给鲁迅写过信,鲁迅收到我的信后马上给我回信,改了几个字。周作人直到九月、十月才给我回信。他说他住院了,所以他很晚才给我回信。在信中,鲁迅和周作人都对我大加赞赏。鲁迅一直鼓励我写情诗。”根据鲁迅1921年7月13日致周作人的信,周氏兄弟不仅读过王敬之的诗,而且对回信也认真处理。但鲁迅请当时热衷于写新诗的周作人处理。首先,你可以写一点,然后由我寄回去。周作人在鲁迅之前率先与胡谈话,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实际上不仅支持新诗和文艺青年,而且支持王静之的诗歌创作。

关于《会风》的争论实际上是不同文化和文学观念冲突的体现。这部诗集不仅受到当时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也受到早期革命文学的批判。但正如王静之所说,“鲁迅、周作人的文章出来后,左右不响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争论并不能掩盖《惠之风》独立的文学价值和贡献。胡适、周作人、鲁迅、朱自清、宗白华当时都给予高度评价。其思想的“现代性”,情感的真挚自然,风格的清新质朴,在抒情诗尤其是爱情诗史上仍有独特的价值。

晚年的胡

那么,谁是他们理论上的敌人胡呢?其实他也是安徽绩溪人。他出生于1903年。他家不仅与胡适家有世交,而且他本人也与胡适的伯侄关系相称。当时他才19岁,是南京东南大学西方文学系的学生。假扮长辈的对手其实比王静之略小。

胡攻击回回之风并非偶然。因为东南大学是当时文化保守派的大本营。

至于这一点,与这个大本营的建立和聚结有着同样关系的,是一个叫梅光弟的宣城人。梅光第,字盛迪,字金壮。1890年2月14日生于安徽宣城。1909年,他们在上海认识了胡适,然后他们去了美国留学。他们不仅和老乡一起旅游,还结下了深厚的师友情谊。后来两人在诗界革命和文化立场上产生分歧,导致梅光第誓要与胡适及其新文化运动竞争到底。胡适回国后,梅光第不仅发表文章宣传自己的文化保守思想,而且开始广纳贤才。那就是吴宓等人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给梅光迪真正实施文化抗衡计划提供机会的是刘伯明,他是梅光迪留美校友,深得梅光迪钦佩。他归国后担任东南大学文理科主任,盛情邀请梅光迪去南京,并给予他自我发挥的空间与条件。胡先骕、吴宓也来了,思想立场又相似,正好可以轰轰烈烈干一场,《学衡》就这样正式登场。他们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一时鸿文迭出。梅光迪在《评提倡新文化者》一文中说,西学便未必适合于中国,反对急剧的社会变革,谩骂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是“诡辩者”“模仿者”和“政客”。胡先骕《评〈尝试集〉》,企图以全盘否定开了白话诗先河的胡适的《尝试集》来打击整个新文学运动。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一文中,将对西方进步思潮的引进诋毁为“专取外国吐弃之余屑”。在这场论争中,胡适是一笑了之。1922年,胡适收到从南京寄来的《学衡》创刊号,看过以后,在日记中以少有的轻松写下了一首打油诗:老梅说:“《学衡》出来了,老胡怕不怕?”老胡没有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了一本《学骂》。在这场论争中,挺身而出的还是鲁迅,他于1922年9月写下《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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