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晋冀鲁豫、晋绥等解放区成长起来的山西作家，以赵树理为首，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为代表，他们恪守现实主义原则，始终坚持人民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从生活中获取素材，创作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为新中国文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被文艺界誉为“山药蛋”文学流派。
赵树理
“山药蛋派”的形成和影响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赵树理为首，包括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为代表的一批山西作家，创作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把表现主旨集中到反映农村生活、刻画农民性格上，生动地表现了那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表现了农村的真实面貌，以及普通农民的喜怒哀乐。在歌颂农村涌现出新人新事新道德的同时，作家们也真实揭示出农民在前进道路上的犹豫、徘徊乃至痛苦的心路历程，尤其是敢于大胆揭露生活中某些阴暗面，鞭挞和批判少数农村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浮夸风和道德败坏等劣行。这些作家认定写农民、为农民而写，是自己写作的根本之路，因而始终不渝地坚持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的创作风格，坚持深切关注农民命运，关注农村发展，关注农村政策的思想基点，再加上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富有个性、流畅明快、幽默风趣的语言，赢得了非常广泛的读者，为新中国文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被文艺界誉为“山药蛋”文学流派。
“山药蛋派”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真正的人民大众文学，所有特色都是由这个本质派生出来的，比如着重表现农村生活和塑造农民形象的创作宗旨；比如直面现实、努力揭示生活矛盾的精神追求；比如致力于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的艺术表现形式等等，都是要通过文学这种形式，帮助和激励广大农民群众卸掉身上的历史重负，改变落后面貌，也确实起到了让文学成为广大农民群众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的作用。
由于特征明显，特别是作品影响广泛，“山药蛋派”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流派。许多从事农村题材写作的作家，都会从这个流派作家的文学观念、艺术主张和经典作品中吸收有益成分。许多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都会把这个流派作为研究对象，从中归纳和总结中国当代农村题材小说的走向。而在山西文学界，更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青年作家。
文艺创作的标杆——赵树理
20世纪30年代末期，抗日战争爆发后，赵树理义无反顾加入抗战行列，成为牺盟会一名特派员，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不久，他奉命担任烽火剧团团长，亲自改编出上党梆子历史剧《韩玉娘》和《邺宫图》，带领团员们四处演出，鼓励群众与侵略者斗争的信心。后来，上级领导根据赵树理的特长，调他去做报纸副刊编辑。他非常投入地工作，以快板、鼓词、民谣、小故事为主，把读者对象定位于广大普通民众，这也是他后来多年坚持写作通俗化、大众化作品的起因之一。
1943年5月完成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是确立赵树理在中国文坛上重要地位的作品之一，也是解放区文艺创作的代表作之一。赵树理在小说中思考的是，应当抓住封建迷信与婚姻自主这对矛盾设置情节，如此，作品就切合群众的生活现实，蕴含比较广阔的社会意义；作品中的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有原型，但绝不同于原型，结局不是悲剧，而是自由恋爱取得了胜利，成为大团圆。这样写，既宣传了破除迷信、婚姻自主的思想，也符合人们的阅读心理愿望。
《小二黑结婚》引起的强烈反响，带给赵树理许多荣誉，但他并没有满足，又投入到新的创作中。那时，根据地农村的中心工作是减租减息，这是关系农民根本利益的大事。土地所有者从个人利益出发，当然不愿意减租减息；农民由于多年的传统观念束缚，对减租减息持怀疑态度，害怕政策不能长久；各级抗日政府派出的工作人员，有一些出身于城市的同志对农村情况不熟悉，工作粗糙，使得减租减息不能正常发展。赵树理感觉这是个大问题，应当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他根据自己下乡时获得的素材，写出了《李有才板话》。之后又推出《孟祥英翻身》《李家庄的变迁》《催粮差》等小说。他凭着实绩，在中国文坛打出了一片天地，声誉与日俱增。
1949年后，赵树理随工作单位进了北京。古都北京文化氛围浓厚，各路人才聚集，让赵树理这个太行山里来的农民大作家，既感到新奇，又有些不适应。北京人的生活方式，文人圈的清谈阔论，让他常常产生困惑。不过，他对组织大众文艺创作却产生了兴趣，多方奔走，在中国文联和北京市委负责人的支持下，成立了“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主持了好多活动，吸收了一大批人员，创办了通俗文艺杂志《说说唱唱》，专门发表大众化作品。
生活方面，赵树理有了固定收入，工资待遇都不低，在北京买了房子，接来家属。按说，他完全有条件过舒适的日子。可他骨子里流着的农民血液，让他无法与城市融合。他关注的仍然是农村状态和农民生活。从1949年进京，到1965年举家迁回山西，15年里，他有一多半时间是在晋东南农村生活的。他跟农民们吃住在一起，如鱼得水般愉快。他把自己当作农民中的一员，操心庄稼收成好坏，研究农业政策的实施，帮助农民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他选择这种方式，一方面是为了体验生活，获取创作素材；另一方面是要同农民一道，寻找过好日子的途径，让农民尽快摆脱千百年的贫穷落后。因而，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农民的代言人，时时处处维护农民的利益。看到农民生活有起色，他就特别欣慰；发现政策有误，农民利益受损害，他就忧心忡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惦记着的仍然是农民过着艰苦日子。可以说，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没有几位像赵树理这样心心念念与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期盼农民过上好日子的。
在创作方面，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的成就最重要的还是小说和剧本。《登记》是他写得最精彩、最有影响的短篇小说之一。作品通过叙述艾艾和她的母亲“小飞蛾”两代人爱情、婚姻的经历，批判了农村包办婚姻封建思想的危害；同时，也通过描写基层干部王助理员的不良行为，尖锐地揭露了1949后某些干部身上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
195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是赵树理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也是国内文坛1950年代最早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这部长篇的素材来自赵树理在平顺县川底村一年多的生活积累。小说围绕着秋收、整党、扩社、开渠等事件，勾勒出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所经历的巨大变革轨迹；通过对多组矛盾冲突的描写，生动地再现了农村先进力量与落后势力的交锋过程。而如此深刻的主题，则是凭借家庭琐事、恋爱婚姻、农业生产、人际关系等细节来体现的。
《“锻炼锻炼”》是赵树理1950年代后期写成的经典短篇小说，体现了他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态度。小说通过刻画“小腿疼”“吃不饱”一类所谓落后农民形象，说明农村确确实实存在许多这样的人。在普通农民身上，旧的思想负担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需要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同时，也是赵理后来所坚持的“中间人物”思想的实践之作。他一直认为，农村中中间人物占大多数，过分突出先进或落后人物，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另外，《灵泉洞》《实干家潘永福》《套不住的手》等作品，都充分体现出赵树理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些作品基本上写作于1958年前后。他以一个作家的责任感和良知，坚决反对浮夸风，没有写一篇敷衍虚假浮夸的作品，而是写出一批颂扬实干精神的小说，在当时的作家中是非常少见的。
上党梆子剧本《十里店》，是赵树理在剧本创作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部剧作的创作初衷，是通过女主角马红英同一些不良风气作斗争，赞扬了知识青年在农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批评了少数农村干部错误的工作作风，提出要加强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的问题。然而，在特殊时期，赵树理修改多次都被相关部门认为“不突出阶级斗争”，一直没有能够正常演出，他感叹道：“我是死于《十里店》哪！”直到他逝世多年，改革开放后《十里店》才获得公演的机会，第一稿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
马烽
马烽写作的“三条原则”
1987年春天，马烽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答中外记者问时曾明确表示：作家不管写什么，怎么写，只要有利于文艺的发展，能给不同层次的读者提供精神食粮，都应该允许。他形象的说法是：就像街上的小吃，只要有营养，符合卫生标准，卖什么都行。他从不把自己的创作主张强加于别人，但他自己选择的路子却决不改变。总结马烽60年文学创作生涯，可以归纳为“三个原则”，即：让农民读者喜欢，认定深入生活的路子，以真诚的责任感写作。作为一个作家，真诚和一以贯之是最可贵的品格，而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却为数不多，马烽做到了，并且做得非常到位。
马烽从自己的亲身感受中，懂得中国农民有欣赏故事性强的作品的习惯，正如赵树理是要让他的作品打入地摊书籍中，马烽是要让自己的作品成为农民在农事消闲的时候，或者夏日傍晚散坐在打麦场上乘凉时的读物。他把自己的读者对象定位于农民，不仅由于他从小生长在农村，熟悉农村生活，更主要的是他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为农民的忧而忧，为农民的乐而乐。他在应意大利文学月刊《人与书》之约而写的《中国农民与文学作品》一文中写道：“我写作，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就是中国农民及农村干部。至于其他读者喜欢不喜欢读，我不管。只要我心目中的读者乐意看、乐意听，我就满足了。”因此，马烽每写一篇作品都要考虑读者的阅读兴趣。他之所以要追求风格幽默风趣、明快清新，结构有头有尾、脉络清晰，人物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艺术表现方法，正是因为这样的作品容易吸引农民及农村干部。
最早也最能体现马烽为农民写作思想的，是1945年到1946年跟西戎合作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这同时也是解放区作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抗日战争爆发后，晋绥边区涌现出无数的民兵英雄。这些英雄层出不穷惊天动地的事迹，相传于群众中。马烽、西戎耳闻目睹，深受感动，产生了“谱以青史，亢声讴歌，弘扬后世”的强烈的创作“冲动”。正好，1945年春天，晋绥边区召开的第四届群英大会一结束，马烽和西戎所在的《晋绥大众报》编委会决定，由他俩挑选一些典型材料，编成连续故事在报上连载。于是，他们便多方收集材料，采访受表彰的先进人物，讨论写作大纲，确定使用农民群众喜欢的、传统的章回体分头写作。1945年6月5日，《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连载面世，每周一回，到次年8月20日全部刊登完，共95回。故事中表现的自然环境，风俗习惯，人物的衣着、谈吐、感情、心理，都是十足的吕梁山味，人物与情节经过马烽、西戎的提炼，带上了传奇色彩，更具吸引力。
《吕梁英雄传》在报上一面世，马上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许多识字人把阅读《吕梁英雄传》当作重要的事情，不识字的就围坐在一起请识字的人朗读。故事中的英雄，成为晋绥边区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人物。后来，马烽和西戎经过认真修改，成为80回本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吕梁英雄传》先后被多家出版社数次重印，并且被翻译成日文、俄文、波兰文等外文，在国外出版发行。1977年，马烽和西戎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又集中一段时间对全书作了校阅、修改。该书被列入红色经典系列重新出版，隔几年印刷一次，延续至今。
马烽成为知名作家后，经常有人问他：你几十年从事文学创作最深的体会是什么？或者有什么经验、诀窍？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实实在在深入生活，到生活中获取素材。他在许多篇创作谈文章中，说得最多的是深入生活问题；他在各种场合的发言或讲话中，反复强调的也是深入生活问题；他与中青年作家交往或者接待文学爱好者，还是诚恳地奉劝他们千万不要脱离生活。
马烽在创作前，如果没有去他熟悉的农村与农民生活上一段时期，没有把自己的感情同农民的心灵融会贯通，就会感到不踏实，写出的作品总是不满意，或者会认为是失败之作。他不用记者采访式方法，而是总把自己当作农民中的一员，同干部们研究工作，同大娘大嫂们拉家常，同小伙子们说笑话，甚至还调解家庭纠纷。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骑上自行车，带着行李卷儿，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饲养房、土窑洞、工棚、破庙都住过。农民也从不把他当作家、当外人看待，而亲切地称他“老马”。为了更好地体验生活，他曾到汾阳县挂职当过两年县委副书记，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正是有了这些经历，1950年代马烽写出十几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如《一篇特写》《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其中的几个作品当时就轰动一时，在读者中的反响非常大，几十年以后也仍然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应当说，马烽的这些创作实绩，在当时的文坛上是非常突出的，在他个人创作生涯中也是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
到了新时期，马烽年岁大了，他不再骑自行车，坐上了汽车，但他发挥汽车的优势，尽量多跑一些地方，多接触一些人，真正了解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和农民的思想。197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约他和孙谦写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于是，两人又像过去一样，结伴下乡，感受生活。经过深思熟虑，写出了反映县委书记朱克实拨乱反正、解决冤假错案、大抓农田水利建设故事的电影文学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剧本改名为《泪痕》拍成电影后，举国上下轰动一时，差不多家喻户晓，获得了当时各项电影大奖。这部电影以“四人帮”肆虐时期令人窒息的黑暗气氛为大背景，表现广大干部和群众在那个特殊年代展开的各种形式的反抗与斗争。主人公、县委书记朱克实，是一位敢于为人民群众撑腰做主，敢于同歪风邪气坚决斗争，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干部，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愿望。这部作品是全国新时期“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1980年代后期，马烽写作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葫芦沟今昔》，就是在下乡时发现，当时大多数人对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的农田基本建设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不愿承认责任制以后一些农民的富裕正是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结果使本应属于经济领域的农业生产又落入了政治窠臼。马烽对此问题认真思考一番，就有了《葫芦沟今昔》的构思。他在这个小说中，用当代意识和历史态度观察1980年代中国农村发生的变革，从现实与历史、局部与全貌、表层与深层的有机统一中，揭示农村改革的某些本质问题，希望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一些已经成为历史的事件，比如“学大寨”时期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有些工程属于政治运动的产物，确实是劳民伤财；有些工程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像葫芦沟那时候搞的治理乱石河滩工程，就是该村1980年代走上富裕路的基础。
马烽成为职业作家，并不是他开始写作时所预料到的。他起初发表作品时还是部队宣传员，以后又当了几年报纸编辑。因此，他总是密切关注现实，有一种责任感驱使他写作。1950年代他成为专业作家以后，仍然是以真诚的责任感去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问题，或者赞美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淳朴心灵。
马烽的作品成为中国农村四十年来走过的历程的风雨表，每个阶段农村工作的成就与问题、农民的思想与生活，都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找到反映。1950年代，他满腔热情地去赞颂心灵高尚的普通人物，也诚心诚意地去揭示社会前进中的问题，比如《结婚》《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等属于前一类；而《一篇特写》《四访孙玉厚》等属于后一类。马烽在1950年代就尖锐地揭露浮夸风和官僚主义瞎指挥作风，是很有见地、很需要勇气的，表现了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高度责任感。
最有代表性的，是他跟孙谦合作的电影“农村三部曲”：《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核心是要说明所有农民都富裕起来才是方向的道理。“农村三部曲”剧本的创作思想是基本一样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各项生产责任制和家庭承包政策的推行，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烽和孙谦很兴奋，计划把山西省内大部分县都跑一遍，熟悉新的农村、新的农民。在乡下，他们确实看到过去粗粮都不够吃的困难户，如今白面大米吃不完；过去只能在破窑旧房度日的，如今都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一部分人真的富起来了。但是，他们也看到，大多数缺乏劳力，或者虽有劳力却没有致富门路的农民，在解决了口粮问题以后，仍处于贫困状态。这个问题引起了他们深深的思索。他们认为，中央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于打破大锅饭体制，确实是重要的，然而这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最终目的还是要让所有农民都富起来。三部作品都获得极大成功，成为当时影响很大的影片。
西戎
西戎：从“山里娃”到“人民作家”
西戎1922年出生于蒲县西坡村。这是一个仅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抗日战争开始后，由作家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蒲县宣传抗日，对西戎产生了极大影响。他跟随战地服务团听演讲，看节目，学唱歌，激发起一腔保家卫国热情。战地服务团开走不久，16岁的西戎参加了抗日救亡团体牺盟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由于他有文艺特长，被分配做文艺宣传工作。1940年冬季，组织上安排西戎去延安学习近两年。这次学习，在西戎的人生与创作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学习期间，知识青年中兴起了一股改名风，以示与旧我决裂，开始新的生活。他也加入其中。因为他是山西人，出生地是西坡村，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参加了革命队伍，可谓是投笔从戎。因此，改本名席诚正为“西戎”。
1942年夏天，西戎写出短篇小说《我掉了队后》。经过认真修改，他大着胆子投给延安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不久，稿子登出来了。这篇作品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西戎继续创作的信心。从延安学习结束返回晋绥根据地后，西戎加入了边区刚组建的文工团，边工作边创作。1944年，晋绥边区开展了文艺征文活动，西戎同卢梦、孙谦、常功合作，创作出表现农村减租减息运动的多幕大型眉户剧《王德锁减租》，获得了征文评奖戏剧类甲等奖。剧本由剧社公演，反响热烈，很短时间演出就超过一百场，观众达数十万人次。
完成《王德锁减租》后，西戎被调到《晋绥大众报》当编辑。结合工作，他写出一系列文艺作品和通讯报道，最突出的成果，是跟马烽合作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
1949年7月，西戎随解放大军南下去了四川成都，从事新闻和文艺组织工作，培养和发现了流沙河等一批文学新人。繁忙的工作之余，西戎仍然挤时间写作。但是，他感觉生活环境和语言不同于山西老家，很难得心应手地进入状态，因此陷入苦恼中。他把这种苦恼写信告诉在北京的老战友马烽，马烽非常理解他的心情，帮助他从四川调到北京，任中央文学研究所创作辅导组副组长，主要是从事创作。
1950年代，西戎回到汾阳县深入生活，创作出《麦收》《宋老大进城》《盖马棚》等小说。这些作品在西戎的全部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汾阳期间，西戎听说了流传在民间的抗日英雄蒋三儿、蒋四儿弟兄的故事，于是两次去到唐兴庄蒋家，与英雄的母亲促膝交谈，深入了解了蒋氏兄弟的事迹，萌生了以蒋氏兄弟为原型创作一部电影的想法，并与在北京的马烽交流。马烽对这个题材也很感兴趣，来汾阳与西戎会合，两人再度合作，不久，创作出名为“扑不灭的火焰”的电影文学剧本。195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影片公映后，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成为轰动一时的电影。
通过这次深入生活，西戎感觉到继续在北京工作，与自己熟悉的山西农村毕竟有距离。于是，1955年他回到山西，担任省文联、省作协领导职务，兼《火花》文学刊物主编。这段时期西戎的主要精力是用在《火花》的编辑工作上，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在他和编辑部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火花》成为全国有很大影响的文学杂志之一，为推动全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推动山西的文学创作，培养青年作者，做出突出贡献。
在完成刊物编辑工作的基础上，西戎选择了永济等地作为下乡体验生活的地方，陆续写出小说《姑娘的秘密》《灯芯绒》《赖大嫂》等。电影文学剧本《兴业春秋》，多幕话剧剧本《青春的光彩》和长篇报告文学《在荣誉面前——植棉能手吴吉昌受奖记》等一批优秀作品。西戎很少正面写重大题材和重要人物，总是选择普通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进行描写，收到以小寓大和小中见大的效果。所以，出现在他作品中的人物，从来没有大而空的影子，从来没有概念化的痕迹，即使是一个着墨很少的人物，也是活脱脱的。这些人物都像西戎本人一样质朴、真诚而直率，他们不说空话、大话、假话；他们不唱高调、不赶浪头、不追时髦；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和虚情假意；他们也不居高临下和盛气凌人；他们都是那么普普通通、真真切切、平平常常、实实在在。
新时期复出后的西戎，重新开始创作，先后写出了《他，是弱者也是强者》等一系列散文和评论，特别是陆续发表了《春牛妈》《赵庄闹水》《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等小说，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表现了一位老作家坚实的艺术功力。最能代表西戎这个时期创作水平的是短篇小说《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这篇作品1983年在《山西文学》发表后，《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先后转载，获得了多项奖。作品用第一人称的写法，描写了“我”在等待分配工作期间两次住招待所的经历，通过对所接触的地委办事员、招待所服务员等形象的刻画，嘲讽了当今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冷漠，鞭挞了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投机分子，呼唤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友爱的关系。由于 它发表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价值观念正在发生变革之际，因此，作品切中时弊，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西戎晚年写作散文较多，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趋老，人生体验越来越丰富而深刻，散文这种文体更便于即时表达出各种体验来。最有代表性的是《他，是弱者也是强者》，这是一篇记叙赵树理被残酷批斗和住牛棚过程的文章。作品是在赵树理诞生80周年前夕的1986年5月写成的，《山西文学》发表后，《新华文摘》等报刊都全文转载，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文章有许多真切的细节描写，把受苦受难的赵树理展示给读者，让每一个读者动容，甚至潸然泪下。
李束为
从战士到作家的李束为
李束为是从一名抗日游击队战士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他曾对笔者说：“过去我以战士的感受写下一些东西，今后我还要以战士的感受继续写……”综观他的人生与创作，他有战士的性格，战士的胸怀，战士的意志；同时，他也有作家的品德，作家的抱负，作家的才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束为主要在晋绥根据地从事新闻宣传和文艺创作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担负山西省文艺界领导责任，作风正派，廉洁奉公，任劳任怨，尽职尽责，在培养作家队伍、创办文学刊物、搞好机关建设诸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在完成公务的前提下，辛勤笔耕，创作出一批有思想深度和艺术特色的文学作品。
李束为的第一篇作品，是分“上下篇”发表于1943年8月3日和4日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的短篇小说《租佃之间》。当时，他在河曲县第三区搞减租减息工作。火热的农村斗争生活，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于是在工作间隙写出这篇作品。这篇作品当时受到读者普遍称赞，也鼓舞了李束为继续写作的信心。即使现在来看，仍然结构谨严，情节紧凑，语言朴实。1956年苏联翻译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也把《租佃之间》作为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作之一选入。
第一篇小说的顺利发表和读者的赞誉，坚定了李束写农民、为农民写的创作选择。在同农民的共同生活中，他逐步了解了农民的要求愿望、情趣爱好、生活习惯和接受能力，极大地焕发了创作热情。在完成报纸的编辑、采访工作和参与许多社会活动之余，四五年的时间里，写出一批中短篇小说及秧歌剧，主要有《红契》《卖鸡》等等。这些作品标志着束为创作逐渐趋于成熟，成为他的代表作。这一时期也是他创作的第一个丰收期。
束为这一时期的作品，就题材来说，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二是土改工作。其实也就是一个问题因时间先后所表现的两个侧面。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他们爱土地胜过爱一切。然而，在旧时代，农民祖传的或者是自己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土地，却被地主利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霸占殆尽。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土地才能真正归还于农民。《红契》等篇就是表现这个过程的。作品深刻地反映出农民要求改变不合理的土地制度、要求成为土地主人的强烈愿望。这样的内容和思想，其实是后来土地改革的序章和先声。
1949年，解放战争战果迅速扩大，根据地的干部大批南下，接管政权。不知道是有意安排还是巧合，同李束为在一起的晋绥作家马烽、西戎、孙谦、胡正这些地道的山西人，先后去了北京、成都、东北、重庆等地，只留下他这位山东人在山西负责文艺领导工作。起初，李束为担任省委宣传部文艺处负责人。不久，山西省文联成立，他被选为主席，兼任党组书记，主持工作达十多年。
李束为在承担大量文艺行政领导工作的情况下，仍然挤时间下乡体验生活，写出30多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其中小说《春秋图》《好人田木瓜》《于得水的饭碗》，散文《崞县新八景》，报告文学《南柳春光》，都产生过较大反响，为“山药蛋”文学流派的形成，贡献了一份力量。
《于得水的饭碗》在李束为创作中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这篇小说曾经发表两次，当时引起不小的争论。小说反映的是农村兴办公共食堂的故事。第一次发表时，李束为在“歌颂”食堂化的同时，更多地透露出农村生活的真实情况：农民群众在吃食堂时，深感不大如意，连吃饱也难以保障。农民于得水在此情况下偷盗集体的山药蛋，被支部书记发现予以没收。到春节时，全家八口人依靠别人送的一点粮食和山药蛋才免于断顿。尽管小说结尾时，还加了一条“光明的尾巴”，发表以后，还是被一些人扣上“歪曲大好形势”的帽子，一份全国性文艺理论刊物专门组织了批判文章。迫于压力，身为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的李束为，不得不重写一遍，删去不少真实情节，把群众的合理呼声当成坏人的言论，把描写农村贫困状态的文字一笔勾销。第二次发表的《于得水的饭碗》，虽然人和事还是原来的，但立脚点却大不一样，成了一篇宣扬浮夸风的作品。《于得水的饭碗》给李束为创作的直接影响是将近三年没有写小说，他认为，与其写那些违背自己愿望、掩饰农村真实生活的作品，不如不写——由此可见束为在创作上的真诚态度。
进入新时期，李束为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并患有疾病，但他头一件事是下乡。他要看看阔别十多年的农村的状况，要了解农民的基本生活问题是否解决了。他看到一些老区的群众当年为革命事业做了许多贡献，却仍然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十分痛心。不过让他有所欣慰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策，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并首先在农村进行改革，农村前景充满希望。
李束为在五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坚持走民族化、大众化道路，深入生活，反映现实，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始终把农民作为描写主体和读者对象，为“山药蛋派”赢得了荣誉。当然，由于多年的文艺行政事务缠身，李束为没能写出厚重的史诗性作品，而这并不能说明他没有这样的创作能力。对此，读者不能不感到遗憾；他自己也很遗憾，甚至内疚。不过，李束为对山西文学事业的贡献，人们是会永远记着的。
孙谦
孙谦的农民情结
作家燕治国1992年撰写“作家访谈”系列文章时，有一篇写孙谦的，题为《南华门里一老农》，描述了孙谦的外表形象：“脸上纹路略多了一些，身上衣衫略散了一些。行走无铿锵之音韵，腰却是弯了，头发却是落了。闲暇时巷口一站，人以为乡间一老农，田头一大爷。”如此描述，的确是把孙谦活脱脱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确实，孙谦不光外表形象是农民，多年的生活习惯也是农民式的，譬如爱吃家乡粗米粗面，爱穿随意宽松衣服。更主要的是，他的心里只想着农民、农村、农业；他一生所写的200多万字的作品，绝大多数是农村题材。可以说，农民情结伴随了孙谦的一生。
同“山药蛋派”几位骨干作家马烽、西戎、李束为、胡正一样，孙谦也是从一名抗日游击队战士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战争年代，他主要在晋绥根据地从事新闻宣传和文艺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谦成为专业作家。他始终恪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作家的责任心，把握生活的脉搏，用作品表达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与理解。几十年里，他勤奋笔耕，创作出数百万字的小说、电影文学剧本、散文、报告文学。从他的作品中，不但可以闻到农村生活浓厚的泥土芳香，而且能够感受到强烈的时代精神。
孙谦特别关注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发现农村工作中有了失误，他敢于直言不讳向有关领导部门上书，反映真实情况。由于特定时期极“左”路线成为主导，他几次因为讲真话或用作品真实地反映问题，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身处逆境，但孙谦忠贞不渝，信仰弥坚。他在晚年曾自我评价说：“回顾我所走过的路，又宽阔，又坎坷。说它宽阔是：在党的培养下，我这个粗通文字的人，居然会成为作家，还多少给人民作了点有益的事；说它坎坷是：建国以来，从批判教条主义、概念化、无冲突论、干预生活、写个人命运到‘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大否定，哪一次运动我都是对象……但我不灰心，也不想算旧账。”事实证明，孙谦一贯坚持的看法是正确的，历次运动对他的批评或批判都是不公正的。因此，他的人品和文品都受到文艺界人士的称赞。
孙谦是在抗日根据地开始文学创作的。抗战胜利前后，他作为晋绥文联的创作科长，主要工作是下乡采访写稿。他背着简单的行李，走过晋绥边区的许多地方。在小小的山村里，在宽阔的平川上，他访问过很多农民，跟其中的一些人交了朋友。他实实在在地帮助基层干部做工作，总是满腔热情，精力旺盛，不知疲倦地奔波。与农民群众的感情水乳交融，亲密无间，对他以后的创作思想与创作风格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孙谦一生写出20多部电影剧本，除《未完的旅程》《万水千山》《谁是被抛弃的人》之外，都是表现农村生活的，都曾受到农民群众的喜爱。然而，他走上电影创作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47年冬天，刚刚解放的东北地区，筹建起即将成立的共和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人员一部分来自国统区的电影、戏剧界人士，一部分来自全国各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或许是因为孙谦编过好几部大型秧歌剧、道情剧的缘故，他被抽调去做电影编剧。此前，他仅看过两三部电影，对电影剧本的写作了解很少，对电影的拍摄制作程序更是一窍不通。接到任命，他很吃惊，心里没有一点准备。但作为一名军人出身的文艺工作者，服从命令是天职。同时，他冷静地考虑，任何事情都是从不会到熟练，只要努力学习，勤奋实践，就一定能够胜任。于是，他只身离开生活、战斗、工作多年的山西老家，冒着冬寒，长途跋涉，于1948年初到了陌生的东北解放区，干起了陌生的电影编剧工作。
孙谦克服种种困难，顶住冷嘲热讽，以坚韧不拔的精神认真学习，努力探索，勤奋试写；同时，主动要求参加一系列实际工作，诸如到长春前线与围城的解放军战士共同战斗，到当地农村组织民兵支前队伍等等，获取了创作素材。终于，在1948年底写出平生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盐》。剧本讲述的是辽沈战役中民兵群众支援前线的故事。经上级批准，《盐》列入拍摄计划，东北电影制片厂组织了摄制组。孙谦对自己的第一个剧本比较顺利地获得批准，很快就要拍成影片，特别兴奋。付出的艰辛将得到回报，证明他已经初步进入电影创作领域，用事实表明他能够做一名电影编剧。然而，随着整个解放战争的迅速推进，党的中心工作开始转向接管城市，《盐》的摄制被搁置起来，以后也再没有机会重新完成。这给孙谦留下不小的遗憾，他只能郑重地保存好剧本，留作纪念。
《盐》未能拍成影片的遗憾没有让孙谦气馁、灰心，他下决心要写出更多好剧本来，他相信自己总会成功。1949年夏天，中央电影局在刚解放的北平成立了艺委会剧本创作所，调来一批电影编剧，专事写剧本，孙谦也是其中之一。有了《盐》的经验与教训，他更增强了信心，到京郊农村生活一段后，写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电影文学剧本《农家乐》，交给上海电影制片厂。不久，孙谦第一次看到根据自己剧本拍成的影片进入电影院，与广大观众见面，他终于以自己的能力走进电影队伍中。继《农家乐》之后，他又一鼓作气写出《光荣人家》《陕北牧歌》《葡萄熟了的时候》等剧本，都拍成影片公演。
1957年，已经由一个门外汉成为多产电影剧作家的孙谦，意识到过去的生活积累已经差不多写完了，写农村题材，总住在北京毕竟不是优势，最好还是回到故乡，重新积累生活素材，重新找到创作感觉。于是，孙谦在这一年夏天，拖家带口回到山西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同时也与马烽、西戎、李束为、胡正重新聚到一起，共同推动山西的文学创作进入全盛时期。
孙谦与马烽结伴，先去他们生活、战斗多年的晋西北访问。为了充实生活素材，更为了保持同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两人又分头下到县里蹲点。孙谦选择了平遥、交城、文水等地，获取了大量创作素材，写出了《新麦》《伤疤的故事》等10余篇短篇小说和《春山春雨》《通天路》等电影文学剧本。紧张的创作，使他的身体吃不消了。他在后来曾谈到，在赶写《通天路》时，由于疲劳过度，竟昏厥在写字台上。苏醒后，天旋地转，头晕耳鸣，浑身无力，有一段时间连读书看报都不行。可见他是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表现出一位作家强烈的责任感。
1963年冬天，病情还没有痊愈的孙谦，从广播里听到昔阳县大寨大队干部社员苦干实干事迹的报道，深受感动。他意识到，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宣传大寨人、大寨精神，会比消息、通讯更有影响力，对于鼓舞全国农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建设农村，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当时的大寨还不像后来那样声名显赫，仅仅是一般的先进大队，孙谦能敏锐地发现其重大意义，堪称难能可贵。于是，他主动带病去了大寨，在那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山村，蹲了七十多个日日夜夜，跟大寨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此过程中，孙谦以一个作家的眼光看待大寨村的历史、现状和大寨人的情感、苦干精神，获取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他用文学的笔调写这些朴实的农民，字里行间充满真挚的感情，把一群大寨人栩栩如生地描述出来，这就是影响广泛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
最能体现孙谦农民情结的，是从1982年到1987年的五年间，他跟马烽共合作写出5部电影文学剧本，即《几度风雪几度春》、《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除《几度风雪几度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开拍，其余三部拍摄成影片上映后，都引起过强烈反响，获得不少专家和广大观众的好评，也多次捧回“金鸡奖”“百花奖”“解放军文艺奖”等等国家级、部门及省内奖项。这些奖项，是对他们辛勤笔耕的回报。
然而在上述剧本中，孙谦和马烽最满意、最看重的恰恰是没有拍成影片的《几度风雪几度春》。好在《电影创作》杂志和群众出版社将剧本发表和出版，让读者能阅读到作品。《几度风雪几度春》真实、深刻地揭示了从1958年到1980年代初，中国农村走过的风雨坎坷路及其根本原因，全面、生动地描述了当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兴衰史，可以说是倾吐了千百万农民的心声。作品的格调是沉重中不乏情趣，让人们在一连串跌宕起伏的故事中，思考中国农村走过的一段坎坷之路。
胡正
《汾水长流》给胡正的荣誉和启示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高等学校中文专业统编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谈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小说创作时，有这样一段话：“像胡正的《汾水长流》、陈残云的《香飘四季》、于逢的《金沙洲》等，都是反映农村生活的比较优秀的作品。”作为“山药蛋派”骨干作家的胡正，正是凭借长篇小说《汾水长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赢得了一席地位，这部小说也成为这个流派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胡正最早产生写作《汾水长流》这部长篇小说的意念，是他1953年从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结束回到山西省文联后，为了获得创作素材，在榆次张庆村下乡的时候。当时，村里正贯彻中央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行统购统销余粮政策，大办农业合作社。胡正住在一户单身农民家里，轮流到各户吃派饭，真正是融入了群众中间。他后来谈道：“张庆村众多熟悉的人物，特别是土地改革后分到了土地、房屋但缺乏牲畜和生产投资，或遇到天灾、疾病等困难的贫苦农民强烈要求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动人情景，和他们热心走社会主义道路、向往美好富裕生活的激情，以及村干部和农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的各式各样的情态，经常在我脑子里浮现。于是，我想到要写一部反映全国解放初期，在发展农业合作社这一历史时期晋中平川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
1954年后半年，胡正结束了在张庆村一年多的生活，回到省文联担任秘书长，忙于组织行政工作。但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素材，科学地处理好工作与创作的关系，写出一批优秀短篇小说和散文、报告文学，同时开始构思长篇小说《汾水长流》，草拟出一些人物和故事情节。1959年至1960年，他集中精力写作并修改这部作品。1961年初完稿后，先在《火花》杂志连载，之后由作家出版社和山西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
《汾水长流》刚一出版，就“以其特有的鲜美和芳香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注意”，顺利地“走入了一九六一年好的长篇行列”，并且很快改编为电影、话剧和地方戏上演，在大众中产生广泛影响。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在1960年代众多的长篇小说中，《汾水长流》仍不失为一部有较高认识价值的作品。
《汾水长流》表现的是农业合作化初期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对于那个特定时代的农业合作化，现在该如何评价呢？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一段表述：“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这段表述就为评价《汾水长流》提供了科学的、历史的依据。小说选取汾河岸边的杏园堡村为背景，以曙光农业社的成长和发展作轴心，选择防霜、度荒、抗旱、收麦和扩社等事件，形象地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前期中国农村各种复杂的矛盾冲突，深刻地揭示了这场变私有制为公有制的革命中，各个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与心理态势，恰如一幅1950年代初期农村生活真实而生动的万象图。
《汾水长流》的结构艺术颇具匠心，以防霜、度荒、抗旱、收麦、扩社等大事件，构成情节发展的主线，主线之外又设置了多种多样的小事件和矛盾冲突，形成支线。主线与支线的关系清晰，并且相互支撑，相互作用，使得整部作品的情节既层次分明，又波澜起伏，很好地烘托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准确地阐释了主题思想。特别值得提到的一点是，作品的结局没有处理成传统的大团圆，留下好些悬念和问题，让读者继续思考、想象。1960年代初期的中国长篇小说，能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多。
胡正写出《汾水长流》这样优秀的长篇小说，并非偶然为之，而是有着经验与教训作基础的。1948年底，身为晋绥根据地《晋绥日报》副刊编辑，已经发表过一定数量文艺作品的胡正随军南下，一年后进入重庆《新华日报》继续做副刊编辑。繁忙的工作让他无暇创作，只发表了一些散文。
立志搞文学创作的胡正，终于得到进一步提高的机会。1950年冬天，中国作协在北京开办中央文学研究所，招收有一定文学创作基础的青年入所学习。胡正得知这个消息，征得所在单位同意，很快报了名。他如愿以偿，成了研究所的学员。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胡正系统地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听了许多名作家、名教授的讲课，极大地开阔了视野。
胡正结束学习后，重新回到他熟悉的农村生活中。不久，写出《两个巧媳妇》《七月古庙会》等一批成功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在多个方面有明显的突破。首先是作品的容量大了，反映的社会生活面宽了，描绘了整个过渡时期的农村面貌，显示了强烈的时代气息。其次是不断向生活的深处开掘，而不再是单纯地描写敌我矛盾——作品着重揭示的是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生活矛盾。在描写人物方面，由只写人的政治立场，进步到写人的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在叙述方法上，由一般事件过程的交代，发展到注意结构典型事件和设置典型环境。在使用语言方面，追求抒情性和大众化相结合的风格，恰当地使用象征等修辞手段。
20世纪70年代末期，胡正重返文坛。为了尽快熟悉农村生活，他又到榆次县张庆村，跟农民们住了一段时间。他感觉经过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农民的思想情绪发生很大变化。他自己也不再像1950年代初期那样，专注于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的各种情态了。从张庆村回家后正思考从什么角度、以什么主线、用什么形式表现他所感受的生活时，有一天看到《山西日报》上登载的一篇关于忻县大王村知识青年岳安林和李翠先在逆境中坚贞的爱情和科学养猪的通讯，受到启发。于是，胡正去忻县大王村住了一个多月，丰富了素材，加深了感受，一部中篇小说也酝酿成熟，这就是发表于1982年《当代》杂志第1期上，产生过较大反响的《几度元宵》。应当说，《几度元宵》是胡正继《汾水长流》之后的又一部优秀作品。
发表于《人民文学》1992年第6期上的中篇小说《重阳风雨》，像《几度元宵》一样，也是叙述一对青年男女为追求真挚的爱情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但主人公却由农村青年变为知识分子，时间背景则放到1940年代末解放区土地改革时期，追求的是人间的温情。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碾磨，胡正从记忆中撷取出来那段岁月重新审视，自然不会再去简单地浮现其表象，而是把主题放在人与人的情感上，以土改工作队员之间有真挚的爱却不能成眷属的故事，展示了一出打动人心的悲剧，让读者在悲剧的氛围中更深刻地认识人生，认识历史。从这部小说，读者看到一位老作家的新思考，这也标志着胡正的文学创作进入新境界。
来源：山西文旅
发布：中国经贸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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