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北京文化论坛于7月25日开幕，本次论坛邀请了文化、科技等行业的领军人物。论坛上，北师大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炳林带来了如何传承“红色文化”的话题。
王炳林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红色文化”包含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北京文化的灵魂。在传承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有机融合。我们应该看到，传承‘红色文化’，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北京丰厚文化底蕴的弘扬。
“‘红色文化’的传承要考虑到时代的发展、要求和呼唤，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才有激励作用。”王炳林说，北京有三个“红色文化”区，市级以上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7个，其中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42个。北京应该抓住这一得天独厚的资源，让凝聚的“红色文化”精神更深刻、更透彻、更生动。
王炳林，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有必要保护和挖掘北京的三个“红色文化”区域。
新京报:北京是“红色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近年来发展如何，在国内的地位如何？
王炳林:“红色文化”有很多内涵，要把握的核心要素是“伟大的党建精神”这条红线。这样的内容传承好了，就抓住了“红色文化”的根和魂。
北京早期党组织为党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李大钊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北京大学的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李大钊、邓中夏等先驱创建了早期党组织，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再者，伟大的建党精神为整个民族精神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增强了我们民族的奋斗精神和青年意识。所以北京是全国各种革命精神汇聚的地方，是成为整个中国革命文化领袖的重要精神标志。北京也有特殊的地位。
目前，北京已建成三个“红色文化”主题区。一是从五四运动到建党，形成了北京大学红楼、中法大学旧址、北京报业博物馆旧址等主题区域。二是抗日战争前后，形成了卢沟桥、抗日烈士纪念园等抗日纪念地。三是新中国成立阶段，形成了以香山革命纪念地和天安门地区为中心的文化区域。北京这三大片区的故事要集中系统的展示。
新京报:这些“红色文化”区域应该如何集中、系统传承？
王炳林:保护和挖掘。比如有些遗址被占用了，就要通过腾空的方式来保护，这是传承的基础。另外，要加强研究。这样的历史遗迹和文物不能随便放在那里。相关的事实、人物和重要故事，以及从中折射出的精神，需要深化理论研究。从史料和口述史中挖掘出来的理论和精神内涵，只有传承下去，才有学术基础，才能立得住。
我觉得应该和社会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根据时代的要求，城市的建设和人们对文化追求的关注。比如注入资金发展文化产业，结合现代科技让“文物活起来”“材料活起来”。仅仅依靠政府投资是不够的，还需要企业来建设。围绕北京“红色文化”打造旅游产业、文创产品、新型教育方式，只适合现代年轻人的欣赏习惯，让他们更有后劲。
当然要创新，谈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也看到一个历史事件，可能会根据社会的发展赋予一些新的内涵，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建设和民族复兴注入新的动能。为什么历史总是新的？因为它根据现实的需要有现实的关怀。有些东西过去可能不被重视，现在社会发展需要，所以有些东西又会被挖掘出来。比如以前要研究战争年代怎么打仗，怎么挖隧道，怎么布雷，但是现在提到文化产业，怎么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可能就要认真对待了。这不是篡改历史，也不是强加于历史，但历史一直存在，我们今天也注意到了。
高校“红色文化”教育越来越扎实有效。
新京报:我了解到你早在2016年就写了《高等学校红色文化资源教育发展报告》。如今五年过去了，“红色文化”在传承中有了怎样的变化和发展？
王炳林:我在教育部工作的时候，从事编写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谱系”。党建精神是源头，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了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每个时代都有一种精神。与北京相关的是新时代精神，如改革开放精神、女排精神、探月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击疫情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这些精神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传承。
现在在高校学习“红色文化”，给我最深的感受是高校在育人方面越来越注重“红色文化精神谱系”的传承，主要是通过德育。一个明显的标志是，越来越多的老师从事“红色文化”传承的研究，有的甚至走了一个研究生的研究方向。这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也就是我刚才说的精神。现在有40多种精神，几乎每一种精神都发表过论文和专著。
另一方面，我感觉用“红色文化”育人越来越扎实有效了。每一种精神都有先进人物的生动故事支撑，每一个人物都是一种精神的载体。通过讲述他们生动的故事，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果会更好。
高校的文化活动、社团活动、日常文化教育也重视“红色文化”的传承。比如关于革命精神的话剧、音乐剧的创作，提供了非常生动的教育素材，学生们会通过排练来展现自己对时代的激情。
新京报:作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你是否感觉高校的思政课建设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王炳林:现在有一个比较健全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比如高校的思政课有一门专门的课程“中国近代史纲要”，也就是中国从近代到现在的历史。在历史的进程中，应该提到先进人物和“红色文化”。我们现在出版的《灵异谱系》包括4个时期的46种灵异，贯穿100年的历史。说到每一部历史，都会涉及到这样的内容，应该说已经形成了体系。此外，在“四史”教育中，还有关于讲述众多人物故事的专题。
除了思政课，还强调思政课，即会在一些业务课中融入思政元素。比如，讲原子能的时候，会讲“两弹一星”的教育故事；他还讲科学家精神和“红色文化”精神，比如钱学森和袁隆平的故事。北京的高校确实在推动首都的“红色文化”资源活起来。
红色传承应该是“做研究，抓重点，讲故事”
新京报:北京的大学生有独特的文化资源。应该如何利用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文化基地的资源？
王炳林:全市共有市级以上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7个，其中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42个。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也是国家的资源。世界各地的老师和学生都会来北京，去这些地方。北京也可以发挥自己的研究优势，通过学术著作、理论文章、文学作品，把这样的“红色文化”推广到全国。
“红色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怎么能流传到今天呢？必须与新时代的需求相结合。我们需要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和奋斗精神。我们不可能都平躺。“红色文化”的传承要考虑到时代的发展、要求和呼唤，能引起人们的重视，才能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我觉得是三句话九个字，意思是“做研究，抓重点，讲故事”。
首先要准确透彻的掌握史料，才能讲好。其次，“红色文化”很多，哪些值得回味？我们要“抓住重点”，突出关键要素，才能让人印象深刻；第三是“讲故事”很重要，故事能感动人。历史人物本身也有很多生动的故事。比如李大钊在北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工资就挺高的。为什么他的家庭生活如此拮据？因为他把所有的钱都捐给了革命活动。比如，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是如何努力学习的？这些故事很感人。我们要善于挖掘这样的故事，讲得深入、透彻、生动。
新京报:作为一所高水平的师范大学，北师大如何在全社会的教育体系中传承“红色文化”？
王炳林:师范大学负责培养教师，因此文化教育有其特殊的重要性。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培养“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教师。理想信念是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这个理想当然要通过“红色文化”教育来进行。通过我们共产党人的一些优秀事迹，通过深入的理论阐述和深刻的理论分析，向他们学习。这些共产党员所体现的崇高道德品质，是我们文化教育的很好的素材。通过这样的文化教育，我们培养了老师，将来他们成为老师，再培养更多的学生，让他们在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传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新京报记者刘洋
编辑吴辉
校对刘保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