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在一些涉华关键问题、关键事件中，西方舆论经常出现误译、删译、增译和改译等现象。具体而言，这种现象主要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属于客观因素限制，特别在缺乏相应政经语境与专业背景的情况下，一些中国独有的概念让人理解困难进而造成的误译。作为一种经验识解和表意的资源，语言具有鲜明的系统性，一个概念的准确编码与解码需要一整套话语资源的支持。当前国际社会普遍缺乏对中国政经语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认知，理解中国独创的一些概念自然面临较多困难。再加上中国迅猛发展的社会实践还在不断催生新概念、新表述。比如疫情防控中的关键词“社会面清零”，不少外媒就懵圈了，BBC在4月9日的报道中就将其稀里糊涂地直译为“socialzeroCovid”。
第二种属于主观动机驱动，即出于国际政治博弈的需要，为了污名化、妖魔化中国，故意封锁、歪曲中国信息而进行的删译和改译等现象。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通过一系列系统工程大打对华舆论战，涉华翻译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部分西方政要、媒体与学者基于自身意识形态立场与政治利益，有意识地选择翻译材料以断章取义，运用翻译策略以移花接木，发挥中式英语语义模糊的特性，将中国妖魔化。例如，新疆依法设立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属于学校性质，西方却将其称为“再教育营”。而在西方政治语境中，所谓“再教育营”就是集中营的另外一种称呼。再比如，华为任正非说“要闯出一条血路”，却被译成任正非“要一路杀人血流成河”。
资料图目前，涉华翻译又呈现出两种典型趋势，将相关危害持续放大。首先，污名化翻译问题出现规模化、体系化的趋势。从近年反华势力的策略动向来看，选取极端典型网络言论进行翻译，在境内外舆论场来回搬运，以制造中外对立、群体撕裂的策略极为常见。近来，境外又有账号发起所谓“大翻译运动”，将境内大V或普通网民的极端言论翻译成外语，用于丑化中国形象。这种套路目前已经成为某些反华自媒体刷粉提升关注度的典型策略。
其次，污名化翻译出现算法化、自动化的趋势。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多语言信息语料的爆发式增长，特别是神经模型的应用，机器翻译质量迅速提升，并在国际传播中应用日益广泛，如推特等国际主流社交媒体平台联合谷歌提供了即时翻译服务。但受技术所限，机器翻译基本都为直译，准确性有待提升，且目前还无法结合语境准确还原出原文等情感色彩，结果导致一些涉华翻译的技术性失误层出不穷。例如，“加强管理”是我们政治话语中的常用词，然而如果直译为“Enhancethemanagement”，在英语语境下会有强烈的暗示性，带有“服从组织纪律”“剥夺个人自由”“限制自由意志”等情感意味。类似的词汇还有“服从”“明确”“强化”等，直译都会存在强烈暗示。不仅如此，由于语言翻译还暗含着西方的话语霸权，如果不加改变的话，机器翻译技术的大规模部署无疑也会进一步固化这种传统，造成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的吞并。
话语研究理论表明，话语是通过为事物命名和提供意义解释而产生并流通的。命名权和解释权本身就是话语权的核心要义，它预设了看待与解释问题的立场和视角，影响着公众的社会认知和价值判断。因此，国际涉华翻译出现的种种乱象，已经在我国的对外传播中造成严重的“巴别塔效应”，即由于语言不通而产生的误解、误判，甚至冲突现象，严重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塑造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话语权归根结底是对话语本身的掌控，“语言从来都是帝国的最佳伴侣”。因此，作为国际舆论场上的弱势者，中国要积极掌握涉华关键概念翻译的主动权，成为涉华问题国际话语构建与流通的主导者，积极投身于事关中国问题的国际通用表述的翻译与传播之中，为国际社会提供中国话语翻译的公共服务。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建立专门的政治话语关键词库，对于政治色彩、暗示效果较强的常用政治话语，建立网络公开的专门词库，为国际社会服务；可以会同部门和企业，修正历史事件中有歧视性意味的翻译；可以更及时地提供我国领导人及党政军各系统的重要讲话、可公开文件、报告的世界主要语言版本，等等。同时，我们还要与国际社会一起，利用网络自组织的力量，发现并纠正涉华翻译中的各类问题，正本清源，才能有利于维护国际舆论的客观性与公正性。（本文为《环球时报》4月12日15版文章，原题为：《如何掌握涉华翻译主动权》，作者汤景泰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