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补供方的手段中，“公办/公建民营”是最有效的一种。从字面上就不难看出，这种模式的核心在于，政府出地盖楼、企业承包服务，相当于“拎包入住”。

这种模式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199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兴建了大批政府办养老院，作为救助“三无”老人、五保户的社会福利机构。尤其是农村敬老院，往往条件差、服务质量差。但在今天，养老院的定位转而面向大众，尤其是面向广大城市中产阶级，提供商品化的养老服务。

王军杰告诉八点健闻，一大批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敬老院，房屋设备老化，改造成本大。有的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就会觉得是个包袱，但是新入局的企业想投养老行业最低需要几百万的建设资金预备，有些政府觉得不如引进优秀专业的养老服务上来托管运营当地的老农村敬老院。政府该拨钱拨钱，企业从政府手里接管了养老院，就可以在做好兜底服务职能后面向社会招募老人，通过对场地、资金和客户资源整合，兼顾社会效应与商业利润。

2013年底，民政部印发了《关于开展公办养老机构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推行公办养老机构公建民营。2015年2月，民政部牵头的《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鼓励探索采取建立PPP等模式。

这些文件中，无不透露出政府希望帮助民办机构养老经营者控制成本、扶植其发展的重要信号。

“各地都在向公办（建）民营转型，但还没有那么快，因为没有足够多有资质、有能力、有意愿的民营机构来承接。”乔晓春肯定了这一趋势。

传统的养老模式中，养老项目收益低、投资回报周期长，较难吸引民营资本进入。而PPP模式下，政府可以给予参与的民营企业税收优惠、贷款担保、土地优先开发权等政府扶持作为补偿。这一措施，无疑吸引了更多民营资本投资养老行业，提高养老服务供给量。

具体的政府出力方式有多种，有的给地、有的建楼、有的出钱、有的免租。对于企业来说，这种模式主要解决了土地建设成本和筹款投资难题。对于政府来说，不仅有了服务供给方承接保障了老人需求，也提升了养老服务的质量。

一开始，社会资本并没有看好“公办/公建民营”的模式，因为这种政府参与的项目一般都要求“民办非营利”。但是到了2015年左右，养老行业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大家发现多数重资产模式可能行不通了，这才发现公办/公建民营模式的好处，便将其捧成了“香饽饽”，“导致后来很多公办/公建民营项目都要用抢的。”

鲸准研究院《2019中国养老服务行业研究报告》指出，2015年是养老PPP项目设立的高峰，之后许多项目逐渐落地，其中很多都采用了公建民营的形式，整个机构养老服务体量开始变大。截至2019年3月11日，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公布的养老PPP项目共185个。

亏损多年后，赵士治的养老院也在各种政策出台后开始迎来契机。

“政策和补贴，主要帮助从业者在早期顺利走出困境。”赵士治告诉八点健闻，“我们是民办非营利企业，原则上说不允许盈利这几年挣的就是政府的补贴，用这笔钱来扩张床位、扩建装修，差不多能和水电煤气、维修费正好持平。只有入住率高了，养老院才有收入。”

政府同意将机构交予社会企业运营，民营承担当地“三无老人”“五保户”困难老人的职责，剩余的床位就可以面向社会开放收老人。“因为公建民营会对收费价格有一定管控，不允许绝对市场化的收费，很少收到万元以上，可以稍微挣一点钱，用来维修保养原有的国有固定资产。”王军杰说。

王军杰在北京、重庆、郑州等地参与经营着多家养老院。其中在重庆万州区托管了20多家农村敬老院，通过投入资金改造，服务提档升级后实现了连锁化运营，“经过片区整合优化，一些机构没再赔钱，原来有些挣扎在生存边界线上的，收了一些社会老人，也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河南许昌的“95”后养老院院长樊金林告诉八点健闻，自己的养老院项目就是公建民营模式，但是也需要自己出资百万左右，政府方面为了扶持养老行业出资消防、房屋部分，而自己这边出资的部分主要用于装修、人力、设施等。虽然因为地块属性原因，后续仍然需要缴纳租金，但是相比同地段来说，租金还是便宜了不少。樊金林表示，目前养老院仅开设一年就实现了每收支平衡，虽然前期投入不少，但是假以时日，收回成本必然不成问题。

有了公建民营这条模式后，养老行业已经逐渐脱离过去的惨淡，逐渐开始回本赚钱。

王军杰告诉八点健闻，养老院的行业利润很低，一般养老院都在10%左右徘徊，有的甚至可能只有5%。最大的投入在于买地租地改造等硬件成本。而在各地如火如荼开展了公办/公建民营之后，一般养老院只要入住率达到50%，基本都能收支平衡、存活下来。

下一个20年，我们能享受到什么样的养老服务？

尽管不如医药行业那样风起云涌，相对沉稳的养老行业也在静观其变。

“一家养老院能连续经营二十年很不容易，但是如果这家养老院还是在用二十年前的模式，那它肯定坚持不到下一个二十年。”安睿福祉合伙人王悦曾在公开演讲中说。

机构是否是养老的最终归宿？养老服务领域一直盛行“9073”或“9064”规律，即90%的老年人为居家养老，7%（或6%）的老年人社区养老，“3%”（或4%）的老年人机构养老。

“可事实上，最后那3%的失能、失智老人真的会前往机构？进一步说，机构真的会比居家更好吗？”在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王中汉看来，可能这仍要打上一个问号，“诚然，养老机构的作用无法替代，专门的看护场所和专业的护理床位，的确会让一个高度失能的老人维持基本生活，可是，离开了家人，住到一个陌生的机构环境里，他们的幸福感真的能够提高吗？”

201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确立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框架。不过，就在近两年的政府文件中，关键词已经悄然转变为“机构为补充”，更多的空间留给了社区和居家。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意味着基于传统观念和现实情况，最贴合老人和社会需求的，其实是开在家门口的养老院，以及送上门的养老院服务。

相比集约式的机构养老，小而美的社区化养老可能是未来更重要的发展方向。

2021年12月，江苏扬州某养老院，老人们在吃午饭。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一个形象的类比是，机构养老就像是大超市，品类丰富，选择更多，更能满足老年人的现实需求，而社区就像是开在小区附近的便利店，虽然价格略贵，但胜在方便，更贴近老人的现实需求。

据微信公众号“黎阿姨聊养老”负责人、资深从业者孙黎观察，自2018年以来，不少机构养老企业开始转向社区养老模式，“所谓的社区养老模式，就是不脱离原有的居家环境，距离原来的家庭住址比较近，便于子女探望，同时还具备原本机构养老中基本的照护功能。”

孙黎举例，如果说政府办养老院的价格范围是3000-4000，民营机构是4500-11000元，社区托老所的价格大约在5500-6000元，而居家的成本是6000-7000元。

这种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养老院”的养老模式，可以是开在家门口的老年食堂、提供暂托服务的日间照料中心，也可以在需要帮助时，一个电话呼叫护理员上门。

所以，社区养老集中了居家和机构的优势，兼顾了情感与照料需求，或许会成为最符合中国特色的未来养老模式。

王中汉对八点健闻指出：“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在社区形成一个养老看护中心，提供送餐、助浴和上门护理等服务，老年人住在自己家里又何尝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呢？”

社区照护中心的重要性，在人口老龄化更加严重的日本，已经得到应用。

在NHK纪实系列作品《看护杀人》中，有这样一段话：

“长期压抑的家庭看护者，他们的压力就像是在空杯子上慢慢加水，快到杯缘处，似乎还能承受，等到再满上，压力就如同杯中的水满溢出来，崩塌殆尽。”

在同系列的另一部作品《老后破产》中，则聚焦了高龄少子化时代的普遍困境：无论是独居老人，还是高龄夫妻，没有“可依靠的金钱”和“可依靠的人”，便陷入“老后破产”的境地。

他们身体处于健康与疾病的边缘，不一定要去养老院。这些老年家庭的困境，可能下一秒崩塌，也可能只需接受上门护理或日间照料，就能松口气。

机构能够保障的确实有限，但如果能够有托老所形态的的社区，能够在杯中水满溢之前，能够承接住一部分，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而很多独居的老人，也只是需要社会的一点点帮助，就可以体面地活下去。

随着1962-1972年婴儿潮出生的人群渐入老年之列，30年后，中国将迎来至少2.8亿规模的老年人口增长。如果不能抓住这个窗口期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式养老特点的服务体系，未来社会将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

年轻的博士生王中汉同样设想过自己年老之后，“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中，人们是愿意在熟悉的家庭环境内，享有社区提供的种种养老服务，还是愿意在一个陌生的养老院呢？这恐怕还真是一个值得我们继续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