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销无国界，创业者有祖国。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论坛上指出，优秀企业家必须具有崇高的使命感和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富强、民族繁荣、人民幸福紧密结合起来，主动担当，为国分忧。
爱国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清末民初的张謇，抗战时期的卢作孚和陈嘉庚，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和王光英等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张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
张健
中国第一个有城市规划的现代化城市，第一所师范学校，第一所盲哑学校，第一所纺织学校，水利学校，水产学校，航海学校，戏剧学校，第一个公共博物馆，第一个气象站，第一个气象站。第一，这些都和张健有关。
张謇，江苏通州人，清末状元，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抱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信念，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和开拓者。
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让刚刚成为高中状元的张謇无比愤怒和担忧。他在日记中写道:“几番之后，中华之血将尽，不计举国体制之得失！”
“富民强国之本，在于工作。”面对落后挨打的现实，张謇认为只有发展民族工业，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回到家乡创办了盛达纱厂，开始了“实业救国”的实践。
“天地生而有大德”和“大寿”这两个字，寄托了张謇的理想，即天地之间最大的政治是国计民生。开工一年后，盛达纱厂盈利26200银。此后，张謇以盛达纱厂为核心，创办了油厂、面粉厂、肥皂厂、造纸厂、电话公司等20多家企业，构建了轻重工业并举、工农业并举、功能互补的地方工业体系，一度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企业集团。
张謇在努力发展实业的同时，逐渐形成了“实业与教育相互重叠”的思想体系，并将自己在盛达纱厂的全部工资和部分分红捐给了教育、慈善事业和地方公益基金。1903年4月，张謇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独立的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到1924年，他在南通创办了370多所小学、6所中学和3所专科学校，初步形成了以基础教育和农、工、商、科技为中心，包括学前、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在内的较为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
卢作孚:“中国船王”的“救国公司”
卢作孚
满满一页纸的文字，记录了一个实业家的拳头救国。1938年，武汉失陷后，为鼓励员工紧急调运九万吨战略装备，卢作孚撕下床单，写下“万民安享劳逸，勿忘国难”，挂在船舱里。由于卢作孚及其船员的努力，这些战略物资及时抵达四川，从而完成了“敦刻尔克中国工业”的撤离。
卢作孚，重庆合川人，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致力于探索救国强国之路，在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个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商船可以在长江港口来往”，外国公司开始逐渐垄断长江航运，使中国人民深受屈辱。1925年，卢作孚集资成立民生公司，以期“服务社会，方便民众，发展实业，富国强兵”。为了打破外国公司的垄断，卢作孚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陆续兼并购买了大量中外船只。通过不懈的努力，他把曾经不可一世的外国船公司赶出了长江上游。建国前，民生公司拥有员工9000余人，江海船舶148艘，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民营航运公司。卢作孚在国内外也被称为“中国船王”。
抗战爆发后，卢作孚立即向全连发出号召:“民生公司应首先动员参战！”在他的指挥下，民生公司全体员工勇敢地投入到抗日战争时期紧张危险的运输中。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宜昌积压了大量来自沦陷区的难民和机器设备，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的航空空、武器和轻重工业，急需撤至大后方。当时枯水期还有40天，可供运输的只有民生公司的20多艘船和其他公司的几艘船，完成运输至少需要一年时间。面对日军飞机的连续轰炸和逼近的日军，卢作孚下令采用“三段式航行法”，即除最重要的军用物资和不宜装卸的大型机械设备外，其他物资均分段运输，航程缩短一半以上。每艘船都满载特快列车，分秒必争。在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很难将所有难民和机械设备安全撤离宜昌。
陈嘉庚:海外中国国旗和国家荣耀
陈嘉庚
1940年，爱国华侨陈嘉庚回国视察。毛泽东邀请他去延安吃饭。桌上只有几碟素菜和鸡汤。还是邻居鸡奶奶得知毛主席有远方来客，特意送来的。与当时国民党政府拨出的八万元接待费相比，陈嘉庚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陈嘉庚出生在厦门，17岁时随父亲去新加坡做生意。由于他的勤奋和良好的管理，他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成为了南阳港口著名的实业家。他一生热爱自己的国家和家乡，把所有的钱都投入到学习中，服务于社会。抗战期间，他动员南洋华侨踊跃捐款，为祖国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当之无愧的华侨领袖，是一个光荣的民族。
1928年日本济南惨案后，陈嘉庚领导华侨社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10月，他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会议救济祖国伤兵和难民委员会”，并任主席。次年10月，他联系南洋各地华侨代表，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并再次当选主席。陈嘉庚带头捐款买债买物，精心策划组织，使华南华侨会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为祖国筹集了约四亿元人民币。此外，他还组织当地募捐协会，向前方战士捐赠御寒衣物、药品、卡车等物资，并在新加坡、重庆等地投资兴办药厂，直接向前线供应药品。
1939年，应中国要求，陈嘉庚招募3200多名华侨机械师来华服役，在新开通的滇缅公路上抢运中国抗日战争急需的战略物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嘉庚回到新加坡。毛泽东题词“华侨领袖，光荣的民族”。
荣毅仁:为中国打开一扇窗
荣毅仁
1949年5月28日，早上6点，上海沈心纺织公司总经理荣毅仁开车出了家门。当汽车到达南京路的十字路口时，他看到了细雨蒙蒙的街道，解放军士兵戴着军帽，穿着军衣，一个接一个地躺在路上。“国民党再也不会回来了。”荣毅仁的心里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信念。就是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站在新政权一边。在回家的路上，他决定让家人留在上海，并告诉公司“明天开始工作”。
荣毅仁，1916年生于江苏无锡，著名工商世家，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1954年5月，他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提出对纺织公司等荣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他在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为新中国的工业振兴做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红色资本家”。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急需发展，资金短缺。引进和利用外资发展经济成为当时中国的一项重要任务。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了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树涛、顾耕虞五位老同志，听取他们对经济建设的建议。接受重托的荣毅仁，几经考虑，准备借鉴西方经验，成立信托公司发展经济，并给邓小平写了一份报告。
1979年10月，经中央批准，荣毅仁牵头组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并担任首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中信集团工作的14年间，荣毅仁借鉴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有效做法，结合中国实际，广泛开展中外经济技术合作，引进资金和技术，在国内兴办产业，在海外进行投资和发行债券。很多业务领域成为中国第一。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并为中信题词“勇于创新，多做贡献”。
作为一个探路者，荣毅仁背负着很大的信任。上世纪80年代，中信公司在短短几年内发展成为拥有近3万名员工、总资产超过500亿元的企业集团，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信公司成为世界知名的公司，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的窗口，真正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最早形象。
王光英:听你的，跟党走。
王光英
1955年，时任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的王光英深夜找到一家锦旗店，让他们为毛主席绣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听你的话，跟党走”。后来，这六个字发展成为“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三句话，成为工商联对党和社会主义的光荣誓词，也成为王光英一生的写照。
王光英，1919年8月出生于北京，是近代民族商人的杰出代表。他总是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国家和人民极其忠诚，忽略了个人的利益。
从青年时代起，王光英就树立了“实业救国”的信念。1943年，他和朋友们在天津共同创办了一家现代化的化工厂，成为一名以技术资本创业的工商业者。后来，他认识到，追求国家现代化的真正出路和希望在于解放区和中国共产党。他听从中共北平党组织负责人的建议，在办厂过程中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特殊贡献。抗美援朝期间，王光英同志具体策划组织了天津工商界抗美援朝反美爱国示威活动，认购救国公债，捐赠战争物资，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赞扬。
改革开放之初，王光英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充分依靠自身的经营经验和管理专长，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大潮中。1983年，他奉命在南方成立光大实业有限公司。他以贸易起家，为工业开辟道路，引进海外资金、技术和设备，通过中外合资完成了许多国家的重大建设项目。从1983年到1989年，光大为中国纺织、化工、机电、电子、交通等工业部门的数千家大中型企业引进了总价值约11亿美元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与中外合资企业合作，完成了广东磨刀门工程、填海工程、江门大桥工程等大型建设项目，发展了内外联系和横向联系，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2500多家工商金融企业建立了业务关系。执掌王光英的光大和荣毅仁主持的中信，并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两大“桥头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