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1871年欧洲与中国间海底电缆正式接通，中国进一步深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圈，在这一发展形势的客观要求下，钱庄信贷活动为中外贸易市场的打通提供了极大方便，贴合近代社会经济转型的需要。
以生丝、茶叶生意为例，贸易发展初期，外国洋行或外国银行与中国丝茶商人关系疏离，商品贸易流通难见起色，钱庄看准发展时机，主动对丝茶商人放款。每年春季，钱庄对华商贷出巨款，开盘成交后方才收回款项。
据史料记载，丝业富贾胡光墉为周转资金依靠的钱庄有上海阜康银号、阜康雪记钱庄、杭州阜康银号、泰来钱庄、宁波通裕银号、北京阜康福记银号等。茶商徐润经营的宝源祥茶栈，向钱庄借款常达200万两左右。
钱庄放款延续市场开放前的无抵押信用习惯，给华商提供借款渠道，同时，外资银行多余头寸也找到了供需市场。“钱庄因放款关系或商家之请求，所发出之无记名式付款与持票人之票据”，解决了资金周转出现的大量现银搬运问题，近代商品经济发展中现代金融服务功能在本土金融部门逐步形成。
此外，钱庄首创“汇划制度”，1890年，随着钱庄业务量的增加和经营范围的扩大，原来各钱庄分头轧账的庄票结算方式被“公单制度”取代，设立的钱业“汇划总会”将各汇划庄所交公单进行汇总，而后按照各汇划庄轧抵解现的具体情况开具“划条”，咨照各汇划庄相互收解。另外，汇划总会也承担非会员钱庄与外国在华银行之间的资金往来业务，逐渐发展出我国票据交换的雏形。
钱庄还仿照外资银行做法承办票据贴现业务，发行汇票、代收票据，现代金融服务形式多种多样，满足了资本经济发展需求。到1908年《大清银行则例》颁布时，其中规定的银行业务早已由钱庄经营。
在近代经济社会转型大潮中，钱庄逐渐将业务中心由传统的货币兑换转向“存放款、汇划、庄票签发等业务”，发挥本土优势适应市场开放，与社会经济转型同步实现了现代化金融功能转型。此外，钱庄热衷于资本市场投机，洋厘和银拆行市、股票、房地产市场是钱庄主要的投机对象，钱庄的市场投机行为也正是其资本主义转型的表现之一。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法律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金融创新、金融竞争等相关因素的影响，投资银行业务范围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发展的历史变迁。钱庄的业务对象主要是一般工商企业，经营业务主要是个人存款和放款业务，除存放业务外，还从事金银买卖等业务。投资银行业务内容非常广泛，既包括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开展的证券承销业务、证券交易业务、兼并收购业务、咨询顾问业务等业务，也包括基金管理、资产证券化、金融工程创新等业务。
1860年，在“穷则变、变则通”的思潮中，以洋务运动为骨干的近代民族工业探索热火朝天的开始了。“与机器大工业产业诞生相伴的是对工业资本的大量需求和对资本市场的呼唤”，作为近代资本市场的主角，钱庄主动向资本主义工商业融资，即便在本土银行成立后，钱庄仍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江南制造局是中国近代民族军事企业的领头羊，而其若遇入不敷出，便首先“向本土钱庄通融资金”。轮船招商局是以商本为主的民族工业企业，在成立之初的十余年，“每年年终结千庄款及绅商存款常有百余万两之多”。钱庄参与到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中，是自身资本主义近代化转型的一个新阶段，不再是简单的为资本主义贸易融资，而是成为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中重要的支撑力量。
洋务运动期间新办的工业企业在成立时都要“照商家通例”，在招股说明及报刊中交代“银交何庄，以昭信实”。钱庄业在资本市场需求旺盛，为工业企业放款额度骤增，甚至在个别年份超出自有资本。以上海福康钱庄为例，洋务运动后福康钱庄一家参与的企业放款多达22家，对工商业企业放款早已不是对贸易商人融通资金时的规模，多时放款额可达十万两银两，可见其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
朱荫贵先后论述了钱庄对轮船招商局、汉治萍煤铁公司、南通大生纺织系统企业、上海水泥厂的资金支持，发现钱庄的参与形式逐渐发生改变，形式更加灵活、做法更贴近资本主义商业形式。20世纪后，钱庄的大额放款多半采用抵押放款；在放款时间上，鉴于资本市场通行的资金融通期限在一年以上，而钱庄的定期放款“大都以三月、六月或一年为限”，钱庄变通融资方式，在到期时废弃此前的合同，并在新合同中注明新增条款；组织形式逐渐出现股份有限公司制。
钱庄在业务范围不断扩大、业务种类逐渐丰富的同时不断进行自身的资本主义转型，这是近代经济社会转型客观条件的必然，也是钱庄资本主义变革“内生性”动力的驱动结果。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法律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金融创新、金融竞争等相关因素的影响，投资银行业务范围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发展的历史变迁。若要应对新的竞争，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前景，必须把发展投资银行业务作为一项重要的发展战略。
我国商业银行要想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从盈利模式的转变、业务的转型以及金融产品的创新等方面进行反思和拓展，在发展过程中不能忽视投资银行业务的重要性，逐步发展成为维持优质客户资源的重要资金来源。
为追求更大利润及资本周转的便利，钱庄开始与工商业资本结合。商人投资钱庄或合伙创办钱庄以争取优先借款权，上海商人徐润在 1859年为支持他的丝茶、棉花生意，与人合作开设了协记钱庄，又在1864年创办轮船招商局后与人合办崇德钱庄。
与之相似的有时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与人合办过四家钱庄，早期维新思想家郑观应在担任太古轮船公司买办时设立了恒吉钱庄。钱庄与工商业资本结合的另外一种方式是钱庄主经营近代工商企业，上海仁元钱庄主经纬在 19世纪40年代就与人合股经营茶叶出口生意，他的儿子接任后，继续任职上海北市钱业的董事，同时与人合作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和华兴玻璃公司。
此外，著名商人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二人原本是钱庄主，同时兼营收茧业务，因考虑到钱庄经营获利微薄，便决定与人合作创建了保兴面粉厂，而资金来源于自家钱庄，这便是著名的荣家企业发家的源头。
结语
钱庄与资本主义工商业资本相互结合，完全改变了钱庄的资本属性，开始具有职能资本作用。如马克思所言，钱庄贷出的款项用于谋取资本利润，因此，即便在封建社会体制内，钱庄主于商人的关系，具有完全的借贷资本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