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风破浪》第三季,她越惨,我越共情

核心提示本以为《乘风破浪》第三季只是一档靠前几季余温翻炒出的热锅冷饭,没成想新一季中几位姐姐的表现竟带给观众一种快感。特别是于文文,刚上来的下头人设与之后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跌宕情节,为节目平添一丝五味杂陈的“涩”味。当然,这种畅快与苦涩,并非源于

本以为《乘风破浪》第三季只是一档靠前几季余温翻炒出的热锅冷饭,没成想新一季中几位姐姐的表现竟带给观众一种快感。

特别是于文文,刚上来的下头人设与之后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跌宕情节,为节目平添一丝五味杂陈的“涩”味。

当然,这种畅快与苦涩,并非源于《乘风破浪的姐姐》前几期姐姐们直截了当的参赛状态,也不是出自因剧情需要而造成的人物境遇上的前后反差。爽或不爽,皆来自节目桥段与荧幕外观众的情感共鸣,以及选手的抵抗与妥协/收编。

先说明一点:无论当下综艺再怎么强调真实感,那也只是一种幻觉,绝非毫无杂质、深入其中的真。所以,对于综艺以及其中选手、嘉宾的描述,其实质是一种表演,舞台上的人则作为故事角色而存在。

真实感这一观念本身,需被某种更宏大的场域、思维方式所左右,即晚会上的搞笑,是承办方允许台上的演员们可以抖包袱、制造笑料,节目里的致敬、正能量,也是主办方被要求烘托出的氛围与效果。所谓天朗气清,并非真理使然,而是人为操纵。

总之,综艺表演本身不仅仅是抒发,而是在迎合与被塑造。

所以,本文或许会涉及真实的于文文,但表述对象更多指代那个综艺剧本显现出的角色“于文文”,甚至还包括一些粉丝同人文化语境下的人物“于文文”。

上面这张照片,是于文文在《浪3》第三次公演里的造型。之所以用这张照片,是因为《佳人》算是于文文带队表演中的大高潮。这一大高潮不仅勾起那些因其表现而喜欢上于文文的粉丝、观众们的集体回忆,更让其接下来的故事朝着日中则昃的悲情方向发展。

也就是说,于文文在《浪3》中有两个明显的节目意义:

作为个体,于文文是风格化的,其强烈的“亚逼”属性以及我行我素的态度,是对原始“浪姐”形象的致敬与召回;然而,集体中的于文文又是被束缚的,《野蔷薇》《佳人》的锋芒被宁静的说教、胡杏儿的招安彻底降伏,直至最终赔了夫人又折兵。

先说《浪3》中作为个体的于文文。第一期初亮相,无论是造型,还是性格,乃至交际方式,都给人一种“这个姐姐不好亲近,但又很神秘”的暧昧感。极丑的刘海,一张冷脸,外加直怼式的交流方式,虽令人生厌,但也给人以自由主义者的乖张样貌。

之后的一公、三公,则成了于文文展示自我风格的演武场。

第一次公演,于文文不仅胜在清爽的造型,还赢在对音乐的自信以及精妙把控上。担任队长的她,手下三个人:张俪、王紫璇都是演员,不是专业歌者;乐坛老将张蔷又觉得《野蔷薇》歌词没逻辑,有些挑战。

对此,于文文偏向虎山行:为了舞台观感能够直击人心,于文文短时间内亲自教授两个小白键盘、贝斯;面对老将,于文文心平气和,利用手边仅有的录音设备,大晚上一遍遍帮张蔷过歌词。

就是这一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硬被于文文攻克。《野蔷薇》的舞台效果没话说,张蔷的声音优势被发挥到极致,乐器零基础的张俪、王紫璇现学现卖的“把戏”不但不拉胯,反而增添一丝美感。

不仅音乐技术过硬,于文文的组织、领导能力也不在话下。难怪张俪在采访中称于文文像“团魂”,给人一种很安定的感觉。

三公,于文文再次担任队长,而古风唱跳曲目《佳人》的难度并不亚于《野蔷薇》。

《佳人》舞蹈动作需展现女性的柔媚,可于文文队全组五人,除唐诗逸这一中国歌舞剧院的首席舞者之外,其余几位更适合酷炫拽的舞风。于文文、赵梦、刘恋弄摇滚、玩乐队,张蔷迪斯科风深入骨髓。排练室,赵梦硬生生把古典舞跳成蒙古舞,张蔷因巡回演唱会的事聚少离多。一时很难柔化。

本以为《佳人》会笑料百出,没成想却成王炸。感受一下《佳人》在B站上的反馈,239.4万浏览量,2.5万弹幕,13万赞……不关弹幕根本看不见画面。

《野蔷薇》开唱前,于文文说:“虽然我们叫蔷薇,但是我们不输玫瑰。”印象中,玫瑰是柔美的,带刺的,是凄艳情爱的象征,但于文文旨在打破固有印象,让蔷薇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辉。而这也是《佳人》的主旨:“

做不被定义的佳人。”

“佳人”不仅仅是闺阁中优雅的小姐,像唐诗逸呈现得那般柔情似水。它可以是于文文其徐如风般的舞姿,可以是刘恋那样的俏皮花旦,亦或是赵梦那般“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沙场巾帼,也可以是我自逍遥的张蔷。

因不合逻辑,而不被看好,却又在打破规矩后,赢得满堂喝彩。无论是《野蔷薇》,还是《佳人》,

观众看到了于文文及其队员对自我的坚持,以及对世俗观感的抵抗。

然而,《野蔷薇》《佳人》赢了观众,却输了比赛。

本想拿全场第一的于文文,虽收获不少好评,但最终还是败给了对手。

二公,于文文回归宁静组,本以为拿的是越王勾践的本子,谁知却唱了一出《霸王别姬》。人气方面,于文文队不如郑秀妍、王心凌、谭维维,以至于《佳人》排名倒数第二;原本宁静对那英,能帮同组于文文兜底,结果宁静战败,那英捞了倒一徐梦桃队。这一结果,致使刘恋淘汰出局。

无论是舞台表现力,团队智力,还是同人圈“一个姬圈,两个姬本点”二当家的地位,刘恋都不应该被淘汰。最漂亮的一场仗,结果“新文恋播”自此解散。刘恋走时,还不忘叮嘱于文文:“起码取得一次胜利,好不好?”这话直接把于文文整破防,使其抱着张天爱就是一顿哭:“我没有保护好她。”

得知队友刘恋被淘汰,于文文带着哭腔说了句“怎么办”。巧的是,第一期也出现过类似话语。

那时候,那英、宁静挑队长,都在抢吴莫愁。面对被冷落的于文文,宁静的态度是:于文文太像以前的自己,怕控制不了。对此,于文文回了句:“那怎么办呢?”

选不选我,我都是队长,肯定要进一个队。至于进哪一组,您二位看着办。那时于文文的态度还很强硬,甚至有种“被抛弃”后耍小脾气的感觉。

可经历了风风雨雨,当年那个刺儿头,如今也只能疲软地、无助地说上一句“怎么办”。

不少观众会用成长一词来形容此时的于文文,但不得否认的是,于文文的风格不是绝对自由的追逐以及绝对个性的张扬,而是带着一丝无可奈何的妥协。这种不彻底的抵抗,以必然的收编作结,易联想到后人对《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的后现代解读。

白惠元在《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一书中提到,无论是电影《大话西游》系列,还是今何在的小说《悟空传》,齐天大圣都成了那个被束缚的、自我阉割的个体。

在《大话西游》中,至尊宝与孙悟空本就是一体两面:一个是钟情紫霞的凡夫俗子,一个是法力无边的斗战胜佛。正因如此,前后角色性格的变化,造就了那句经典的青年亚文化宣言:戴上金箍,不能爱你;不戴金箍,救不了你。

同样,在小说《悟空传》中,孙悟空不得不朝着自己的分身的头上砸去。“所以要战胜孙悟空,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怀疑他自己,否认他自己,把过去的一切当成罪孽,把当年的自己看成敌人,一心只要解脱,一心只要正果。”

至此,青年的困境被反抗、妥协以及自我否定所囊括。

无论领导的要求多不合理,无论自己的坚守得到多少人的支持,只要发出质疑,便是不成熟的表现。以个性化风格乘风破浪的于文文不再是我们的谈资,倒是几经磨砺后的哭泣以及“葛优瘫”成了悲剧式的笑柄,供你我宣泄内心的烦闷。

这种安于悲苦的心理,倒不是因为观众愿意看人家笑话,而是因为青年亚文化本身存在的悖反特征。所谓的个性,本身是没有个性的;同时,集体的幻梦并没有允诺她所谓的成绩,两次公演失利让她倍感自责。

这种“意难平”以及青年亚文化思维的破产,在四公到达顶峰。

胡杏儿、许茹芸加入于文文队后,于文文表现出更加保守的领队思维。这也让于文文选择对抗宁静,而非那英。

至此,于文文完成了从《大话西游》向《悟空传》的变化。宁静表示于文文很像当年的自己,如今于文文对战自己的分身,即集体意识下的、被迫的自我否定。

结果,宁静带领一代团所向披靡,于文文挑战失败。更可笑的是,四公结束,于文文队淘汰的恰恰是三公后新加入的胡杏儿、许茹芸。而她们的参赛曲目是《你的眼神》。

在集体中忘却个体的身影,却又在忘却中悔恨、追忆。妥协后的于文文,不仅失了比赛,还失了心气。

“在神的字典里,所谓解脱,不过就是死亡。所谓正果,不过就是幻灭。所谓成佛,不过就是放弃所有的爱与理想,变成一座没有灵魂的塑像。”所谓的成功,不过是触及神话后的神话消亡。神话的边界,本就没什么生气。

能力和束缚,成了上帝试炼你我的法宝,也是青年的心结所在。于文文当队长至今一次没赢,可笑的是,《野蔷薇》《佳人》场外反馈都挺好。就像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还是被压在五行山下。想要出来,就得修炼自己,结果照顾到别人的感受,反倒连那个“别人”都没保住。

韩寒,算是青年亚文化的典型,反叛的个性总与他的文章、赛车经历有关。但在电影领域,无论是《后会无期》里的众人消失在人海茫茫,还是电影《乘风破浪》中与父辈和解、与小镇帮派独斗告别,都宣告了一种叛逆青年的失败。

此后的《飞驰人生》,更是让一个中年赛车手在见证人生辉煌后坠落山崖。今年春节档上映的电影《四海》,更是在口碑与票房上双遭滑铁卢。本以为是“四海为家”,结果成了“四海无家”,追求自由的“小镇青年”及其心仪的对象,均在资本与生存的双压制下,殒命公路。

无论是男主吴仁耀,还是女主周欢颂,都死在了跑道上。这场“在路上”的追逐,变成了“亚逼”的挽歌。

想起电影《心花路放》里的男主人公耿浩,与前妻康小雨结尾时的一段对话。前妻问他,当年为什么放弃音乐梦,耿浩说当初得过日子挣钱,前妻回复:“过日子也不仅仅是过日子吧。”

当下社会,不再是那个强调梦想的时代了。我们更多被一种保守的、事不关己的态度裹挟。正义也好,努力也罢,都只是引不起质变的量变,社会堵住了寒门的嘴,堵住了顾客们的嘴,堵住了想说话但不知说什么的哑巴们的嘴。

借用一句歌词:“我想要说的,前人们都说过了;我想要做的,有钱人都做过了;我想要的公平,都是不公们虚构的。”现实让叛逆者低头,同时又告诉他们得记着诗和远方。这种矛盾,被合理化地塞进娱乐中。过日子,也纯粹地只是过日子而已。

以前,谈及自由,其前提是赴死。这是极具浪漫意味的期盼,或一种源自功利主义的调侃,即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鄙视和怀疑。现如今,若再提及自由,我们最先考虑的是“活着”二字,哪怕这一词汇背后暗含一种苟延的存在观。

忍不住想起最早的《乘风破浪》,那时候的姐姐们都还能以一种抵抗的姿态绽放出自身的魅力。可如今呢?不可一世的宁静,被“我有事业编制”的访谈片段刷屏。而那个一直在被虐、却又一直在路上的于文文,不知还能在荧幕上挣扎多远。

毕竟,被五指山压过,还谈什么乘风破浪;即使逃出五指山,已经被驯化过一次,猴子又怎么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猴王。

【撰文: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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