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一年常住人口能增长的上限有多高？武汉给出的最新答案是：120万。
日前公布的《2021年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去年末武汉全市常住人口达到1364.89万，较上一年增加了120.12万人。
武汉因此成为北上广深成渝津之后，全国人口第八多的城市。考虑到天津2021年常住人口较上一年下降了13.6万，跌至1373万，只比武汉多出不到十万，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今年内武汉常住人口就可能超过天津，跻身全国第七名。
120万的年增量，是个什么概念
比排名上升更值得关注的是，120万这个增量本身，相当于目前已公布人口增量数据的城市中，排名第二的成都到排名第九的南京整整8座城市的人口增长总和。
武汉这一骑绝尘的人口增长是如何做到的？其背后是武汉一座城市的成功，还是隐含着某些趋势性的城市格局变迁？
首先说明一下，中国的人口数据最权威、最准确的是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其次是每五年一次的抽样调查。像2021年这样非五非十普通年份的人口数据，主要靠估算，其中具有一定的误差成分，只能作为参考。
尽管如此，武汉这120万的人口增量还是非常惊人的。
究其原因，有很多。比如，因为2020年的突发疫情而滞留外地的务工者，于2021年重返武汉；2021年9月当地再度放松落户限制，接近“零门槛”；当地出台针对个人和企业的人才引进政策及租房购房补贴新规等……其中虽然不乏“后疫情”时期的修复式反弹，也可看出这些年武汉在抢人方面有多卖力。
当然，卖力抢人并成绩突出的，不只有武汉一座城市。像成都（24.5万）、杭州（23.9万）等新一线，以及南昌（18.3万）、青岛（15.1万）、宁波（12.4万）郑州（12.2万）等强二线城市，去年的人口表现都很不错，增量均超过了10万。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上广这三座一线城市2021年总共只增长了7.7万人。考虑到七普阶段（2010年-2020年）北京平均每年增长22.8万人、上海18.5万人、广州59.7万人，三地一年合计增长101万人，2021年的人口增量堪称微不足道。
不同之处在于，上海常住人口的增长主要是靠外来人口的流入，户籍人口方面2021年减少了18.19万；北京正好反过来，户籍人口倒是增长了4.4万人，但在疏散非首都功能的背景下，2021年全市外来常住人口从839.6万人降至834.8万人，减少了4.8万人。
这背后，有不同城市人口、产业政策差异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与城市化不同阶段人口的分布聚集特征有关。
从“发财到广东”到“京沪大膨胀”
中国的城市化自改革开放后重启以来，全国的人口流动发生过几波转移。
改开初期，伴随特区的建设，在“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口号的召唤下，出现了百万民工下广东的人口迁移浪潮。这期间，受益最多、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莫过于深圳。1980年深圳特区成立时，只有区区33万人口，不及北京、上海一个零头。但到了2000年时，深圳人口已经突破了700万，分别相当于同期北京、上海人口的51.4%、43.5%。
整个九十年代，深圳常住人口增长了533.46万，几乎是北京、上海人口增量的两倍。
不过进入新世纪，随着城市化的加速、产业的转型升级，拥有更全产业链、更多就业机会、户口含金量也更高的京沪两市开始发力。21世纪第一个十年，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增量均超过600万，远高于同为一线城市的广州（275.2万）、深圳（335.96万）。
但随着京沪常住人口在2010年前后双双突破2000万大关，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高企等“大城市病”日趋严重，两地政府开始出手遏制人口的过快增长。
2009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将“逐步实施人口调控目标责任制”，并把人口规模调控问题列入北京市2009年和2010年市政府重点办理的折子工程。
而上海方面在2015年底的“十三五”规划市委全会讨论中，也把“守住常住人口规模底线”列为4条底线之首。《上海市2016年-2040年城市发展总体规划》更是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必须控制在2500万以内，2040年控制在2500万左右。也就是说从2020年到2040年的20年里，上海人口将几乎是“零增长”。
通过提高落户门槛、实施产业疏导这一手硬一手软的方法，京沪常住人口迅猛增长的势头，到2015年左右戛然而止。此后两地人口总量基本保持了稳定，不少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与此同时，同为一线城市的广深继续敞开双臂，所以从2015年起，两地年均人口增量双双超过40万，领跑全国。在它们带领下，七普十年（2010年-2020年），广东常住人口增长了2170万，是第二名浙江的两倍还多。
新一线崛起，城市版“先富带动后富”
新一线城市崭露头角，始于2017年。
当年2月，武汉打响“抢人大战”第一枪。之后西安、成都、杭州等城市纷纷跟进，落户门槛一降再降，补贴标准一升再升……在此种种操作之下，2018年西安户籍人口增长了80多万，成都、武汉也超过三四十万。
2021年，随着武汉、成都、杭州齐齐站上人口增量榜前三名，广州、深圳双双回落。广州只增长了7.03万人，深圳的数据虽然尚未公布，但根据广东全省去年总共只增长了60.4万，增量首次低于浙江（后者增长了71.7万人）来推测，深圳人口增幅估计也不会太高。
这标志着，新一线城市正式接棒北上广深，成为人口流动新的主要目的地。
在此期间，一线城市也不是没做过努力。比如北京、上海都在2021年适度放宽了落户门槛。但由于“放宽”后的落户门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旧高不可攀，基本都要985大学的应届生或其他名校的研究生才行，加之受疫情影响，很多原本在当地打工的劳动力无法返回复工，所以成效并不明显。
更重要的还是，一线城市高企的生活成本。以房价为例，根据智研咨询公布的2022年3月份全国主要城市住房价格，北上广深的房屋均价分别为每平米6.67万、7.17万、4.53万、6.81万，而成都、武汉、重庆等新一线城市的价格则分别只有1.94万、2.02万、1.39万，只相当于北上深的三分之一。
所以，当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在二三线城市遍地开花，以及各地纷纷推出“强省会战略”后，成都、武汉、杭州等新一线、强二线城市的性价比便开始凸显，而这也是人口迅速向这些城市集聚的根本原因。
不过仔细分析这几波迁移大潮的人口来源，还是存在一些差异的。无论是改开之初的“百万民工下广东”，还是21世纪头十年的京沪人口大膨胀，其新增人口皆来自五湖四海。而这一波新一线、强二线城市人口的暴涨，更多源于省内人口的转移。
以成都为例，其所在的四川省2021年仅增长了1万人，而成都的常住人口却多了24.5万，由此可见成都对全省人口的巨大吸引力。相较2020年末，2021年成都常住人口占全省比重提高了0.29个百分点，达到25.31%，足足四分之一。
同样的，2021年湖北常住人口增长了54.7万，而武汉则暴涨了120万人。虽然考虑到湖北去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的0.88‰，也就是说全省50多万的新增人口均为外来涌入，但即便扣除这些，武汉仍有60多万新增人口来自省内其他地市，数量仍高过外省流入。
怎么看这种人口流动的新趋势？
个人以为，它一方面进一步促进了本地人口的城市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实现人口的区域均衡分布，进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堪称城市版的“先富带动后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