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天安门诗抄

2023-09-20 05:24 来源：网友作者：网友浏览：95

核心提示天安门诗抄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16位老师以“童怀周”为笔名，将有关的抄本加以整理，编成《天安门诗抄》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8年12月，声讨“四人帮”的战斗呐喊，革命文学史上的丰碑——《天安门诗抄》出版。中文名天安门诗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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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诗抄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16位老师以“童怀周”为笔名，将有关的抄本加以编辑整理，编成《天安门诗抄》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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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诗抄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16位老师以“童怀周”为笔名，将有关的抄本加以整理，编成《天安门诗抄》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78年12月，声讨“四人帮”的战斗呐喊，革命文学史上的丰碑——《天安门诗抄》出版。

中文名: 天安门诗抄
作者: 童怀周
出版时间: 1978年12月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页数: 365 页
类别: 诗集
定价: 0.83 元
装帧: 平装
统一书号: 10019-271

天安门诗抄内容介绍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期间，英雄的首都人民以革命大无畏的精神，冲破“四人帮”的重重禁令，写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诗词，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万恶的“四人帮”。这些张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或在天安门广场上朗诵过的诗歌，凝聚着人们的血和泪、爱和憎，是发自肺腑的战斗的呐喊，它们鼓舞着广大人民群众同“四人帮”作殊死的斗争。天安门诗歌在斗争中发挥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是矗立在我国诗歌发展史和革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当年写作或朗诵这些诗歌的同志尽管遭受了“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这些诗歌尽管被“四人帮”诬陷为“反革命诗词”而受到了查禁和销毁；但是人民群众仍然冒着种种危险，运用各种巧妙的方法，传抄这些诗歌，珍藏这些诗歌。粉碎“四人帮”以后，首都群众曾搜集、整理、编印过多种天安门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天安门诗抄》，由时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题签（间图片上题字），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童怀周根据其编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文选》(正续编)选编而成的。为天安门诗歌的收集、流传作出宝贵贡献的童怀周还为这本诗抄写了一篇前言。《天安门诗抄》收入了六百余篇诗文。全书分为三辑：第一辑，收古体诗、词、曲、挽联等；第二辑，收新体诗；第三辑，收悼词、誓词、祭文、散文诗。这本诗抄附有多幅珍贵的照片，分精装、平装两种版本印行。

天安门诗抄背景介绍

天安门诗歌产生于一九七六年春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的伟大的“四五”运动。在中国人民同万恶的“四人帮”进行殊死搏斗的历史关头，诗歌成了这场革命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和直接战斗武器。就产生的背景、发挥的作用及其体现出来的文学与政治之间如此密切的关系来说，在中外文学史上，天安门诗歌都是罕见的文学现象。

一月八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举国上下，万分悲恸。然而“四人帮”却欣喜若狂，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择手段地压制和阻挠人民的悼念活动，并肆无忌惮地散布流言蜚语，继续诬陷周总理，而在这些罪恶活动的背后，他们加快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目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早就被他们破坏国民经济、摧残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罪行激怒了的中国人民，在沉默中思索，在思索中前进，终于在清明节前后采取了历史性行动。三月底，南京首先出现了反对“四人帮”、保卫周总理的大幅标语。接着，郑州、福州、西安、太原等地的人民，也冲破了“四人帮”的重重禁令，以各种方式举行悼念活动。对周总理的悼念，就是对“四人帮”的宣战。人民的这一历史性行动，在全国的心脏北京，规模最大，表现得也最为充分有力。四月五日前后，数百万群众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用泪水、黑纱、白花、诗词、挽联、花圈、誓言、讲演、血书……表达对人民的好总理的刻骨铭心的哀思，怒斥和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那几天，天安门广场变成了庄严肃穆的奠堂和营垒分明的战场，久蓄在人民心中的爱与恨，象火山溶岩一样迸发出来。“四人帮”在伟大的群众运动面前，胆颤心惊，坐立不安，他们利用一切组织手段，动用所有的宣传机器，妄图扑灭人民愤怒的火焰。然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巧妙的斗争艺术，不断地将斗争推向高潮。在这种情况下，“四人帮”为了挽救自己的厄运，动用暴力把“四五”运动中的英雄们投入血泊之中。伟大的“四五”运动虽然受到血腥的镇压，但在这场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革命、光明与黑暗的生死搏斗中，人民是胜利者。人民用自己的行动乃至鲜血，迫使“四人帮”彻底暴露了他们与人民为敌的凶狠嘴脸，在更大的广度与深度上促进了全国人民的觉醒，从而为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动乱的光辉的十月胜利，准备了最重要的群众基础，在我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彪炳千古的一页。

周扬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富于戏剧性的。‘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战线开刀，人民则用文艺的重锤敲响了他们覆灭的丧钟。”

①作为“四五”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同“四人帮”英勇斗争的日日夜夜，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张贴了成千上万首诗词。这些诗词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学生、农民、战士、干部……他们以不可遏止的激情，在自己诗词中表达了人民对周恩来同志的深沉的爱和对“四人帮”的无比的恨。当时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赞美这些诗词的：

纪念碑前洒诗花，诗刊不登报不发。

莫道谣文篇篇载，此是人民心底花。

（《神州正演捉鳖兵》之十）

①

正因为如此，它们在亿万群众中就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诵者声泪俱下，听者热泪盈眶，读者奔走相告，抄者废寝忘食。它们像一团团烈火使人民心中的爱与恨越烧越旺，像一把把利剑刺向“四人帮”的心脏，在教育群众、鼓舞群众、揭露敌人、打击敌人上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五”运动被镇压，天安门诗歌被“四人帮”诬蔑为“反动诗词”，它们的作者和诵者、抄者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然而人们并没有屈服，在“四人帮”“追查”、“销毁”的道道“命令”面前，仍然冒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把它们藏在蜡烛里，壁炉中，花盆内，土地下……使它们在“四人帮”垮台后得以重见天日。

在抄录、搜集、收藏、整理和出版天安门诗歌的工作中，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童怀周（汉语教研室十六位同志的集体化名）和七机部五○二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革命诗抄》组，贡献最大。他们顶着“四人帮”的高压，甘冒坐牢杀身的危险，搜集并分别于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出版了《天安门诗抄》、《革命诗抄》。此外，《世界文学》部《心碑》组、二一一厂等单位，也先后进行过天安门诗歌的抄录、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

列宁曾经这样赞誉过《国际歌》：“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①在“四五”运动中，天安门诗歌就具有这样的作用。来自各行各业以及各地的数百万人，素不相识，也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然而战斗的旗帜却那样的鲜明，意志却那样坚强，步调却那样一致，其奥秘就在于天安门诗歌中所表现的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拨动着人们的心弦，把人们从思想感情上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

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无限热爱和对“四人帮”的切齿痛恨，是天安门诗歌的主旋律。

天安门诗抄出版经过

一夜春风来，

万朵白花开。

欲知人民心，

且看英雄碑。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摘自《天安门诗抄》

王仰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最近默默地离开了我们。我为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而深感悲痛！

人们在阅读《青春之歌》、《鲁迅全集》、《茅盾文集》、《瞿秋白文集》和《巴金全集》的同时，也许记住了这些名著的责任王仰晨。

1977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童怀周”在民间出版发行了《天安门革命诗抄》(以下简称《诗抄》)第一集。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室主任的王仰晨从老朋友张炜那里得到了一本。他如获至宝，激动地对张炜说：“这是人民的心声，时代的呐喊，应该让它永世流传。”他听说“童怀周”十六名成员都是搞教育的，缺乏工作经验，就想，这些同志正在顶住压力，克服困难，利用业余时间这些血泪诗篇，我是专职，为什么不助他们一臂之力呢？尽管当时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尽管当时“童怀周”一位主要成员刚被捕入狱，《诗抄》的清样还被有关部门作为“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翻案的罪证而被查抄，王仰晨还是向“童怀周”毛遂自荐，主动要求参加《诗抄》的工作。他把自己当年在天安门广场抄录并珍藏的四十多首天安门诗词交给我，还建议对已编印的《诗抄》第一集进行修订，并继续广泛征集天安门事件的诗文和照片，力争尽快编印出附有照片的《诗抄》第二集。

那时，王仰晨正忙于新版《鲁迅全集》的工作。他体弱多病，我们不忍加重他的负担，劝他只要指导指导就行了，他却说：“我们大家都怀念周总理，你们把我也当作‘童怀周’的一员好了。”从此，他就成了“童怀周”无名而有实的成员。诗稿，他帮助选；版式，他亲自画；装帧设计，他帮着找人；纸张缺乏，他帮忙设法解决；为了提高印刷质量，他联系新华印刷厂制版排印；校对，他当仁不让，一丝不苟。这一切，他都是利用晚上和节假日休息时间做的，而且没有丝毫报酬，自己还搭上了不少车费。

一个星期天，我去他家取《诗抄》校样，见他倚靠在床头，大腿上放着一块木板，木板上摞着《诗抄》第二集的校样。见他支撑着病体在校对，我很过意不去，要他把未核完的部分给我，让我带回去由“童怀周”的成员分头校对。他说：“这是最后一校了，非常关键。你们缺少校对经验，说实话，我不大放心。”

“好像地球离了你就不转了！”他老伴插话道，“都病成这样了，还不肯撒手。”

“正因为我身体不好，更要争分夺秒抢时间……”他突然一阵咳嗽，随即吐出一口带血的浓痰。见此情景，我既惊慌又内疚。他却安慰我说：“不碍事，这是老毛病了。”看着他那瘦削苍白的脸和厚厚的一摞校样以及痰盂里漂浮的血丝，我的眼睛湿润了。我蓦地想起了鲁迅的一句话：“在生活的道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

天安门事件平反前夕，先后有几家地方出版社主动与“童怀周”联系，希望公开出版天安门诗词。王仰晨知道后，急切地对我说：“天安门诗词最好由国家级的出版社出版，这样影响大一些。”没过几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派人来与“童怀周”商定公开出版《天安门诗抄》的有关事宜。我问王仰晨是不是他促成的这件事？他笑道：“我哪有这个本事，只是向有关领导汇报了你提供的情况。其实，人民文学出版社许多早就希望出版天安门诗词了。”

对《天安门诗抄》的“前言”，王仰晨不仅提了中肯的意见，还连夜秉笔修改。他说：“能为《天安门诗抄》公开出版出点力是我莫大的荣幸。”

《天安门诗抄》公开出版后，“童怀周”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寄来的七百元费。“童怀周”想对王仰晨聊表谢忱，被他坚决谢绝了。后来，“童怀周”将费捐献给了中国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王仰晨知道后非常高兴。可是我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丙辰清明采风记》中提及他为《诗抄》所作的贡献，却引起了他的不安和不快。他说：“天安门诗词是时代的产物，是人民群众血泪的结晶。你应该写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人民，不应该写我，我的事不值一提。”

王仰晨离休在家时，仍旧争分夺秒抢时间，拼命地工作。

有一天，我去他家拜访。他在仅仅只有十平方米的卧室兼书房里，伏案看稿，桌上堆着足有一尺高的校样，旁边放着放大镜，双膝用一床小棉被裹着，窗台上放着几个药瓶。他说风湿病和气管炎又犯了。我问他又在拼命忙什么？他说编《巴金译文全集》。我说您已经离休了，身体又不好，人民文学出版社还交给您这么繁重的工作？他告诉我，这是他自己争取来的任务。他说：“我对巴老十分崇敬。在职时，编完了《巴金全集》后，就想编《巴金译文全集》，因为诸多原因，未能如愿。退下来后，经过多方努力，才如愿以偿。”我说，我想写写亲历的天安门事件和《天安门诗抄》的出版经过。他说这些历史事件应该如实地记录下来，并说等《巴金译文全集》编完后，愿和我探讨这些问题。

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完成了《“童怀周”与〈天安门诗抄〉》初稿。王仰晨看后，认为可以出一本书。我说如果将来出书，就请您写序。他立即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我既不是领导，又不是名人，更不是当年的‘四五’英雄，哪有资格写序！不过，我愿意帮你看看稿子。”

一个月后，他约我去他家谈我那篇稿子。我一进门，他就十分歉疚地说：“实在对不起，我对你的大作动得太多了。”我接过稿子一看，上面有不少地方用红笔改过，还有一些用蓝笔写的批语。凡涉及到他的内容，他大都删了，并批注道：“删去的部分希望照办！”他淡泊名利的思想品格令我崇敬。他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令我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