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 原本是活跃在中亚蒙古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他们从公元3世纪开始了漫长的西迁。匈奴人是骑在马背上的民族，匈奴的骑兵擅长使用长矛和弓箭作战。为了找到新的适合放牧的草原，匈奴人带着家眷和大量的马匹牲口开始了迁徙。匈奴军队有着强大的力量和严明的纪律，他们以不可阻挡之势扫清了西迁路上的所有障碍。当地的民族为了躲避恐怖的敌人而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从而掀起了一阵巨大的迁徙浪潮。这一连锁反应由君士坦丁堡和东罗马帝国一直延伸到多瑙河和莱茵河流域，最终在公元476年淹没了西罗马帝国。
匈奴人终于发现了所喜爱的土地，他们定居在匈牙利平原，在蒂萨河畔的塞格得城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匈奴人需要广阔的草原来放牧他们的马群和牲口，从这一片区域开始，匈奴人通过同盟或是征服的方式控制了由俄罗斯的乌拉尔山直到法国的莱茵河之间的区域。
匈奴人是马术精湛的骑手，从少年时期就开始接受训练，一些历史学家相信正是匈奴人发明了马镫，增强了骑兵在持握长矛冲锋时的战斗力。匈奴骑兵的机动能力使敌人带来感到恐惧，他们每天要更换几匹战马以保持这一优势。匈奴人的第二个优势是他们使用的复合弓，远远超过了西方的任何同类武器。站立在马镫上，他们能够向前后左右各个方向发射弓箭。匈奴人的战术是令人惊异的闪电般的突袭，并因此而带来恐怖。他们是一支由轻骑兵所组成的军团，他们的行政体系需要一名伟大的领袖来统率整个部落。
当伊朗人种的游牧民（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占据着草原地带西部即南俄罗斯时，无疑地还包括图尔盖河流域和西西伯利 匈奴极盛时期疆域图亚；草原地带的东部是处于突厥－蒙古种民族的统治之下。其中在古代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是以"匈奴"一名而被中国人所知。匈奴一名与后来罗马人和印度人称呼同一蛮族的名称（Huns〔Hunni〕和Huna）是同词源的。可能这些匈奴人（直到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才在中国编年史上清楚地记载了匈奴一名）在公元前第9和第8世纪时已经被中国人称为严狁。更早一些的时候，他们可能被称为"草粥"，或更含糊地被叫作"胡人"。在历史的黎明时期，汉人所知的胡人是指那些当时居住在中国边境上，即在鄂尔多斯、山西北部和河北北部的那些民族。马斯佩罗推测：所谓北戎即"北部之戎"，分布在今天的北京西部和西北部，是一支胡人部落。其他的部落在公元前第4世纪时已经归降于赵国。赵武灵王（大约公元前325－298年在位）甚至从他们那里夺取了山西最北部（大同地区），实际上还夺取了今鄂尔多斯北部地区（约公元前300年）。正是为了有效地防范这些游牧民的进攻，秦国（陕西）和赵国（山西）的汉人都改他们的重车兵为灵活的骑兵。这一军事改革带来了中国服装上的彻底变化；弓箭时代的长袍被从游牧民那里学来的骑兵裤子所取代。从游牧民哪里，中国武士们还模仿了羽毛装饰的帽子、"三尾服"和后来对名为"战国时期"的艺术起到很大作用的"带扣"。也正是为了防御匈奴，赵国及其邻近诸国的中国人开始沿其北部边境垒起最初的城墙，后来秦始皇统一和完成了城墙的建筑，成为了长城。
据司马迁记述，正是在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匈奴似乎成为一支统一的、强大的民族，他们由一位名叫单于的首领统帅着，单于的全名汉文译音是撑犁孤涂单于，中国人把这些词解释为"像天子一样广大的首领"。在这些词中可以发现突厥－蒙古语词根，特别是"撑犁"是突厥－蒙古语词（Tangri，天国）的译音。在单于之下，有两个最大的官职，即屠耆王，意为左右贤王。汉文译音"屠耆"与突厥字（doghri）有关系，意思是"正直的"、"忠实的"。就基本上以游牧生活为主的民族所能谈到的固定居住地而言，单于住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山区，以后成吉思汗蒙古人的都城哈拉和林就建在这儿。左贤王--原则上是单于的继承人--住在东面，可能在克鲁伦高地。右贤王住在西面，可能像阿尔伯特·赫尔曼认为的那样，在杭爱山区、今乌里雅苏台附近。接下去，匈奴统治集团内依次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然后是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这个游牧民族，在行进时被组织得像一支军队。一般行进的方向是朝南，这在突厥－蒙古种各民族中已成为习惯；类似的现象在匈奴的后裔、6世纪的突厥人中，以及成吉思汗的蒙古人中都可以看到。
汉人描绘的匈奴肖像上的特征，我们在他们的继承者突厥人和蒙古人身上也可以看到。威格尔概括道："他们的身材矮而粗壮，头大而圆，阔脸，颧骨高，鼻翼宽，上胡须浓密，而领下仅有一小撮硬须，长长的耳垂上穿着孔，佩戴着一只耳环。头部除了头顶上留着一束头发外，其余部分都剃光。厚厚的眉毛，杏眼，目光炯炯有神。身穿长齐小腿的、两边开叉的宽松长袍，腰上系有腰带，腰带两端都垂在前面，由于寒冷，袖子在手腕处收紧。一条短毛皮围在肩上，头戴皮帽。鞋是皮制的，宽大的裤子用一条皮带在踝部捆扎紧。弓箭袋系在腰带上，垂在左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带上横吊在腰背部，箭头朝着右边。"
上述服装的一些细部，特别是裹齐踝部的裤子，对匈奴人与斯基泰人来说都是共同的。有许多习惯也是相同的：如葬礼上的牺牲。匈奴和斯基泰人都是在酋长（或首领）的墓上，割开其妻子及随从们的喉咙，至于匈奴人，其人数达到上百或者上千。希罗多德（IV．65）记载，斯基泰人将敌人的头盖骨在沿眉毛平处锯开，在外面用皮套蒙上，里面嵌上金片，作为饮器使用。《前汉书》证实了匈奴人中有同样的习惯。这一习惯特别是从老上单于用月氏王的头盖骨来饮酒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确实，匈奴和斯基泰人都是把头看作战利品的。希罗多德（IV．64）曾提到斯基泰人在战利品中展示他们砍下的敌人的头颅以及挂在马缰绳上的头皮，以示夸耀。
在匈奴的后裔，即公元第6世纪的突厥人中，一个战士坟墩上的石头，其数目是与他一生中所杀敌人的数目成比例。这种嗜血性的风俗也同样盛行于印欧种和突厥－蒙古种的游牧民中。斯基泰人用敌人的血洒在插在一个小土堆上的神圣的短弯刀上，以及喝一杯被他杀死的第一个敌人的血。匈奴人在订盟约时，要用人头盖骨制成的容器喝血。在悼念死者时，斯基泰人和匈奴人用小刀把脸划破，"让血和泪一起流出来"。
像斯基泰人一样，匈奴人基本上是游牧民，他们生活的节奏也是由他们的羊群、马群、牛群和骆驼群而调节。为寻找水源和牧场，他们随牧群而迁徙。他们吃的只是畜肉（这一习惯给更多是以蔬菜为食的中国人很深的印象），衣皮革，被谢裘，住毡帐。他们信奉一种以崇拜天（腾格里）和崇拜某些神山为基础的、含混不清的萨满教。他们的单于或者最高君主，在秋季召集全体匈奴人（这个季节马最壮）课校人畜。所有的中原汉人著作家都把这些野蛮人描述成顽固的掠夺者，他们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耕地边缘，侵袭人畜和抢劫财产，然后在任何还击可能来到之前带着战利品溜走。当他们被追赶时，他们的战术是引诱汉人军队深入大戈壁滩或是草原荒凉之地，然后在自己不遭埋伏的情况下，以雷雨般的箭惩罚追赶者，直到他们的敌人被拖垮，被饥渴弄得精疲力竭，他们才一举而消灭之。由于他们的骑兵的机动性以及他们的弓箭技术，这些方法相当有效。在从最初的匈奴到成吉思汗时期的所有草原居民中，这些方法都很少变化。对于所有那些由马上弓箭手组成的部落，无论是东方的匈奴人或是西方的斯基泰人，这些方法都是共同的。正如希罗多德所陈述的，斯基泰人对付大流士就是采用同样的策略。大流士及时地意识到这种危险，并且在这种"退出俄罗斯"可能终止灾难的来临之前就撤退了。有多少汉人将领后来因为缺乏这种谨慎，他们受到匈奴人佯装逃逸的蒙蔽而进入沙漠荒凉之地，在那儿遭到了屠杀呢？
至于匈奴在突厥－蒙古种各民族中的语言位置，一些作者，如白鸟库吉倾向于把他们归入蒙古种人。相反，伯希和从汉文译本所提供的反复核对的几次巧合中，认为全面来看，这些匈奴人应该属于突厥种，特别是他们的政治***。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其族属尚无定论，主要有突厥、蒙古等说。无文字。战国末，常扰掠秦、赵、燕北边，三国相继筑长城以拒之。冒顿单于在位（前209～前174）时，统一各部，建立国家，统有大漠南北广大地区。老上单于（约前174～前160）时，匈奴势力东至辽河，西越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草原游牧帝国。汉初，匈奴不断南下侵掠。公元前200年，围汉高祖刘邦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遂迫汉朝实行和亲，且岁奉贡献，并开关市与之交易。然而，匈奴仍屡屡背约南侵，成为汉朝一大边患。汉武帝时国力强盛，曾3次(前127、前121、前119）大举出兵反击匈奴，匈奴势力渐衰。汉代，匈奴由于天灾、人祸及汉军的打击，发生过两次分裂：一次是公元前57年左右出现的五单于并立局面。结果是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归汉，引众南徙阴山附近。公元前36年，汉西域副校尉陈汤发西域各国兵远征康居，击杀与汉为敌的郅支单于，消灭了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公元前33年，汉元帝以宫人王嫱（昭君）嫁呼韩邪单于，恢复了和亲。另一次是王莽篡汉后，匈奴的势力有所发展。但到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日逐王比被南边八部拥立为南单于，袭用其祖父呼韩邪单于的称号，请求内附，得到东汉允许。匈奴又一次分裂，成为南北二部。南下附汉的称为南匈奴，留居漠北的称为北匈奴。
南匈奴屯居朔方、五原、云中（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等郡，东汉末分为五部。至西晋，南匈奴人在逐步转向定居农耕生活，但除了上层贵族生活习惯和文化教养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外，匈奴仍然聚族而居，社会结构变化不大。304年，匈奴刘渊建立政权，民族共同体开始瓦解，逐渐汉化。除刘赵政权外，十六国中的夏（赫连氏）和北凉（沮渠氏）也是匈奴支裔建立的。
公元91年，汉军出居延塞(今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旗一带)，围北匈奴单于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北匈奴战败后部分西迁，余众后来归附于兴起的鲜卑。多数学者认为，西迁的北匈奴就是欧洲史上的匈人。
